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与失 [百年奥运新闻媒体的得与失]
前几天，北京日报报业集团《新闻与写作》编辑部的同志约我从国际体育的视角写一篇关于百年奥运新闻媒体得与失的文章。
我感到为难，因为,一是这个题出得太大,二是我毕竟不是新闻人，凭什么在这个领域说三道四。
他们说，你长期从事体育外事工作，又参加了北京两次申办以及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组织工作，你可以从不同于新闻人的角度看问题。
盛邀难却，我只能从一个老体育外事工作者的感受来谈些管见，算是与新闻界朋友们的探讨。
应该记住的奥运新闻人物 回顾百余年来的奥运新闻报道历史之前，我们先谈谈几个奥运历史上的著名新闻人物。
在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先生之前的七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中，有三位主席我们应当记住。
一位是现代奥运会的创始人、奥林匹克运动最早最执著的实践家和宣传家顾拜旦男爵；另一位就是曾在中国当过战地记者、后来又为恢复我国体育界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合法权利秉公执言的爱尔兰人基拉宁勋爵；第三位则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西班牙的萨马兰奇侯爵。
谈起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我们不能不首先谈到法国的著名教育家皮埃尔・德・顾拜旦男爵。
为了宣传奥林匹克理想，重燃奥林匹克圣火，他在结束他的1890年雅典之行后，就开始投入到宣传奥林匹克运动中去。
他于1892年集中在报纸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并到欧洲各国四处演说。
在他的著名演说《复兴奥林匹克运动》中，他高声呼吁“一定要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引起欧美新闻界的强烈反响和积极支持。
正是在顾拜旦男爵的不懈努力下，1893年，来自14个欧美国家的代表在巴黎召开了“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代表大会”。
会议决定于1896年4月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发祥地希腊举行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还是在顾拜旦男爵的鼎力推动和亲自主持下，来自12个国家49个体育组织的79名代表参加了1894年6月16日至24日在巴黎索邦大学举行的“国际体育运动大会”，会议通过了正式成立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决议并选出15人担任首批国际奥委会委员。
会议还确定由第一届奥运会的东道主希腊委员担任国际奥委会第一任主席，顾拜旦男爵担任国际奥委会首任秘书长。
但雅典在举办第一届奥运会前正赶上希腊经济濒临崩溃，希腊首相从本国的经济情况考虑，坚决反对在雅典举行奥运会。
顾拜旦不得不赶往雅典解决危机。
他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宣传、游说才能，顶着希腊首相辞职的威胁和法国驻希腊使馆的强烈反对，凭他渊博的学识和雄辩的口才，硬是说服了希腊王储和希腊富商，得到了政治上和财务上的巨大支持，促成了第一届奥运会在雅典的成功举行，开创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新纪元。
他青少年时曾就读于有“首相的摇篮”之称的伊顿公学，而后在剑桥大学和巴黎索邦大学攻读文学，21岁开始当记者。
抗日战争时他曾来华采访，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切的同情。
他不但以客观公正闻名于新闻界，而且在国际体育界也以主持公道、仗义执言而受到广泛的尊重。
1967年，即墨西哥奥运会的前一年，受国际奥委会的委托，基拉宁勋爵率领一个调查委员会去处理当年仍奉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的事务。
通过他们认真地调查、取证，向国际奥委会提交了一份非常公正、客观的报告。
加之非洲国家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这个报告的结论最终被国际奥委会第七十届阿姆斯特丹全会所接受，将南非从奥林匹克运动中开除了出去。
1972年，当基拉宁勋爵当选国际奥委会新任主席的时候，他开启了奥林匹克运动一个民主和国际化的新时代。
正如国际奥委会负责内部运行的资深官员库巴所说：“历史应该感激基拉宁，国际奥委会从布伦戴奇时完全封闭的组织演变为萨马兰奇的开放机构，基拉宁在其中曾是关键的因素。
他引导了使改变成为可能的思想。
” 1972年当基拉宁勋爵当选国际奥委会第六任主席的时候，他曾承诺要在他的任期内解决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代表权问题。
虽然困难重重，但他并没有食言。
在经过与海峡两岸代表的反复协商，经过国际奥委会内部的长期反复协调后，他最终找到了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使海峡两岸的运动员都能参加奥运会的“奥运模式”，这就是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于1979年10月通过的“名古屋决议”。
“奥运模式”使海峡两岸的运动员终于相聚在了五环旗下。
他对于奥林匹克运动的巨大贡献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已被我们广泛宣传，众口皆碑。
除了他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21年里所实现的不计其数的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之外，他还与新闻媒体工作有着不解之缘。
正如他自己所说：“在1966年至1972年间，我在国际奥委会新闻委员会工作。
我认为这个工作比礼宾工作更重要，要重视和发展报界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
”在他1980年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后，更注意发展与新闻媒体界的关系。
他上任后曾在一年里4次给每个委员发一封个人署名的信函，介绍国际奥委会近期发生的事情，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内部简报。
在他执掌国际奥委会的后期，为了扭转因“盐湖城贿赂丑闻”给国际奥委会造成的被动局面，他亲自出面做媒体的工作，并巡访重点国家奥委会，出席主要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会议，澄清事实真相，稳定国际体育大局。
我曾两次在国际赛艇联合会理事会上聆听萨马兰奇的有关解释和演说。
萨马兰奇主席在他最终让出主席职位的两天前，即2001年的7月13日认真兑现了他最后一个重要承诺，国际奥委会投票决定，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给了北京,圆了中国人民要举办一届奥运会的梦想。
我们会永远感谢他！ 应该知道的历史上的奥运新闻报道失误 百余年来的奥运新闻报道工作为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宣传和平理念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成功的报道案例和辉煌的成绩不胜枚举。
这里，我想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来谈谈历史上的奥运报道失误。
在我的印象中，有四件事愿借此机会与大家切磋。
其中后两件事我是亲历者。
第一件事发生在1912年的瑞典斯德哥尔摩举办的第五届奥运会上。
美国的印第安人运动员吉姆・索普在这届奥运会上以其非凡的运动才能一举夺得两枚金牌并创下十项全能世界纪录，该纪录16年后才被打破。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亲自为他挂上了金牌并对他说：“先生，您是全世界运动员的王中王。
”但不幸的是，奥运会后，美国一家报纸却捕风捉影地报道说，索普早年从事半职业棒球运动员时曾收过别人的钱。
国际奥委会在没有调查清楚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居然同意美国田协的指控，取消了索普的冠军资格，没收了他的金牌。
在尔后的40多年里，索普到处申诉，但在美国种族歧视的大环境里他申冤无门。
直到1953年索普在病痛和忧愤中离开人世，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还我金牌！” 后来又过了近30年，在美国体育界主持正义人士的努力下，索普的冤案才终于得到了平反。
国际奥委会专门做出决定为索普恢复名誉，并由萨马兰奇主席于1983年1月亲赴洛杉矶将收回的金牌追授予索普的女儿。
这场由于报界的不实报道而引发的历史冤案经过近70年才得以澄清。
第二件应引起我们注意的事件发生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黑九月”组织绑架枪杀以色列人质事件期间。
1972年9月5日夜，当“黑九月”组织成员还在机场与联邦德国的反恐部队进行激战时，一位联邦德国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居然告诉媒体:所有的以色列人质均已获救。
各国通讯社在没有向前方采访的记者核实的情况下，就纷纷抢先把这一消息发到了世界各地。
我当时正在地中海南岸的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工作，当晚我们几乎同时收到了截然相反的两条新闻。
一则说，联邦德国政府发言人称，全部人质均已获救。
另一组新闻来自不同的通讯社说，全部以色列人质均已遭杀害。
弄得我们一头雾水，不知道该信谁的。
直到第二天早晨报纸的口径才一致起来。
受这种不负责任的新闻发布之害最深的还是以色列人民。
由于时差原因，9月6日的以色列报纸均把“人质全部获救”的消息在头版头条发布，但在他们狂喜欢庆的同时，从广播和电视中却听到了“人质全部遇难”的噩耗。
消息的落差真是从天上到地下，他们经受了由于新闻报道的失误而给他们带来的精神上的巨大伤害。
第三件事是我与许多同胞共同经历的一次精神打击，那就是1993年我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北京最终以两票之差与举办千禧年的奥运会失之交臂的事实。
当时除了国际大环境对我们不利，我国总体实力不够强大和我们申办人员的工作经验不足之外，新闻媒体对内炒作过分、国内舆论控制不当则是国人对那次申办结果从满怀希望到极度失望的主因。
“志在必得”的口号作为内部工作要求提出来无可非议，但如果作为外宣口号则极为不妥。
虽然我们在一线做申办工作的人登机去摩纳哥蒙特卡洛参加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会时心中已有数，知道这次申办表决票数非常接近，北京和悉尼谁胜出都在一两票之间。
不管他们是在国内，还是在摩纳哥，发出的消息都是积极的乐观的，没有把北京申办失败的可能性说明说透，客观上给国内读者和观众造成了一种“北京必胜无疑”的舆论导向，把国人对北京申办成功的期望值提到了极致。
我们都深谙“峰高谷深”的哲理，过高的期望值往往会带来极度的绝望。
北京第一次申办未果给国人带来的精神打击是我们不少人都经历过的。
那次新闻舆论导向的失衡令我们终生铭记，希望后来者不要重复类似的错误。
还有一件事必须提及，就是发生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排决赛时某重要互联网的那则新闻笑话。
这场女排决赛时我就在雅典现场与北京市和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观看比赛，当中国女排明显落后于俄罗斯女排但比赛尚没有结束时，某个大网站竟然抢先凭猜测和臆想发出了“中国队夺冠失败”的消息。
当中国女排经过顽强拼搏、力挽狂澜、打败俄罗斯队获得奥运冠军的时候，我真不知道这家网站该作何解释。
中国女排夺冠后，我收到了北京朋友发来的短信说：“原来我就不太相信网上新闻的真实性，这次更加深了我对网站新闻的疑虑。
” 作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互联网是集前3个媒体之大成者。
其信息量大、时效性强和互动性强等优势明显，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群青睐。
自从1998年联合国正式提出互联网为第四媒体以后，国际奥委会也及时召开了新媒体研讨会。
在北京奥运会上，互联网将与报纸、广播和电视等不同形式的媒体相互同台竞争，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但与平面媒体和广播、电视相比较，网络媒体的明显不足是缺乏新闻的权威性、严谨性和专业性。
单纯追求时效性而不顾事实就会发生上述“中国队夺冠失败”的新闻笑话，就会阻碍网络媒体的健康发展。
从历史上的奥运新闻报道的经验教训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知识，尤其是媒体人可能学到的更多。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了解了这些历史上的奥运报道失误，对于我们做好第29届北京奥运报道工作不无借鉴。
北京奥运会新闻大舞台 在和平年代，没有什么事件比4年一度的奥运会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了。
特别是2008年奥运会将第一次在世界人口最多、近年来经济发展最快、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首都举办，无疑将会吸引比历届奥运会更多的海外观众和游客来北京、来中国。
但亲临现场观看比赛的人数毕竟有限，即使是在北京也就700多万人次的持证、持票观众，境外人员仅为40多万。
据国际奥委会权威人士估计，届时仅收看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全球电视观众就可达45亿人次。
2004年雅典奥运会时，国际奥委会批准的注册记者人数是21500人。
另外雅典奥组委还接待了近4000名非注册记者。
雅典奥运会共计接待了记者25000人。
北京城虽然大，但可以想象，届时扛摄像机的，端照相机的，持麦克风的，拿小本子的3万媒体人员会遍及北京的大街小巷。
一个真实的北京、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北京人的形象将随着奥运会的运动成绩一起被媒体介绍给世界。
一场各种肤色、各种语言的名师、名记、名嘴的新闻大战将借助北京奥运会这个大舞台有声有色地展开。
我们常说：百闻不如一见。
各国记者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将用自己的眼光来现场审视中国、审视北京。
就像在戏剧舞台上有“生旦净末丑”一样，参加北京奥运会的各国媒体人员也是什么人都有。
但我们相信,他们能来中国、来北京,愿意借奥运新闻大舞台用自己的眼睛和头脑做出分析判断,总比他们不来中国而仍旧重复那些陈词滥调要好得多。
我们应保持中国公民应有的开放、自信、宽容、稳重的态度，平等地与他们沟通、交流、打交道。
让参加北京奥运会的新闻媒体向世界勾画和传播一个丰富多彩的真实的中国形象。
为了更好地报道北京奥运，做好我们的外宣工作，我有几点体会愿与新闻界的朋友们一起分享： 1.学会使用政治问题技术化的奥运外宣策略 政治问题技术化是奥运对外宣传的重要策略之一。
但我们新闻媒体界的一些同志没有真正认识到国内宣传和外宣工作的差别，习惯于用内宣的一套方法和语言去做外宣工作。
殊不知内宣和外宣的工作对象不同，我们的工作策略和方式方法也必须因人而异。
他们大都认为政治的背后往往是政党和“主义”，许多外国人对此不感兴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里，我们正在把大量的技术性工作与政治分开。
特别是对外宣传，是什么领域就说什么领域，是什么事情就谈什么事情，正在逐渐改变将技术问题政治化的做法。
这样做，有利于摘掉一些外国朋友看中国时的有色眼镜，有利于沟通和交流，有利于改善我国的国际形象。
在2001年初我们第二次申办工作中，就遇到了西方一些反华势力和媒体借口所谓“人权”和“虐待动物”等事因反对北京申办奥运会。
北京奥申委及时表明了坚决反对政治干预体育的态度，得到了国际奥委会大多数委员的理解和支持。
今年春夏之交，西方少数政客和一些西方媒体又借“藏独”势力闹事，捏造新闻，混淆视听，干扰北京奥运会的境外火炬接力活动。
北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都旗帜鲜明地反对利用所谓西藏问题破坏北京奥运会。
国家体育总局一位老领导有句名言：“体育的政治色彩最淡，但体育的政治功能最强。
”运动、健身、比赛、交流，看起来真没有什么政治，但1971年的“小球推动地球”的乒乓外交，日本、韩国借助举办奥运会实现的经济腾飞，难道不是实实在在的政治吗？说到底，组织奥运会也好,发射火箭也好,修筑水坝也好,任何一个重大事件和工程，对政治家来讲,均可以作为政治的载体对内部提要求。
但对外宣传时，则应尽可能地技术化，介绍的就是一个体育比赛，一次发射技术，一项水利工程，不宜负载过多的政治含义。
2.学会走出对外国人的认识误区 我们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提醒全党要防止“一手硬、一手软”，只抓经济，不抓教育的现象。
他批评社会上的一些沉渣泛起，包括有些人把崇洋媚外当成时尚追求的趋势，是“教育的失误”。
由于广义上的教育不到位和某些媒体的错误导向及不恰当的宣传，使不少国人，特别是不少青少年把外国人均看成了专家、教授、阔佬、权威。
一提外国人，反映到他们头脑中的就是发达国家那些黄发碧眼的白种人。
殊不知外国人是本国人对其他国家人群的统称，中国人在他们眼里也是外国人。
全球大多数是有色人种，占全球人口的70%，而白种人只是外国人中的一小部分，只占30%左右。
即使是欧美发达地区的白种人也是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
白种人和其他肤色的人一样，有教授，也有文盲；有社会精英，也有流氓和罪犯。
到中国来的外国人也是鱼龙混杂、良莠难分。
千万不要被他们的外表所迷惑。
只有在长期共事和实践接触中才能鉴别他们的人品。
可恶的是有些公司企业巧妙利用了相当一部分国人的崇洋思想，动辄以所谓“国外先进技术”、“直接进口”或“外教”等洋幌子进行招摇撞骗。
国家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我们一贯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处理与外国人的交往方面，我们历来主张不卑不亢、以礼相待。
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将有205个国家和地区的两万名运动员和官员参加在北京和青岛、香港、上海、天津、沈阳和秦皇岛等六个协办城市37个场馆的比赛，另外有境外40多万人来京观看比赛。
来者都是客，我们都要以礼相待。
我们的媒体对各种肤色的朋友们也应一视同仁，既不有意给某些强国、给部分人“抬轿子”，也绝对不能对我们的发展中国家朋友搞种族歧视。
新闻人通过各种媒体流露出来的情绪和倾向性对广大读者和观众有着十分重要的示范和导向作用，新闻人责任重大。
赛场内热烈、有序而公正氛围的营造，媒体有责；对赛场内外各种排外、起哄行为，对各种污言秽语和不理智的行为及时进行曝光、教育甚至抨击，媒体也有责任。
我国的媒体应该是北京奥运会文明办赛、文明观赛的精神组织者和指挥者，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旗帜和大学校。
3.学会走出学习外语的误区 随着北京奥运会的到来，一个学习外语的热潮也在北京不断升温。
这是件大好事，说明国人的开放意识正在增强。
一是以英语取代外语，外语对我们来讲是指中文以外的语言，或外国人使用的语言。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外语应包括世界上几十个主要语种，而不仅仅是英语。
在报端、电视上经常会发现以英语代替外语的笔误或口误。
二是学习外语不应是单向的。
这就正如开放、沟通、交流一样，历来是双向的。
近30年来，我国经济、文化、军事、体育等各个领域的开放，不仅是虚心请进来，还要挺身走出去。
学习外语不仅是中国人的要求，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要求。
从语言人口来说，中文则是讲英语人士的最大外语。
我们的有关部门和有些媒体不能只认钱，不能铺天盖地、无限制、过分地为学习英文的广告开绿灯，而对宣传、推广、普及汉语教育缺乏必要的热情、政策和支持。
三是正确认识经济对语言的导向作用。
这也正如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是沿海、沿江、沿水向中西部发展一样，世界历史上语言的影响范围总是伴随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的增长而扩张。
上个世纪40年代的英语，50年代的俄语，六七十年代的日语和八九十年代的美式英语的流行，都先后与当时英国、前苏联、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发展同步。
近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迅速增长，到中国来做买卖、谋工作的外国企业和个人越来越多，境外与中国的交往也日渐频繁，北京奥运会将为各种交往提供一个大平台。
受经济利益的驱使，他们学中文的热情激起了世界的“汉语热”。
媒体对“汉语热”的导向似乎应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
一方面，应呼吁政府和社会加大对汉语教育和普及的投入与扶持。
另一方面要力争创造一个学习汉语的好的舆论环境，例如多宣传一下学习汉语并不难。
造就一个外国人争学汉语的热烈氛围。
（作者为北京奥组委特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