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家
摘 要：在“改革开放”40年间的中国人文学界，钱理群是影响最巨的学者之一。他在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民间思想史研究、鲁迅研究、毛泽东研究与中小学语文教育研究等多个领域都作出了突出贡献。而他自己最为看重的是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与文学史理论建构方面的成就。以“文学史家”为自我定位的钱理群，就此展开了四重层面的探索：他既是一位文学史书写的大家，先后出版过多部文学史著作，并且每部都以其内容与形式上的创造力与代表性而成为了相应学术阶段中的“预流”与“集大成”之作;他又是一位在文学史理论建构方面具有自觉追求的学者，对于若干文学史本体问题都有独到的发现与理解，同时也以“承上启下”的姿态，清理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的脉络，总结了其间的学术经验;他还尝试“用文学的方法研究、书写历史”，从而将“文学史”的视野与方法锻造成为一种超越“文学史”这一著述体例与知识生产机制的思想资源与表达界面。与此同时，他的“文学史家”身份与他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关怀互相生发，他的学科论述与在学科领导工作中取得的“实绩”同样也是在讨论其文学史研究与写作时不可忽略的部分。
“改革开放”40年间，当代中国人文学的道路与命运始终与时代休戚与共，其间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尤其如此。在学术生涯贯穿了整个“改革开放”时期，并与这一时代相生相成的学者中，现代文学史家钱理群可谓极具代表性的一位。
尽管在“文革”结束之前，就已经完成了部分学术准备，但钱理群正式登上学术舞台，还是应从高考恢复以后，1978年回到北京大学攻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开始算起。毕业之后，钱理群留校任教。1985年，他与黄子平、陈平原合作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论述，{1}成为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中的最强音。{2}根据黄子平与陈平原的回忆，这主要出自钱理群的主张。③“20世纪中国文学”论述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突破了前一时期革命史叙述对于文学史研究的限制，建构了一种基于“文学现代化”理论的新的学术“范式”。{4}这一“范式”无论当时还是日后，都在激起热烈反响的同时，也引发了激烈争议。{5}但必须承认的是，其作为一种知识结构已经被广泛接受。与1980年代文学研究界中其他旋生旋灭的学术命题相比，“20世纪中国文学”论述之所以能够最终改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观念、方法、格局与图景，并成为学科史甚至学术史上无法回避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因其提供了一种成功的文学史书写思路与方案——尽管钱理群、黄子平与陈平原其时并未真正计划写作一部“20世纪中国文学”史式的著作。⑥换句话说，“20世纪中国文学”论述得以“落地生根”，与“文学史”这一特定的著述体例与知识生产机制直接相关。晚清以降，“中国人便开始以‘文学史’的编撰与讲授作为文学教育的中心”，{7}而在文学研究中，“文学史”同样也日渐成为一种至为关键的思维方式与表述形式。在“20世纪中国文学”论述的“范式”意义不断彰显，特别是作为一种文学史理论与实践资源被学界普遍接受。钱理群的学术生涯，也在肇始阶段就与“文学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事实上，早在“20世纪中国文学”论述提出之前，钱理群便已与温儒敏、吴福辉、王超冰合作，写作了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自修大学”教材，连载于1983年到1984年的《陕西教育》杂志上。{8}1987年，三人（王超冰因为时在海外没有参加）在此基础上经过大幅增订，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此后，该书又在1998年与2016年先后推出“修订本”与“二次修订本”。{1}在改革开放以来问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此书累计销量超过130万册，影响最大，风行不衰。而从写作《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到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论述，高度自觉的“文学史”意识堪为钱理群1980年代的学术工作的一条主线。
视野开阔、精力充沛，在周氏兄弟研究、毛泽东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民间思想研究与中小学语文教育研究等多个领域中纵横捭阖，均有原创性甚至奠基性的贡献，同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是学界对于钱理群的一般印象。对此，钱理群在晚年的学术自述中，开宗明义：
在2012年年末的一次座谈里，一位北大的研究生问我：你如何给自己定位，你怎样看待自己？我回答说，我更愿意把自己看作一个学者;在学术研究上，我更愿意把自己定位为文学史家。也就是说，学术研究更是我的生命意义和乐趣所在，而文学史研究与写作更是我的学术研究的重心，最能发挥自己的领域。{2}。
“文学史家”是钱理群最为看重的身份。这一明确的自我定位固然是一种晚年“收官结账”时的客观总结，但联系他在1980年代学术生涯的肇始阶段做出的选择，便可见彼时的钱理群就已有清晰的自我认知。必须说明的是，“文学史家”并非一个可以轻而易举地界定与描述的范畴。一来从晚清以降有“文学史”以来，“文学史”的概念、形态与书写机制，还有相关的文化政治，便一直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文学史家”的意涵自然也相应地难以完全固定下来;二来不同的“文学史家”对于这一身份的位置、功能与工作伦理的理解也歧见迭出，通常越是有创造力的“文学史家”，其见解也就越个性化。在讨论一位“文学史家”的思路、关怀、贡献与局限时，不仅应当看到他与既往的“文学史”研究与书写传统之间的关联，从中承继与转化了哪些资源，以确认其“文学史家”的资格，同时还需要考察他为这一传统提供了什么新的经验与价值，怎样拓展与深化了学界对于“文学史家”的定义。具体到钱理群而言，他对于“文学史家”的身份追求落实为四重层面上的思考与实践。
首先，钱理群是一位文学史书写的大家。在过去40年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风尚几经变迁，但在每一阶段，钱理群都有引领潮头与集大成式的文学史著作出版。《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自不必说，此书不单是19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作之一，而且由于及时吸收学界的最新成果，不断加以修订，也使之成为继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1951—1953年出版）与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79—1980年出版）之后最为重要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在写作此书时，钱理群与温儒敏、吴福辉、王超冰确立的原则是“持重与创新的结合”。③而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对于“文学史”这一著述体例与知识生产机制的独到特点的精准把握。钱理群等人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写作与修订过程中，既坚持自家判断，同时也充分尊重学界共识与普遍的接受程度，在兩者之间取得平衡，从而让此书既“好读”（作为著作），又“好用”（作为教材）。1990年代，钱理群又与吴晓东一起，参与编写了一部《中国文学史（彩色插图本）》。此书由钱理群与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董乃斌共同主编，1995年出版，2004年修订再版。{4}钱理群与吴晓东负责的是其中的“20世纪文学”部分（出版时更名为“新世纪的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初版中，钱理群曾依据“20世纪中国文学”论述，撰有长篇绪论。但在“修订本”与“二次修订本”中，他都删去了此文。因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虽然在“20世纪中国文学论述”提出之后出版，但主体部分其实此前便已完成，将两者截搭在一起，并不十分妥当。真正贯彻了“20世纪中国文学”论述思路的文学史，是《中国文学史（彩色插图本）》中钱理群与吴晓东编写的部分。对此，他们撰有《“分离”与“回归”——绘图本〈中国文学史〉（20世纪）的写作构想》一文，陈述自己的设计与追求。此文提出，“这是又一次自觉的‘重写文学史’”，而此次“重写”，特点之一就是“采用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为保持全书体例的统一，在具体提法上作了一些变通，称为‘新世纪的文学’），并落实到文学史的文本叙述中，这是将‘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与描述的文学史写作尝试”。如果说《中国文学史（彩色插图本）》在这一意义上是一部“承上”之作的话，那么其另外一大特点则是面向1990年代的“启下”努力，即书中的“20世纪文学”部分“又是作为‘中国文学史’的一个部分而存在，也就是说，我们在强调‘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性的同时，又将它重新纳入‘中国文学史’的总体结构中”。{1}将“20世纪中国文学”写入“中国文学史”，当然是一项颇具眼光与胆识的学术尝试，但此举更大的价值或许在于反映了彼时学界因应时代潮流而做出的调整：在1980年代，整个中国知识界的首要议题是追求如何“现代”，而“20世纪中国文学”论述的提出与展开恰是以其对于“文学现代化”史观的生动诠释而成为此一时期标志性的“学术事件”，但1990年代以后，知识界开始普遍承认并严肃面对“现代”与“传统”的“断裂”造成的后果，而钱理群等人此时的问题意识无疑便是对于这一内在焦虑的自觉回应。由此可见，钱理群对于“文学史”的理解不仅是一种历史化的学术工作，同时也具有高度的现实感。他认为，“文学史”与时代的关系，“虽然不像文学评论那样直接介入当代的文学创作，其实是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的，我们从来就有‘以史为鉴’的传统”。{2}除此以外，《中国文学史（彩色插图本）》还是当代中国学界“第一部全彩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图像研究成为“显学”之前便已着先鞭。 相关热词搜索： 史家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