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传科学对康有为今文经学影响成因微探
〔摘要〕 康有为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向西方汲取智慧，不断追求文化革新、制度建构、政治变革的集大成者，同时也代表了力图改变中国命运的一批士大夫阶层向西方学习新知的时代高度。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与其说是对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移植，不如说是东传之西方科学影响下中国传统儒学文化发展的近代模式。东传之西方科学对康有为所开显的今文经学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中图分类号〕B2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9）06—0042—07。
毋容置疑，康有为是近代中国向西方社会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之一。在当时列强争竞之世，中国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形势下，康有为认为必须引进先进的西方科学为我所用，才能改变落后挨打的现实。康有为在传播西学、改造中学、改革教育以及培养人才等方面都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于少年之时就树立起“经营天下”之志，广泛吸收各家各派思想学说精华并融会贯通以构筑其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论体系，在晚清思想界独树一帜 [1]。康有为勇敢地扛起孔子和经学的大旗，并借用西学对其改铸。还把今文经学与时俱进的特征和社会的现实需要进行有机融合，再加之学贯中西的知识储备，开启了“援西入儒”的先河，拓展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 [2]。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康有为今文经学体系的形成明显受到东传之西方科学的影响，因此对康有为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影响成因进行深度分析具有重要价值。
的影响性质探析。
在儒学与西方科学关系问题上，康有为始终强调二者的相通与契合，他把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素王，借助孔子的权威推行其维新变法活动。并在儒学和东传之西方科学比较的基础上，康有为断定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理念也是孔学的应有之义，强调实现孔学与传统文化之间时代转换的重要性。除了自然科学之外，他还把政治、经济、法律和宗教方面的内容，巧妙地吸收并运用到他所建构的今文经学体系之中。康有为对孔学与西学的比较研究是在全球多元背景下展开的，他借助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的审视与整合。康有为儒学与东传之西方科学的关系问题研究对于我们实现儒学现代化、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积极意义。康有为的《物质救论国》一书系统地阐述了其物质救国论思想，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实业和发展科技的策略，体现了康有为炽热的爱国情结以及兼收并蓄的开放精神。应该说，康有为对中国科学的未来有着深邃洞见的先进中国人，是对当今社会具有重要历史作用的杰出人物 [3]。
进入21世纪，有关康有为科学与儒学的相关研究有所增加，吴雪玲教授指出康有为把教育视为拯救国家危亡的前提和途径，也是基于他对西方科学的推崇。要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关键是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全民素质，康有为的西学思想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4]。他还把“自然科学与社会改革融为一炉，把中国哲学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5]。康有为自称是“吾学三十岁已成”，笔者以为康有为自称其思想体系形成于三十岁之前的说法有待商榷。因为从他一生思想轨迹来看，其“儒西并尊”与“以儒化西”的重要阶段显然不是在三十岁之前完成的。康有为的哲学思想，不管是从内容到形式，还是思想到语言，无不彰显出新旧时代交替的特征。正如德国人鲍吾刚所指出的，“哲人康有为被称为‘满清近代以来最重要的思想家’，而且他也无可争议地是中国复杂的‘乌托邦’思想最具权威性的人物。如同聚光镜一般，古老中国光辉的政治宗教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人格当中，而且经过全新科学思想的折射后，其思想传播影响至今仍然不减。” [6]（345）。
学界很多学者都肯定西方科学扩充了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内容，改进并完善了清初以来今文经学的研究方法。早在19世纪80年代，董士伟先生就得出结论，康有为今文经学充分吸收西方思想从而突破了封建思想的藩篱，形成比较完整的近代启蒙思想体系，真正触及到启蒙思想的核心和本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7]。
20世纪90年代，宋德华先生以翔实的材料论证了康有为逐步深化的西学观。作为岭南学派的领军人物，康有为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受西学影响程度的加深而不断加深;同时，康有为今文经学形成过程也是康有为对西学认识日益深化的过程。在当时接触西学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以康有为为首的岭南学派开始从西学中寻求救世济民、变法图强的努力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更重要的是康有为等人能够根据中国的现实需要，从文化源流、今古嬗变的维度对中西思想进行全面比较，因此康有为对西方科学的认识无疑是其维新变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8]（420—508）可以看出，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体现的是康有为的疑古思想，对原有经典给予了大胆的质疑，而“疑古”的做法不仅是“默顿科学规范”中最核心的一点，同时也是科学精神的一种体现。
也有一部分学者否定东传之西方科学对今文经学的影响，某些学者甚至认为今文经学就是封建意识的残余，从而否定清末民初今文经学的成就。李泽厚就曾对康有为思想作过充分的概括：“康的思想也是数千年来传统思想体系终于在最后一代士大夫知识分子身上分崩瓦解和向资产阶级思想方向蜕化的表现，作为一面镜子，它清晰地照出了晚清这一整代人新旧并陈青黄不接的思想面貌和阶级性格。”[9]（165—167）李先生还认为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思想失去了其最本来的意义，晚期康有为甚至把他建构并深信不疑的“托古改制”理论搁置一边。在革命高潮风起云涌的大潮中，康有为为守住自己的阵线无瑕东顾，也就根本没有精力去反思、省察其思想发生的微妙变化了。
赵吉惠教授著有《中国儒学史》一书中认为儒学必然走向衰落的命运。在提到东传之西方科学冲击下儒学困境的时候赵先生指出，两种文化一接触，就显现出了巨大的反差，儒学的落后明显地暴露出来，因而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加剧了儒学走向衰微的进程。经过“托古改制”对儒學的改造，儒学的外衣虽然保存着，但其骨肉和灵魂都被蛀空，蜕变为改良资产阶级式的文化。“经过孙中山、章太炎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批判，并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以纲常名教为支柱的儒学，便走向了最后的衰落。” [10]（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