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史研究与学科建设刍论
王凛然。
【摘 要】改革开放史研究符合史学发展规律，具有强烈的学术需求和现实需要，备受各界期待，方兴未艾。改革开放史研究可从改革开放初期史起步，以城市史、环境史等专门史为突破口，加强史学理论和史料学研究等史学基础工作。改革开放史研究应重视社科规划、成果发表、机构组织、教育教学、社会服务等学科建设，用体制机制支撑这一新兴研究领域可持续、高水平发展。
【关键词】改革开放史研究;史学理论与方法;学科建设;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K27;D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0）01—0099—09。
近来以改革开放40年磅礴历程为对象的改革开放史研究表现出了积极且强劲的发展态势，逐渐成长为中国史学研究的前沿和新兴增长点。关于改革开放史实证研究的著述、硕博士论文、社科规划立项数等均有较快增长。但也必须承认，目前“改革史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真正有分量的成果还不多”，a“回顾与展望改革开放史研究，是当前学术界的一个重大课题”。b一般认为，判断一个学科的发展有三个重要标准：一是研究的必要性，二是研究对象（内容）的自主性，三是学科制度建构的可能性。在改革开放史研究兴起初期，笔者认为从上述三方面展开一定的改革开放史理论研讨或可对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发展有所助益。
学术需求和现实需要是一门学科得以诞生并获得发展的必要性前提。没有这一前提的存在，任何学科的突破深化都无从谈起，改革开放史研究概莫能外。
改革开放史属于同时代史（或称“现实史”）。所谓同时代史，是指作为研究对象的该段历史仍然处于发展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基本处于同一历史时代。史学界似乎有“同时代人不修同时代史”的“传统”。梁启超曾说，既往的中国史学“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c但只要阅读中国史学史就会发现，这一“传统”并非确然。中国史家研究同时代历史的成果并不罕见。杜佑在“安史之乱”后着手撰《通典》，d两宋至明清的史家也都有对同时代历史的撰述和评判。特别是被誉为中国史学“研究规范和高不可攀之范本”的司马迁的《史记》，“既是一部通史，同时也是一部同时代史，通过它可以验证汉武帝在位期间是一个怎样的时代”。e史家们孜孜不倦于同时代史的著述与“鲜明的时代精神”这一中国史学优良传承紧密相连。a近代以降，上承时代精神，下启“以求实用”之风气。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夏燮的《中西纪事》、王闿运的《湘军志》、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等相继出版，“编纂当代史籍，遂渐渐兴盛”。b虽民国时期有所衰落，c但新中国成立后，同时代史研究又复壮大。胡乔木195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详细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两年的历史，打破了“易代修史”的误区，“其最重要的史学价值是开创了新中国研究现实史的先河”。d即使学术水平有优有劣，但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59）》《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等同时代史作品也都呈一时之盛。
西方史学同样具有同时代人撰同时代史的传统。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被后世誉为“历史科学之父”的修氏在《伯》著中表现出对同时代史的强烈兴趣。他将同时代史与过往历史比较后，认为“所有的证据使我得到一个结论：过去的时代，无论在战争方面，或在其他方面，都不是伟大的时代”，e表现出了其详今略古的史学魄力。修氏之后，塔西佗的《历史》、阿诺尔夫的《当代史》、伯纳德·安德烈的《亨利七世年代记》、乔治·皮博迪·古奇的《当代欧洲史（1878—1919）》、利萨加雷的《巴黎公社史》等均可称为同时代人修同时代史的重要著作。马克思更是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为同时代史研究提供了典范，“马克思不仅特别热衷于研究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时事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f虽20世纪初因史学专业化等原因，同时代史研究有所式微，但20世纪50年代后现实世界出现的各类问题又重新使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关注同时代正在发生的前所未有的飞速跃迁，“在这种背景下，二次大战及其后当代人亲眼目睹的历史过程，成了历史科学研究的新热点”，“历史研究范围突破原来的界线而一直延伸到当代，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
无论古今中外，同时代史长期以来都是史学百花园中与众多史学部类共同绽放的一朵奇葩，不可偏废。更为重要的是，历史学“只有通过改进研究方法，搜集、批评和融化新的资料才能获得发展”，h中国近代历史学的发展和演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与新史料的发现程度构成正比例关系”。i这是因为，同时代史研究往往意味着新史料、新方法。在这一意义上，不同时期的同时代史研究都将该时期史学研究的时间进一步向下延展，进而推动着该时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更新。当下，作为同时代史的改革开放史就是中国史下延的最新时段，拥有着太多尚未开垦的处女地，藏有数量众多且类型新颖的新史料，也必然会带来理论方法的革新。开展改革开放史研究是历史学自身生长的需要。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学习、宣传和研究改革开放史。2012年12月，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要把党的十八大确立的改革开放重大部署落实好，就要认真回顾和深入总结改革开放的历程，更加深刻地认识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更加自觉地把握改革开放的规律性，更加坚定地肩负起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责任。”a2018年10月，习近平在广东考察调研时强调：“我们要不忘改革开放初心，认真总结改革开放40年成功经验，提升改革开放质量和水平。”b2019年11月，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指出：“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让初心薪火相传，把使命永担在肩，切实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程中奋勇争先、走在前列。”c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更是33次提到“歷史”。历史学关乎过去，关怀现在，影响未来。历史学是回顾历程、总结经验和规律的学科。改革开放史研究对当下更好地认识历史必然性，更准确地把握历史规律性，意义极为重大。
近年来，中共中央多次就改革开放史的学习教育作出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强改革开放教育，引导人们深刻认识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凝聚起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强大力量。”d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要求深化“改革开放史”学习教育。e中共中央、国务院《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提出要“引导青年学习了解党史国史、近现代史和改革开放史”。f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近年来各地、各部门、各行业也陆续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改革开放史宣教活动。优秀的改革开放史研究成果是增强改革开放史宣传说服力、提高改革开放史教育水平的法宝。从提高宣传教育工作信度效度考虑，强化改革开放史研究也势在必行。
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说：“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显然在于增进人类的利益。”g历史学家吕振羽认为：“我们已经把握着现实，我们只须从历史的探究上来更强调现实的动向;我们要积极地去探究历史，但我们要更积极地去解决现实，这而且有其不可分离的统一性。”实践影响学术，学术也影响实践。改革开放史研究不是一个自足体，它派生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改革开放实践这一本体，又以研究成果参与改革开放，回馈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成就为领导干部治国理政提供了宝贵经验，为共产党员提高党性、做新时代合格党员准备了珍贵素材，为广大群众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留下了精神财富。改革开放史研究服务于党和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大局，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40年改革开放波澜壮阔，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方面面。史学研究包括史实、史论、史识等诸多要素。在改革开放史研究刚兴起时，如何能使研究扎实、深入，尽快取得更大突破？借鉴其他史学分支的成长经验，结合改革开放史自身研究特点，笔者认为改革开放史研究可从改革开放初期史起步，以城市史、环境史等专门史为突破口，并以史学理论和史料学研究等史学基础工作为加持。如是之，或可使改革开放史研究行稳致远，赋予其更为长久的发展动能。
历史学是时间的科学，时间既是研究历史的尺度，也为历史研究规定了断限。从时段原点出发，是每一具体时段史研究的一般规律。中华民国史研究起步于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深耕于“1950年代的中国”都绝非偶然。之所以要从改革开放初期史起步，首先在于改革开放初期史符合上述研究规律。其次，历史发展自有其因果性。改革开放时期逐渐形成的诸多制度安排、社会结构都始于这一历史时期。不从此开始而直接介入后面的时段，事情的来龙去脉难以叙述清楚。再次，我们虽提倡同时代史研究，但即使是同时代，也需要有一个史学研究所强调的沉淀期。相较于2000年后尚在流淌的动态画卷，改革开放初期史已基本呈沉淀状，非学术性干扰较小。最后，该时段研究具有史料基础，特别是现当代史研究最为看重的档案史料的开放程度较高，研究条件较为优渥。
以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改革开放初期史的起点，无论是官方还是学界，基本达成了共识。改革开放初期止于哪一年，学界则有1982年说、1984年说、1989年说、1992年说等不同看法，各有道理。笔者认为，虽然看法不一，但各家观点大体都认同改革开放初期应以20世纪80年代为主体。固以该模糊时间为改革开放初期史大致时段范围未尝不可，不必强求统一。这缘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初期史的界限还在继续变动，过于求其精确，意义不大。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地图，从目前各地档案馆档案鉴定开放至1988年看，暂且将初期史止于1988年也较为合适。综上，笔者认为，改革开放初期史就是要研究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空范围内改革开放历史过程、历史经验、历史规律等。
当然，历史是延续的，跨过“1978”，依然要重视1978年前后的历史脉络，特别是一些改革开放初期的重大事件本身就横跨1978年。如三线建设史经历了三个五年计划，从1964年延续到1980年。同样，改革开放初期史虽大致至20世纪80年代末，但研究并不能忽视此后仍然在行进的改革开放过程。如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虽然基本结束于1980年，但1983至2006年全国三线企业调整改造依然是这段历史的延续，还应予以关照。
时段史研究需要在各专门史分门别类研究的基础上加以整合推进。毛泽东指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a所以如此，因为没有各专门史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这一时段的整体史就难以完整浮现，改革开放史研究亦是如此。由于改革开放史研究起步不久，具体到各专门史研究更应以问题为导向，有所侧重。
正如前文所述，现实关怀是史学研究，更是改革开放史研究的鲜明特色。有学者认为“我们所提的问题部分地来自历史传统，但更多来自我们各自当前的社会”。b换言之，“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a作为离现实最近的史学领域，时代命题是改革开放史专门史研究的关切所在。中共十九大报告将污染防治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予以部署，凸显了新时代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从资政角度而言，开展改革开放时期环境史研究极为急迫。笔者曾指出，改革开放时期环境史就是研究“1978年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空范域内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互动，以及这些互动所引发的环境演化的历史”，这其中要重点突出环境保护史的研究。b此外，我们还应加紧开展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史研究。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城镇化速度最快、城镇化率最高的历史时期。与此同时，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逐渐累积、亟待解决的新问题。而且，未来一段时期仍将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关键期。为此，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挑战与机遇并存且叠加，新时代城市工作需要不断丰富的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史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历史信息。笔者曾提出，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史研究应“从城市群研究出发，融合于城乡关系史的讨论”，这其中，笔者认为尤“应关注城乡互动、城市农民工、城市外來人口管理的历史”。c需说明的是，指陈以上两类专门史只是抛砖引玉。实际上，凡是党和国家关心、人民群众关注、具有现实研究需要且有一定研究可能的其他改革开放专门史研究也都应积极开展起来。
另须强调的是，我们分门别类开展专门史研究的目的是在于整体史研究。德国历史学家德罗伊森说：“我们研究构成我们的历史经验的每一块材料，目的是弄清它是否以及如何对接到历史上人们共同努力的链条中。”d整体史研究不仅是专门史研究的依归，还是史学研究价值的体现，“假使没有人去研究它们的整体，那么分类的研究，一定要产生极荒谬的结果，那些研究整体过程的人，就是历史学家”。e克里吉（Eric Kerridge）说：“只有整合的历史才能使我们穿越现时，看到那已逝去的我们不熟悉的世界，更重要的是运用这种对那个已逝世界的知识，与当今世界做出对比，从而加深我们对现实的认识，这才是历史学家最伟大、最崇高的目标。”f改革开放整体史研究是对改革开放历史发展主题、主线、主要经验、基本规律等的系统性和综合性研究。当然，这并非说专门史没有综合和系统，只是好的专门史的系统综合是在回到历史的具体过程中通过以小见大才能得以发现。换言之，整体史研究是改革开放史研究的骨骼，专门史研究是改革开放史研究的血肉，它们一体两面，互相促进，共同拼合出改革开放史的完整图景。
史学理论和史料学研究的开展是一门新兴史学分支是否能够取得突破深入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史研究应重视改革开放史理论研究，加强改革开放史史料搜集和整理。
众所周知，“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没有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就没有整个历史科学的进步和繁荣”。g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史、环境史等的繁兴都以大量的史学理论的讨论为先导，带动具体实证研究的开展。相较于其他史学分支，目前改革开放史理论研究进展还较为缓慢，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研讨很有必要。具体而言，我们认为改革开放史史观、改革开放史史学史、改革开放史研究方法是改革开放史理论研究可重点关注的部分。首先，“历史观是历史学的根本问题”，a一切历史研究都是在一定史观指导下进行的，“对于此种历史的解释或概念，即此之所谓历史观”。b毫无疑问，开展改革开放史研究，应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并在研究过程中形成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史观。由于改革开放史研究开展不久，这一史观的内涵、外延和理论体系研究基本属于空白，亟待进一步阐述。其次，虽时间不长，但改革开放史兴起也有十余年，留下了自身学科的发展痕迹。这一阶段的史学史梳理已经有了可能。改革开放史史学史要关注改革开放史研究缘起、动力和脉络。具体而言，这十余年中出现过哪些具有代表性的史论、史著和代表性的学者，这些论著和学者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改革开放史研究进程，对进一步开展改革开放史研究有何启发？再次，史学方法研究对改革开放史研究尤为重要，“我们不应该把历史学看作是一门停滞不前的学问，它只有通过改进研究方法，搜集、批评和融化新的资料才能获得发展”。c在改革开放史研究领域中，一些具有改革开放史特色的史料已经在倒逼历史学扩充研究工具、改进研究方法。如何对待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出现的大量有别于其他史学部类的网络、大数据、口述史等新方法？改革开放情感史研究中可能需要借鉴心理学、社会学、神经科学、情感心理学、情感社会学、情感人类学等多学科方法，作为心理学元分析技术的“横断历史分析法”如何参与到感情变量随历史演进的变化趋势及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研究中？d进而言之，改革开放史研究如何把握史学方法的承旧和创新，处理传统史学方法和新型史学方法、史学方法与其他学科方法的关系，这都需要改革开放史方法研究予以揭示。
“没有史料是不能研究历史的”，e史料学是“研究史料来源、价值及其利用的一门科学”。f改革开放史史料数量大、形式新，正在逐步开放，需史料学研究尽快跟上。g首先，改革开放史史料在所有史学部类中规模最大，数量最多。与中国上古史研究“文献不足征”形成最鲜明反差的就是改革开放史。以2018年刚移交四川省档案馆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灾后重建档案资料为例，仅“5·12”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灾后重建中形成的文件档案材料就达到337盒、13980件、77375页。h其次，这些一手史料正在各地档案馆中被陆续开放。1985年，在中央政策指导下，国家档案局确定了开放“自形成之日起满30年的档案”的方针。这一原则随后被198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所确认。1991年，根据《档案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国家档案局又制定了《各级国家档案馆开放档案办法》。该《办法》第2条明确：“各级国家档案馆保存的档案，一般自形成之日起满三十年向社会开放，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类档案，可提前开放。”i1998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纂《中国改革开放20年史》的时候还留有些遗憾，主要因为当时“有关这段历史的档案离公布之日尚远，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因此“这部书主要依据公开材料写成，只是探讨这段历史的一个初步尝试”。j笔者2018年实地走访多地调查发现，目前各级档案馆正在抓紧工作将1988年前的地方档案予以鉴定、整理、开放。1978至1988年的地方档案开放数量和内容已经基本能够支撑起改革开放初期史研究的史料需要。再次，改革开放史史料具有其他史料所不可能具有的一些新类型，如改革开放情感史研究中出现的大量描述性统计数据史料（PAD情绪量表、SCL—90量表等情绪量表）等。这既给改革开放史史料研究增加了挑战，也完全可以是改革开放史研究深化和突破所在。故以专门史思维对这些史料分门别类，再从史料学角度按目录、专题展开搜集，并按照一定序列进行整理，同时加强史料数据库建设等工作都应尽快提上改革开放史史料学研究日程。
学科建设是一个新兴研究领域突破深化的物质支撑。虽然学界对改革开放史学科建设抱有极大期待，a但目前改革开放史学科建设与学术需求、现实需要间都还存在较大脱节。因此，除上文所提的学术努力外，改革開放史研究有赖于社科规划、成果发表、机构组织、教育教学、社会服务等学科建设方面的持续发力。学科建设是托起改革开放史研究可持续、高水平发展的基石，不可轻忽。
首先，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应增加对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关注。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是国家化的学术行为，是政府层面的学术引导，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学术研究的未来。作为最高级别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反映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布局和研究风向。2014、2015、2016、2017连续四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指南》设置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经验研究”“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史研究”等条目。2018年《指南》更是一次性设置了“改革开放专题史研究” “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贡献研究”“改革开放四十年伟大成就研究”“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程、成就和经验研究”等多个涉及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条目，体现了国家对改革开放史研究的重视。2017年获批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史研究”、2018年获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精神口述史挖掘、整理与研究”等标志着改革开放史研究已进入史学研究的“国家队”。但总体而言，改革开放史研究在各级各类社科项目设计和立项数目中所占比例极低，對引导学界从事改革开放史研究的作用还有待增强。
其次，学术刊物应给予改革开放史研究以发表空间。众所周知，学术刊物在培植新兴学科、引领学术发展、促进人才培养方面具有关键性作用。近年来，一些期刊，特别是党史国史领域权威期刊《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都推出了“改革开放史研究”专题，《中共党史研究》还开辟专版组织了六期“推进改革开放史研究”笔谈，殊为不易。此外，一些地方性党史国史学术期刊，如《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长期开设了固定专栏“改革史论”，为传播改革开放史研究成果、扩大改革开放史研究学术话语做出了贡献。但是，除对改革开放40年相关专门史的学术史梳理外，众多主流史学刊物在笔谈、专题论文、书评等具体刊物栏目上都罕见改革开放史研究的身影。坦率地说，目前改革开放史研究的重要瓶颈就是缺少发表园地，这不利于提高历史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持续性投入改革开放史研究。除扩大各专门期刊发表园地外，改革开放史研究还应在条件成熟时积极创办专门的学术刊物，作为改革开放史研究交流的窗口。
第三，改革开放史研究需加强学术组织和人才队伍建设。机构组织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机构不仅是一种学说的‘社会基础，它还使这种‘学说成为可能，并暗中决定着这种‘学说”。a二十多年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了从事改革开放史研究的第三研究部;b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史教研部成立了开展改革开放史教研工作的第四教研室;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正在着力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5、6卷）》即改革开放时期历史的撰写。相较于上述单位，高校改革开放史机构人才建设还较为沉寂。高校是学科建设的主战场，“在大学里建立学科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稳固”。c但目前高校历史学院（系）从事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教师凤毛麟角，以改革开放史为对象的教研室极为罕见，且普遍存在着研究基础薄弱、研究水平较低、研究保障困难等问题。笔者建议，高校在应届毕业生招聘和高端人才引进时可适当关注改革开放史研究人员，在科研经费上对其作出一定倾斜，鼓励和扶持相关教师主动申报各类社科规划中的改革开放史项目。高校还可设立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心（或教研室），构筑改革开放史研究平台，凝聚、提升改革开放史研究队伍，帮助优秀科研人才和研究成果脱颖而出。此外，相关全国性学术组织（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中共党史学会、中国现代史学会）也可适时成立改革开放史研究分会，促进改革开放史研究跨单位、跨区域、跨学科的学术交流。
第四，改革开放史研究需重视人才培养与教育教学工作。高等教育学认为， 除学术的分支（branches of knowledge）外，学科的定义还包括教学的科目（subjects of instruction）这一重要方面。d教学是科研的“隐形动力”，学科长远发展在于人才培养。高校是改革开放史教学与人才培养的主阵地。目前，高校改革开放史研究的人才培养主要依靠中国史一级学科下的中国近现代史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专业以及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中共党史专业，较为分散。以专业类教育而言，我们建议在本科阶段开设改革开放史专业选修课，在硕士和博士阶段设立改革开放史研究方向，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培养方案。同时，须加强中国近现代史专业与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中共党史专业教学竞合与协作。除专业类教育外，高校改革开放史普及类教育也亟待加强。2016年12月，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从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发展和伟大实践中，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e因思政范畴的改革开放史学习教育受众多为非史学专业学生，可在校级层面增设改革开放史必修课（或通选课），在高校、学院（系）、党校、团校培训中纳入改革开放史培训内容。教材是教学的前提，还应抓紧编写专业性的《改革开放史研究概论》和普及性的《改革开放史》，为高校不同层次的改革开放史教育与人才培养提供保障。
第五，改革开放史研究应加强与地方相关部门联系，凸显改革开放史研究社会服务优势。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曾言“社会，这个诸事物彼此关联的综合体，需要历史学”。f白寿彝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把历史知识交给更多的人，是历史工作者的光荣职责。”a最近，教育部已修改评价导向，将学科的社会贡献纳入考评体系。学科社会贡献不仅在应然层面，而且在实然层面已经成为史学分支学科突破深化的助推器。改革开放史研究具有服务社会的广阔舞台，更应有所作为。笔者建议，高校与地方史志部门图书馆、资料室馆藏改革开放史资料（包括数据库和电子资源）实现共享。高校可为地方改革开放史宣教人员开展学术培训。高校改革开放史研究人员可积极参与地方报刊、媒体、互联网平台与改革开放史相关的各类活动，形成改革开放史宣教合力。与此同时，地方史志部门可聘请高校研究人员担任地方改革开放史书籍、文章等兼职编辑、编委、研究员、顾问。地方还可为高校从事改革开放史教研的师生提供实践、教学基地，以此搭建研究成果转化渠道，对接校地需求。
四、结语。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开篇即言：“在这次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我就开始写我的历史著作，相信这次战争是一次伟大的战争，比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任何战争更有叙述的价值。”b习近平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c他还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奋斗，推动我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变革，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d毫无疑问，改革开放史研究深具“叙述的价值”，书写好改革开放的史诗，历史学家责无旁贷。只不过罕有历史学者能如修氏之史学敏感，在1978年就开始改革开放史的同步研究。虽如此，最近十几年，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国家社会重视程度提高以及改革开放时期档案资料的逐步开放，一些历史学者已经投身于改革开放史研究中。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今日的改革开放史研究也已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步。但从史学史角度看，这仅是一个新兴史学分支前进的一小步。须知，学术涵养是一个缓慢且长期的积累，我们应对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未来持有耐心。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我们对于过去的回顾要比观察我们自己时代的生活来得容易。”e正如前文所述，相较于其他学科领域，改革开放史研究更充满挑战性。要迎来改革开放史研究更具实质性的突破深化，还有极为艰苦的工作等待着历史学家。我们要重视社科规划、成果发表、机构组织、教育教学、社会服务等学科建设。我们可以从改革开放初期史起步，以城市史、环境史等专门史为突破口，进一步加强史学理论和史料学研究等史学基础工作。陈寅恪说：“一时代之学术， 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 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f改革开放史研究符合史学自身发展需求，符合社会现实需要，具有愈来愈丰厚的研究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顺势而为，我们对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未来更应持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