【黑雨】核爆后为什么下黑雨
1998年8月16日下午5时，湖北沙市水位突破45米分洪大限，荆江将要分洪的消息不胫而走。
得知这一情况，已是一个小时之后。
那时，我和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副社长谭道博及武警湖北总队宣传处的张处长正行进在武汉至岳阳途中。
此行的目的，原本是赶赴石首，与抵至那里的济南军区和广州军区的两支劲旅一起迎战滚滚而来的第６次洪峰。
在军事记者心中，汛情就是命令！我们迅即作出直奔公安的决定。
一边电告正在岳阳洪山头大堤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周志方做好与我们同行的准备，一边与长江前线各个军队指挥部联系，以掌握分洪的确切时间，同时通知分社所有一线记者全部随抗洪部队上堤。
分社党组早在抗洪之初就作出了硬性要求：哪里有抗洪官兵，哪里必须有我们的军事记者。
洞庭湖水的暴涨，使我们在岳阳过渡用去了宝贵的１小时又40分钟，正在这时，一场大雨又骤然而至――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这暴雨之夜用不到３个小时的时间赶完剩下的300公里陌生行程――否则，我们将无法在分洪之前赶到荆江大堤分洪闸。
无论作为军人，还是作为记者，我们都不能接受那样的现实！ 司机小李已把车速提到了120迈，我们仍在催促他加速再加速。
颠簸在滂沱的大雨中和泥泞的道路上，越野车就像滚动的猫耳洞。
车内，４部手机与各个方面加紧沟通，那阵势，不亚于酣战之时的野战指挥部。
的确，我们的心早已飞到了前方――我们牵挂着波峰浪尖上的那些与我们一样一身戎装的军人战友，也牵挂着灾区那些神情惶然生计艰辛的父老乡亲们。
我知道，一旦分洪，公安县城将成为汪洋中的一座孤岛，分洪区内几十万群众将失却家园。
茫茫洪水，洪水茫茫，何处觅故乡？ １９９１年华东水灾时，我曾乘一叶小舟进入四面被洪水包围的安徽寿县县城。
大水深处，那座千年古城仿佛一座与世隔绝的世界，使我在刚刚进入时竟然想起了中世纪的欧洲城堡。
尽管政府的救灾物资通过各种途径源源运进，但小城仍然笼罩着一种驱之不散的愁绪。
恐慌与无奈凝结在人们的眉宇之间，让你不得不为他们的处境焦虑。
那次洪水尚小，况且寿县还有古城墙相围，而在公安县城，能够抵挡滚滚洪流的，只不过几丈高的土围堰，洪水何时退却更是未知。
坦白地说，我们如此急迫地赶往公安，绝不是去满足某种猎奇的心态，而是凭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去获取灾区的第一手材料，去承担党的新闻工作者危难之时应尽的义务。
事实上，在抗洪一线，我们正是坚持这样做的，当灾区的群众缺医少药，当抢险部队缺少器材，是我们的内参直接将这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反映到了最高决策层…… 暴雨骤，浊浪急，军情紧。
黑色的天幕下，大雨把一切都变成了茫茫一片，极目之处尽呈雾状，使你无法分清方向，只能凭着感觉向前…… 车经石首，大雨初歇，载着分洪区灾民转移的一辆辆大卡车和大轿车朝我们迎面开来，交织在一起的灯光把天空与大地之间照得通明，路口上指挥车辆的调整哨被刚才那场雨淋得仿佛刚从水里捞出来的。
得知我们仍在前行，正在石首堤段指挥抗洪的济南军区某师方文生政委在电话中拼命劝阻：“危险，赶快回来！” 司机回回头征询我们的意见，“继续开！”车内几乎异口同声。
未几，又一个电话打了进来，是广州军区某集团军的一位领导，他关切地说：“分洪区内的部队已经奉命撤离，快掉头！” 我们谢绝了部队首长的关心，继续前进。
此时此刻，我们已把一切置之度外。
车至耦池正好２３：３０分，４位全副武装的公安干警在进入荆江分洪区的护堤上拦住了我们的去路。
干警介绍：他们已经按到命令，一切车辆只能出来，不能进去。
路边店铺的电视中正一遍遍播放着荆江分洪指挥部的紧急疏散命令。
迎面，推着板车、开着手扶拖拉机的群众一家家一户户地攀上大堤，又急匆匆地往前赶。
一位名叫张德树的老伯几乎是用哀求的声音劝我们：“千万不能由着性子，进去容易，出来可就难了！”老人说，撤离的命令６点开始就反复播放了，里面的群众差不多都已撤光，他走得慢，刚刚撤出来。
耦池离公安县城尚有５０多公里。
前行，的确冒着巨大的风险。
然而，无论是广西前线的枪炮声，还是青藏高原的暴风雪，无论是华东华南的大水灾，还是大兴安岭的大山火，哪一次吓倒过新华社的军事记者？！要说怕，只有一条，就是怕完不成上级赋予的报道任务，怕有愧于党的新闻工作者的光荣称号。
这时，解放军报驻广州军区记者站站长夏洪青带来的一个采访组也跟了上来，我们说服公安干警继续往分洪区中闯。
路边房屋虽人去楼空却亮着灯光，所有的门窗也都是敞开的，后来我们才明白，之所以如此，为的是减少洪水涌来时的冲击力，以免房子被冲倒。
10分钟后，分洪区内全部断电，车行十几里也不见一丝光照。
突然，小夏他们乘座的越野车急停，跟在后面的我们也紧急刹车。
路边躺着一个受伤的妇女，正痛苦地呻吟着。
“救人要紧！” 等到我们七手八脚地把她抬上前面的车子，才发现我们的车抛锚了，任凭大家把车子推得飞快，但无极变速车就是发动不起来。
恰好，后面拐弯处驶出一辆抢运灾民的中巴，前面采访车上因拉伤员滞留下来的夏洪青和广州军区战士报的钟菊生挤了上去，我们把年长的谭道博也往车上推，但老谭死活不干，“这个时候，我怎么能走？！”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车子仍无法启动，周志方从岳阳买上的３支大号手电成了茫茫黑夜中的希望之火。
直到这时，我们才猛然发现，车上５个人竟未带一件救生衣。
看到后面急急开来的一辆摩托车，我们仿佛抓住了稻草，一下子拦了下来。
怎料，电瓶功率太小，无法带动汽车。
名叫杨焕奇的车手和司机急得汗都下来了。
我们塞给小杨一瓶矿泉水，催他赶快离开。
“多走一个少死一个。
”老谭说。
摩托车尾部亮光渐渐消失，眼前又寂静下来，静得连远处的蟋蟀的叫声都清晰可闻，静得连夜风拂动叶子的飘动声都仿佛刺耳。
它使人感觉到整个陷入一片洪荒的恐怖之中，被巨大的寂静和无边无际的黑暗遮得透不过气来，哪怕是偶尔落下一滴水珠砸在脑袋上，也能反溅出一连串的心惊肉跳和长时间的魂不守舍。
我在广西前线体味过这种滋味，那是大战之前那种特有的死寂。
我猛地想起了电影《南征北战》中的一句话，“没动静，就是快了！” 预定的第一个分洪时间已到。
小周建议：“给编辑部打个电话吧？否则，我们咋死的别人都不知道。
” 老谭摆摆手：“算了，这当口打电话，还不把北京城都震动了。
” 我和老谭都见过�洲湾决口后的惨景，１０米长的口子不到１０分钟就裂成了６００米，８米高的巨浪打得８吨重的延安牌载重车连翻跟头。
不过，我们都有过战争的经历。
我们知道，如此危急关头，最迫切的就是稳定情绪、沉着冷静。
我们５个人成立了临时党支部。
懂点驾驶技术的老谭与小李一起抢修车辆，我和武警张处长打着手电慢慢搜寻周围可以躲身的高地和大树，小周胆子更壮：“我水性好，水来了我保护器材！” １点整，又一个预定的分洪时间到来，车子仍未启动，我们的手机电池也早在此前有因无果的反复联系中消耗殆尽。
惟一的希望就是夏洪青他们已赶至县城通报了我们的遭遇。
连平时不抽烟的小周也点上了烟。
如果说，此前我们是在等车子修好，但此时却纯粹是在等着洪水到来了。
每过一分钟都仿佛一个小时。
我不知道他们几个此时在想什么。
我只觉得这样死有点窝囊。
在我的潜意识中，从来就接受不了“出师未捷身先死”的结局。
不过转念一想，在广西前线，炮弹几次在头顶开花都未死；在皖东演习，车子撞烂了都未死，死有那么容易？更何况，有那么多军民战斗在大堤上，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分洪的。
想到这里，竟然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当兵的人》，老谭、小周、张处长，大家一起和着唱了起来…… 突然，司机小李仿佛发现了敌情：“灯……车！”小伙子激动得连话都不连惯了。
一支由警车引导的军车车队急刹在我们面前。
从警车上跳下来的公安县检察院副院长朱德新果断地命令后面的车队先走。
他告诉我们，这是整个分洪区最后搜寻出来的一批滞留群众，军车是济南军区某部汽车三营的。
老朱说，“有些群众太恋家，水一来，可就惨了！” 借助于警车上的电瓶，我们的车子迅即启动起来。
朱德新带车一路长鸣着追赶前面的车队，我们也开足马力向县城奔去。
车至县城城防大堤下，迎面急驶来的４台车一辆接一辆地停在我们面前，原来，都是闻讯前来营救我们的：有得到夏洪青报告赶来的武装部的大卡车，有得到摩托车手求救前来的公安警车，还有抗洪部队的２辆越野车…… 大堤上早就挤满了从各处转移来的群众，堤内的县城竟也是行人如潮，那一夜，整个公安县仿佛都是醒着的。
５分钟后，我们来到了设在县一中的济南军区某部，指挥员告诉我们：３分钟前刚传来暂不分洪的命令，上级指示，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不分洪，坚定不移地继续做好分洪准备。
我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那一夜，沙市最高水位45.22米。
新华社副总编辑何平说，如果不是中央指示咬紧牙关挺过去，你们早不知冲到哪里了。
后来，跟随江泽民总书记采访的何平把我们的遭遇告诉了随行的抗洪总指挥温家宝副总理，首长笑笑说，真是万幸了。
正是因为党中央决战决胜的战略决策，正是因为沿江军民的严防死守，尽管水位一次次的超过历史最高纪录，但荆江始终没有重复４４年前分洪的那一幕，我们冒死穿越分洪区的所见所闻所经历的一切，也就始终未形成公开的文字。
不过，前线指挥部的值班日志上，倒是有这样两行记录：最后撤出分洪区的，为５位军人。
其中２位武警官兵，３位新华社军事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