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序格局在社会变革中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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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序格局是著名社会学家、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运用结构主义研究乡土中国时提出的。它为人们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家庭和社会关系结构提供了理论框架。后来,在时代变化中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差序格局发生了变化,逐渐瓦解。本文以江西安义古村为例,分析差序格局在最近30多年的社会转型时期变化的情况和引起这些变化的原因及其未来的走向。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10—0199—08。
尹世洪(1950—),男,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湖北武汉430074)。
差序格局这一理论,是在20世纪40年代由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运用结构主义理论和方法,通过十数年深入乡村进行实地调研后提出的。今天,考察产生于中国乡土的这一理论本身,以及它在最近30多年来社会转型时期的种种变化,探讨引起这种变化的社会原因及未来走向,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和理解中国农村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世纪30年代中,费孝通负笈英伦,师从马林诺斯基教授,并以Peasant Life in China(即《江村经济》)一文,获得博士学位。从那时起,受结构功能主义大师马林诺斯基的影响,费孝通就注重以一个个农村村庄为样本,分析农村社会结构内部的系统性和它本身的完整性,为系统结构分析和功能分析提供一个个典型。正是在这种孜孜不倦的努力下,费孝通为尝试回答他自己提出的“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在多年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乡土中国》书稿,并于1947年出版。
关于《乡土中国》这本书的特点,正如费孝通在37年后的1984年10月11日写的重刊序言中所说:“这本小册子和我所写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调查报告性质不同。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P4)他还说:“搞清楚我们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工具。”[1](P4)很明确,费孝通在研究和理解乡土中国的过程中,运用的方法是尝试“在具体现象中提炼出认识现象的概念”[1](P4)。
那么,费孝通从乡土中国社会中提炼出一些什么概念呢?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他概括的差序格局。他从中国上千年的乡村社会发展史中,从乡村社会纷繁复杂的家庭和社会关系中看到了这一点,并运用他所学的结构主义理论,用最简洁的概念,概括了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结构。
费孝通描绘了中国社会的特点:其一,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其二,乡村人口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其三,大多的农民聚村而居;其四,村民活动范围受地域限制,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形成一个“熟人社会”;其五,维持乡土社会中人际之间关系的是“礼”、“孝”、“悌”、“信”等道德伦理。[1](P5—P9)。
《乡土中国》一书,贯穿了一条主线,即对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认识和分析。正如费孝通1948年在《后记》中所说,他是“专从社会结构本身来发挥”[1](P71)。为什么费孝通要以社会结构为中心展开研究?这固然与他本身就是结构功能派学者有关;同时,诚如刘豪兴在《乡土中国》一书的编后语中所言:“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这种特具的体系,也就是特具的社会结构,它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领域。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别,将引起差序格局、道德观念、社会秩序、社会制度、权力类别等等的不同。若将中国社会结构剖析透了,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特征、变迁和人们的彼此关系、人际互动与生活方式等等也就易于理解了。”[1](P424)这些话虽出自刘豪兴笔下,但综观《乡土中国》一书的内容,实际上也表达了费孝通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洞见和研究初衷。
具体而言,什么是差序格局?费孝通把这种关系结构形象地概括为以“己”为中心,像石子探入水中,水波纹向外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的“富于伸缩性的网络”,形成一种差序格局。他把差序格局喻为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1](P26)作为比较,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与西方不同。西方社会的人际关系是建立在个人与团体关系之上的,是一种团体格局。他还指出,中国和西方的社会结构格局,分别由不同的道德观念来维系。在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中,道德体系的要素是礼、孝、悌、信等,而在团体格局中,道德的基本观念是构筑在团体和个人关系之上的,这种道德体系离不开宗教的平等和公道观念。
值得指出的是,支撑差序格局的道德伦理,在中国具有上千年的历史积淀。春秋时期的孔子,就将家国作为一体来论述社会关系和伦理制度,认为无论君臣之间,还是家庭中父子之间,都要有恰当的名分地位,才能使人们行为有准则、政治有规范。孟子则认为,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是人伦关系,由这种关系形成分层的等级社会结构。[2](P2—3)就是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外国学者,也看出了这一点。如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就指出,“中国的伦理体系并不指向上帝或国家,而是以家庭为其中心的”,“中国的家庭中,上下尊卑有着严格的区分”。[3](P11)。
综合起来,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具有以下特点:(1)以“己”为中心,这个“己”不是个人,而是家庭;(2)以礼治秩序构成差等,按己群关系,由里往外,形成网络;(3)以己为中心向外形成的关系,具有伸缩能力;(4)道德系统中的伦理维系着差序格局,伦有差等的次序;(5)差序格局繁衍的土壤是传统的乡土社会;(6)差序格局是与封闭、落后的小农经济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这些特点,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性。
学术界公认,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为人们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农村的社会结构,提供了一个经典性的理论框架。
中国社会自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至今,经历过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转型。第一次是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国民党政权的反动统治,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次社会转型的首要特征是通过革命手段,达到政权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改变,进而通过政权的强制作用,来改变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及文化意识形态。第二次是从1978年至今,在社会政治制度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通过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方式,促进经济和社会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从而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转变和发展。
上述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转型,都使中国处在深刻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革中。因此,它不可能不影响到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中差序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前者主要是从政治基础和意识形态方面,影响着农村社会结构。这种影响还不是全方位的,时间也较短,因此,对农村差序格局有一定的冲击,但还不可能对它带来根本性的变化。而最近30多年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各种因素对差序格局的冲击则是全面的、深刻的,影响也是根本性的。根据在安义古村的调查,对差序格局的冲击主要来自以下方面:。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差序格局的实质,是从家庭出发,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反映。费孝通在阐述差序格局时,首先找到了传统社会中的核心——家庭(即他说的以“己”为中心的“己”)。他对社会结构的研究,就是从社会体系中最基本的单位家庭出发的。费孝通对差序格局概念的阐述有一条脉络,即以家庭为中心,从结构分析到功能分析,层层展开,最后揭示家庭关系与社会人际关系的奥妙:由各种血缘关系形成的、具有差等次序、向外扩张的一张关系网络。
在历史上,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应付农耕、水利、安全等家庭生存和延续的需要,安义古村与其他传统乡土社会一样,形成不少人口较多、规模较大、代际层次复杂的大家庭。在这种大家庭,纵向的亲子关系往往支配着家庭中的亲属关系。而传统的家庭伦理又强化了这种关系并由里向外,一圈一圈往外推,形成一种差序格局。从一定意义上讲,传统社会中复杂的家庭结构和维系家庭内外秩序的伦理,是差序格局形成的基础和前提,而差序格局是传统家庭结构和伦理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旦家庭结构和维系其关系的伦理发生变化,那原有的差序格局所反映的以伦理为差等的礼治秩序,也必然随之发生瓦解。
从安义古村调查的情况看,在社会转型时期,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其突出表现,一是家庭人口的减少,从1978年的每户6.79人到2009年的每户4.91人;二是家庭代际层次也减少,核心家庭在各种类型家庭中占比较大(33.0%);三是家庭规模缩小,如联合家庭从1978年占比16.7%,下降到2009年的14.4%;单身家庭从1978年的1%上升到2009年的6.4%。从总体看,与费孝通开展乡土调查的年代相比,今天农村社会的家庭结构趋于更简单。
从社会结构看,由于经济活动和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导致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由过去简单的阶级划分,到复杂的阶层变化。农民由原来简单的、差别不大的一般农民和村干部两个主要阶层,分化为农业劳动者、农村管理者、农民工、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农村知识分子等多个阶层。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使得人们的社会交往,不再是按照家庭(自家人)→家族、宗亲(远近亲戚)→街坊、邻里→社会朋友等的一圈圈水波纹向外推的公式展开,而是根据自身和家庭的需要,发生各种不同的对位关系。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是差序格局赖以生成和发展的基础。今天,正是由于家庭结构简化和社会结构复杂化的双向运动,使得传统差序格局的基石发生了动摇。
在传统的差序格局中,以道德伦理为差等的礼治秩序成为乡土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礼、孝、悌、信等传统道德伦理作为一种精神的“枷锁”,左右着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差等秩序,束缚着私人的关系。在差序格局中没有超出私人关系的伦理观念。传统社会中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亲属关系无不遵从差序格局的原则——以“己”为中心,一圈一圈往外推,愈推愈薄。己群按关系的远近、亲疏排列在不同位置,离“己”越近,关系越亲,反之,则“己”所属的群体界限越模糊。可见,伦理是维系差序格局的精神支柱。
进入社会转型时期,发展社会生产力成为一切工作的中心,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安义古村与其他地区农村社会一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家庭经济功能得到强化,生产经营活动成为家庭的主要功能。脱贫致富的愿望成为每个家庭发展的动力。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又为家庭经济功能的充分发挥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经济是基础,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了建立在其上的观念的变化。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村家庭经济功能的强化,经济利益成为各种社会关系中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它使得原有的家庭内外决定差等和礼治秩序的道德伦理不得不让位于利益判断。决定关系亲疏好坏的前提几乎唯一是利益,其次才是感情。在家庭中,经济活动中的强人,不管是男是女,在重大事务的决定上具有更大的话语权,而原先具有权威的老人或其他家长,则因为左右经济利益的能力不强而仅仅沦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尊者。调查结果显示,安义古村家庭生产决定权38.8%掌握在丈夫手中,18.6%由夫妻共同掌握,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家庭经济利益中处于重要位置。在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中,以“己”为中心,衡量关系远近亲疏的,已不再仅仅是伦理决定的差序等级,而更多地渗入了利益的因素,在很多时候和场合,利益的因素甚至超越伦理,成为社会关系中的决定性因素。
(三)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经济活动。
在费孝通的笔下,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土壤,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熟人社会。正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居,长年过着封闭的生活,活动范围很少跨出村外。在地域的限制下,村民们生于斯,长于斯,守望相助,终老乡里,形成一个相互知根知底的熟人社会。他们的行事原则,就是以伦理维系着的差等秩序。
进入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经济领域最大、最根本的变化,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市场经济有一种天然的力量,冲击着落后、保守的生产方式,推动着社会发展进步。在这一时期,安义古村的村民和其他地方村民一样,在形式上从事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经营,但是这种家庭生产已不是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它成为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新型生产方式。村民生产的农产品,除少数供自家食用,大部分都通过国家或公司收购,经过加工后进入市场。村民也成为商品的直接生产者。与传统农村社会更为不同的是,安义古村全体村民的50%、青壮年的80%以上,都外出进城务工,直接融入市场经济和城镇化的大潮,从事塑钢、铝合金窗加工等服务业,不少人成为有成就的企业家。原先以村为界封闭的地缘已大大突破;传统封闭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熟人社会变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跨越城乡的半熟人社会。这些来自生产经营方式、地缘和身份地位的巨大变化,使得以伦理维系的差序格局,失去了存在和生长的土壤。
费孝通在阐述差序格局时,形象地把家庭与外界之间的关系,比喻为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向外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由里向外愈来愈薄,关系由亲到疏。这种传统的差序关系,由于家庭对外界关系认同的不一,而具有一定的伸缩性,从而显示关系的亲疏不等。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据安义古村调查结果,核心家庭在家庭结构中占主体地位(占33.0%),主干家庭也占到22.3%。家庭规模的缩小,加上家庭经济功能的强化和地位的提高,使得建立在家庭之外的差序各方,如宗族、村级组织等很少被村民认同。这在问卷调查中回答“遇到困难和重大灾害时,找谁帮助”一类问题时(表1)可以看出。40.2%的受访者回答求助对象为“家庭成员”,8.8%的受访者回答求助对象为“已分家亲属”。而只有1.9%的受访者回答“宗族成员”;10.4%的受访者回答“村委会”,0.3%的受访者回答“村党组织”,0.5%的受访者回答“乡以上政府部门”。在回答“遇红白喜事找准帮助”一类问题时(表2),39.36%的受访者回答“家庭成员”;19.68%的受访者回答“已分家亲属”,9.30%的受访者回答“宗族成员”,12.5%的受访者回答“其他亲属”。而选择“集体经济组织”和“村委会”的,均为0.26%的受访者。对以上两类问题的调查结果反映,安义古村村民在遇到重大问题或困难时对家庭表示认同和对家庭之外差序各方不认同。如果再考虑到那些外出进城务工的家庭,它们更是常年游离于原有差序格局之外,只能在落脚的城市依靠自己家庭之力谋生存发展,或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状况,我们似乎可以推断,传统的差序链条,已在家庭与其之外的关系之间发生了断裂,那种规则的一圈圈往外推的波纹状差序关系已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