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员身体的历史性解读与未来展望:运动员身体好吗

摘要:以文献资料法为主,通过对运动员身体历史性考辨,提供了一把理解运动员身体体育进展关系的钥匙――通过它,我们不但看到了覆盖在运动员身上的人类文明发展的烙印,而且也体悟到身体除了是体育的物质基础、革命本钱之外所蕴含的更为丰富和深刻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身体;自然理性;宗教信仰;工具理性价值理性   中图分类号:G808.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11)07—0136—04   The Historic Interpretation and Future Prospect of the Athlete Body   ZHOU Jun—hua1, LIU Wei2   (1.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25,Shandong China;   2.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ibo 255049,Shandong China)   Abstract:With the method of documentation, the article makes a discussion from historic perspective to provide a key of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athletes’body and sport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key, we can not only discoverthe traces of human development embodying in the athletes’ body, but also understanding the various and in—depth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body beyond its value in material basis and revolutionary resource.   Key words: body; natural rationality; religious belie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value rationality   投稿日期:2010—11—23   作者简介:周君华,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

长期以来,体育学术界对运动员身体的研究多数定格在:身体体育运动的物质基础,尤其在运动人体科学中这种认识更被放大化。

正是由于这种认识,身体之于体育的意义和价值并没有得到深入挖掘。

身体仅仅是体育运动的物质载体吗?答案是否定的。

回眸体育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古希腊运动员身体除了力量的角逐与美的展现外,更多承载的是自然理性的表征;中世纪运动员身体除了体现被禁锢、被规训的表象外,更多的是作为被宗教信仰压制的对象而存在;近代运动员身体除了体现身体的产能外,更多的是作为工具理性遮蔽、奴役的对象;现代运动员身体除了作为“健康、有力、充盈、高扬、美丽”象征价值的物化身体外,更多地体现为各种“力”的集结地;未来运动员身体除了强调身体的强健和心智健全的统一外,更多承载的是价值理性的能指。

本文正是基于此种历史性认识,对“运动员身体”的表征和体现逻辑加以粗浅探讨,以便人们更好地理解和关爱运动员身体

1 古希腊运动员身体:自然理性的表征   毋庸讳言,谈起古希腊体育,我们除了想到它当时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符号,象征性而且极其简约地揭示了古希腊为解放人类自然欲望而设计出一种适于一切有机生物生存发展的道德尺度――“公平竞争”外,感触尤深的就是古希腊体育身体的极度尊崇。

“呼吸宽敞的胸膛,灵活而强壮的颈脖,在脊骨四周或凹陷或隆起的肌肉,结实有力的胳臂,弹性十足的双腿。

”[1]在古希腊,这些身体是一种极富感召力的符号,运动的身体表述着一种不可遏制的激情。

在他们眼里,理想的人物就是发育好、比例匀称、身手矫健、擅长各种运动的裸体。

……他们周围几乎所有临近的异族,都以裸体为羞,只有他们毫不介意地脱掉衣服参加角斗与竞走。

全民性的盛大庆祝,如奥林匹克运动会、帕提亚运动会、尼米亚运动会,都是展览与炫耀裸体的场合。

对于这一点我们毫无异议。

然而,这是对古希腊运动员身体的全部启示吗?答案是否定的。

众所周知,人类早期诸文明中,希腊文明兴起较晚,在思维习惯、组织模式、社会风习等方面受到西亚文化与古埃及文化的相当大影响。

埃及人二元论的宇宙、生命模式,以光明/黑暗、尘世/冥间、灵魂/肉体为基本结构,关注死亡、祈向来世,但并不否弃肉体,灵魂回归及与肉体复合是其信仰归结点。

这种两个世界、灵肉二分的模式,影响了希腊人的宇宙图景和生命样态[2]。

实际上,从柏拉图时代起,身心对立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菲德罗篇》中,他首次对人的灵魂做出了理性、激情、欲望的三重划分,并把理性视作灵魂的最高原则,认为理性是不朽的,与神圣的理念相通,它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

在这里,身体灵魂的关系被彻底扭转:心是理智之心,灵魂理性灵魂灵魂管辖、驾驭着身体、欲望。

灵魂中存在着理智、激情和欲望,理智起着领导作用,激情应服从和协助理智,并一同去领导欲望,以免欲望会因充满了所谓的肉体快乐而变大变强并不再恪守本分。

由此可见,在这种文化语境下,古希腊体育身体的尊崇,与其说是对健与美的向往,不如说是人类对自然理性的顶礼膜拜。

因为在当时人们坚信,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身体的锻炼与心性的修习是相辅相成的,灵魂的美好须在形躯的美丽中反映出来。

身材魁伟与健硕时时透露着灵魂与精神的高贵。

实际上,这也是当时一些理性主义者们(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等)干脆以运动员的身份去摘取桂冠的主要原因。

因为通过身体对力量与美的彰显,他们的思想、理念才能得以更多的敞现。

2 中世纪运动员身体:宗教信仰压制的对象   在史学上,一般认为中世纪是指从公元450年左右罗马帝国衰亡到15世纪文艺复兴之间约1000年的时间。

在这一段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发现,灵魂身体的这一对立关系在不同场合以各种各样的改写形式得以流传。

在这种关系中,身体总是受到指责和嘲笑。

有些时候,这样的指责和嘲笑是发自道德伦理的,有些时候是发自理性知识的。

但是,在大多数时候,它受到理性和宗教的双重磨难,只不过这种双重磨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轻重之分[3]。

可以这么说,自从柏拉图灵肉二分、扬心抑身的取向浸入中世纪的基督教中,那种认为必须藉着圣灵的启导,净化灵魂以挣脱污浊、罪恶的肉体的拯救论,就成为了中世纪思想的主流。

据史料记载,基督教利用神权,反对一切公共体育集会,规定基督徒如参加体育比赛和格斗表演,则不准参加“圣餐”仪式,只有他们保证永远放弃这种职业才能成为基督徒。

为了达到扬心抑身的最高境界,教士和修士们极力号召人们摧残身体以实现完美灵魂,一切有利于增进健康的体育活动和卫生行为都被视为“罪孽”,使人们在加入或模仿修道院生活的同时,将体育弃绝[4]。

当然学校体育也不能幸免,受基督教禁欲主义影响,学校只教育学生发展灵魂的“美”,而不发展身体的美。

在这一氛围中,有强壮身体的人是心灵卑下的人,所以,学校不设体育课,也没有任何发展体能的活动。

学生如从事体育话动,必然遭到严厉的体罚,体育被抛出学校教育之外,尤其是初级和中级学校的学生,一切消遣均被禁止,过着严格的禁欲生活。

丹纳的描述,揭示出中世纪对待身体的一般状况:“锻炼身体的习惯,对裸体的爱好,一一消失。

身体不再暴露而用复杂的衣着隐蔽,加上绣件,红布,东方式的华丽的装饰。

社会重视的不是技击手和青少年了,而是太监,书记,妇女,僧侣;禁欲主义遍布,跟着来的是颓废的幻想,空洞的理论,……关于人体的知识与研究逐渐禁止。

人体看不见了。

”[5]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不难得出,漫长的教会和修道院的中世纪,是宗教信仰盛行的世纪,是运动员身体沉默无语的世纪。

克己、苦行、冥想、祈祷、独身、斋戒、甘于贫困,这些控制身体并旨在将身体的沸腾能量扑灭的基本手段,给中世纪体育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运动员身体也在所难免地受到压制。

3 近代运动员身体知识工具理性遮蔽、奴役的对象   柏拉图从理性上判定了心身的主从关系,与基督教合流之后的理性与信仰的交融使心身二元论的对立在上帝的注视下得到了强化。

基督教彼岸与此岸的两分所造成的二元化紧张,既在教义系统内为现世生活提供了可靠的支点和框架,又因着这种张力的深层机制而生发出世俗化转向的契机。

中世纪后期,神圣的上帝世界进入了它日渐衰落的黄昏,世俗景观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短暂过渡以后,从17世纪开始,哲学和科学逐渐击退神学,国家击退教会,理性逐渐击退信仰,身体逐渐冲破了神学的禁锢。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身体并未因此获得激情洋溢的自我解放。

原因很简单,神学的对立面是知识,当神学被摧毁以后,显露出来的是知识,激发的是人们知识的热情。

在通往知识的路上,靠的是意识、心灵和推算的内心世界,而不是身体[6]。

于是,在理性和“我思”至上的笛卡尔那里,身体和心灵只能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区域。

因为身体代表着感性、偶然性、不确定性、错误和虚幻的一面,心灵则意指着理性、稳定性、确切性和真理。

此时,身体又一次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之中。

实际上,直到19世纪,身体一直在灵魂和意识为它编织的晦暗地带反复徘徊,不但没有走出来,反而在人对自己的意识、理性、主体性的关注中,逐渐淡出和消失。

也就是说,知识工具理性的出场,不但没有拯救身体,反而因为身体的反智性而放逐遮蔽了身体

这其中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在知识工具理性一步步地驱赶宗教信仰的过程中,在自然世界一步步地取代神秘的上帝世界的过程中,心灵和身体的存在关系转变成了意识和存在的工具关系,身体被奴役。

这一切,体现在体育上,就是身体成了体育塑造的对象,而非是锻炼的目的。

众所周知,17和18世纪,随着近代科学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巨大发展,在栈房制度和制造工业的推动下,近代产业逐渐普及于农村,家庭工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接踵而来的就是对身体的无节制索取。

因此,以前羸弱的身体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人们开始加强身体的锻炼。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人们进行身体锻炼,主要的目的不在身体本身,而在锻炼之后身体的产出。

换句话说,身体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手段工具的身份使身体还是处于尴尬的境地。

当然在这期间,我们并不否认有一些体育运动溢出这些历史传统。

我们知道,近代社会的一些人文主义思想家如洛克(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卢梭(顺应自然教育的身体锻炼说)、裴斯泰洛齐(遵循自然教育法则的身体训练说)等,他们把身体运动教育化,在全面发展教育思想的影响下把锻炼身体与塑造全面发展的青少年开始结合起来。

但是,在西方工业社会初期人们全力追逐物质财富的背景下,在人的身体被遮蔽、奴役的强大历史语境下,这些历史片断仅仅是冰山一角,无法改写身体作为工具的命运。

实际上,近代体育大部分时间的整体无语正好印证这一点。

4 现代运动员身体:科技工具理性的指代   步入现代,宗教的神/人及其世俗化的理性/感性二元对立景观出现松动,身体开始在各种场合争夺话语权,人们也随之调整了看待身体的视角。

人不再是纯粹的理性之“思”,而是有血有肉的“身体”,人的身体性从此便又受到了一种特殊的关切,既执着于寻找形而上的超越本体,又认定其内在地属于现象的主体。

这些观点,到了尼采那里,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一切以身体为准绳”,世界不再与身体无关,世界正是身体的透视性解释,是身体和权力意志的产品。

在此,我们就能明白,尼采的思想为什么既敌视基督教,又对现代性启蒙不屑一顾了。

原因就在于,这两种貌似对立的思想,不是表现出对身体的压制,就是表现出对身体的反感。

两者都表现了对待身体的不以为然。

只不过是,前者借用了宗教信仰(上帝)的名义,后者则借用知识理性的名义[7]。

之后,在西方,快感、欲望、力比多、无意识等纷纷作为“身体”之下的种种分支主题得到了专注的考虑。

萨特、梅洛―庞蒂、德勒兹、福柯等的理论话语正在愈来愈清晰地书写“身体”的形象及其意义。

扬心抑身二元对立的传统身体观点逐渐式微,身体作为一个不可化约的物质体浮现在理论视域,并逐步脱离意识的桎梏。

对于体育发展,这本是一件利事,因为“身体”终于可以和“心灵”相提并论了。

可是事与愿违,身体脱离意识的桎梏后,并没有在体育层面获得激情洋溢的合目的的解放。

鲍德里亚发现,现代欲望之身体隐含的革命意义已经被制作为一种符号商品(体育明星)进入交换范畴,与其他商品没有什么区别。

在消费主义的今天,运动员身体的公开展示与炫耀曾经意识着肉身从宗教和知识工具理性的禁锢之中解放出来,然而,这并没有改变现在运动员身体被变相异化的命运――不可自制地陷入了科技工具理性设置的陷阱。

4.1 个人运动员身体:物化的身体 随着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社会机制和社会运行日益工具理性化。

从19世纪起,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人们逐渐发现,社会的理性化进程并没有像众所期待的那样,成为解放人、确立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的积极力量。

相反,在现代技术世界中,人由于受到自己创造物的控制而丧失了超越性,陷入到了深深的物化之中。

体现在体育上的表现之一就是运动员个体在从事体育运动的动机上,不是追求身体和心灵的契合与完满,而是致力于实现物质功利的最大化。

可以说,大部分运动员为了获得好名次甘愿把自己的身体当作一个被规划、被塑造之物。

据一个海外媒体报道:某个组织对一些现役的著名运动员进行问卷调查,问他们如果有一种药物可助他们在比赛中夺冠,但是它也会缩短他们的寿命3—5年,问他们愿意用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它交换吗?令人恐怖的是,有70%多的人选择愿意。

这并非骇人听闻!的确,在消费主义处于主流的今天,身体已经沦落为和其他一切可享用物体一样的命运。

被看作具体存在的运动员身体,不再是灵魂与肉体的完美契合,而是追求得到市场的认可和进一步实现个人欲望最大化的自我。

4.2 国家运动员身体:财力、科技、综合实力的象征 康纳顿认为文化传递、社会记忆和国家实力都储存于身体之中。

无论是人们的理论阐释还是实践智慧,都无法完全摆脱与身体的联系。

国家运动员身体的形成虽然是比较晚近的事,但就其实质与个体运动员仍有着渊源关系,在身体工具化的定位上有质的相似。

众所周知,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开始把奥运会看作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为了能在奥运会上获得更多的金牌,许多国家在财力和科技投入方面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在此,运动员身体已经不能隶属于个人,他们所承载和传达的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比拼。

毋庸置疑,现代的竞技体育已不再是靠“经验”和体能的开发取胜,而是在生理学家、心理学家、营养学家、生物学家、材料学家、运动训练学家、发明创造家的共同努力下,依靠国家的财力和科技的力量不断增加运动训练的科技含量;改进体育器材、设备,加强科学管理才能取胜。

科技在竞技体育中的广泛应用,已经成为竞技体育发展的不可缺少的物质手段和强大的推动力。

多年来,科学技术介入到体育竞赛中,所获得的效果和产生的魅力令人瞩目:新型的乒乓球拍、玻璃纤维的把杆(撑杆跳高)、弹性良好的双杠和高低杠、能减轻水流阻力的高科技“鲨鱼皮泳装”、根据科学原理为加快奔跑速度而制作的七钉跑鞋等,都为运动员的夺冠带来了机遇[8]。

可以说,在这样一个“科技崇拜”的时代,世界上许多人坚信: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最终将使人们走向随心所欲的“自由王国”。

人们对于科学技术的崇拜在体育领域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竞技场上也有众多的事实表明运动成绩对科技的普遍依赖性,其表现最为突出的方面就是运动器材的进步。

我们知道,竞技体育运动员借助一定的器械而进行的体能、技能和心理的较量。

在这个过程中,运动员是主体,器械只是不可缺少的手段和工具。

但是由于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而产生的新型材料,将会大大改善器材的质地、性能,使器械在提高运动成绩方面起到意想不到的功效。

这样一来,运动员身体之间的对抗除了体能、技能等身体、心理素质的较量外,国家在这方面的财力、科技投入,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着比赛的结果。

实际上,现代运动员身体之间的较量已经远远超出了它们的分有,而转化为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

譬如近几届奥运会排名进入前两个集团的,绝大多数是世界上的发达国家。

由此,竞技体育已经背离了其本真状态,借用马克思的一个概念可以说,竞技体育在某种程度上被异化了。

现代竞技体育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这绝不是偶然,更不是各国人种的优劣,而是各个国家综合实力尤其是科技实力的体现。

由此可见,在国家这个层面上,运动员身体承载的更多是综合实力的意指。

5 未来运动员身体价值理性的能指   价值是人维护自身生命与存在的堤坝,是人类抵御精神空虚和虚无主义的防线,它体现了人的基本生存需要,更体现了人对其自身的内在追求与终极关怀。

因此,从根本意义上讲,人在世界上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以对自己的价值意义的把握为前提。

价值理性就是作为主体的人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人类对价值价值追求的一种自觉意识,是在理性认识基础上对价值价值追求的自觉理解和把握[9]。

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价值理性关涉的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目标是否符合人类本身发展的需求,是否有利于实现人类的自身价值和生存意义,而非是为满足眼前利益计算手段与目标的关系。

体育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和未来,人们更日益关注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人自身的和谐发展,更加关注人的身心健康与幸福,社会发展的目标已日益突显人本身。

我们应在价值理性的层面上来理解运动员身体身体本身就具有存在论的意义,是自我参与和融入世界的桥梁与纽带;身体素质的综合提高,内涵着人类存在能力的增强,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实现。

运动员身体与其生活本身密切相关,运动员身体的未来发展状况,昭示着运动员未来生活的健康与否。

这种有关体育价值理性,是对身体之工具理性化思考的超越,并内涵着人类自身存在价值的提高。

在这种价值理性的视野内,人不再是手段,而是目的,体育是志向于人更健全完美的重要途径之一。

从这一点上讲,未来运动员身体应该从整体、长远的高度引领体育发展,使人摆脱物质功利的诱惑,回归到体育发展的应然之路:强调身体的强健和心智健全的统一,肯定生命的活力,体验生命的动姿,使体育在“为人”“成人”的道路上大步向前,并最终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做出贡献。

6 结 语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人们身体的关注越发深入。

体育运动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运动员身体”作为人类文明进程的特殊呈现,历经自然理性的表征、宗教信仰的扬心抑身的压制、知识工具理性的奴役及科技工具理性的指代的各个历史阶段特征,身体之于体育的本源性意义一直没有得到凸显,身体的工具属性却不断被确认和设定。

在不断追求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未来,运动员身体应超越工具理性而回归价值理性的能指,致力于达成运动员身体的存在归属,从而最终为保证实现体育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而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马祥海,宋玉红,程卫波.身体之维:体育运动的历史嬗变[J].体育学刊,2008,15(8):17.   [2] 周与沉.身体:思想与修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375—376.   [3] 汪民安,陈永国.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4—5.   [4] 孙葆丽.试论基督教禁欲主义及其对欧洲中世纪体育发展的影响[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1992,15(1):74—75.   [5] 丹纳,傅雷译.艺术哲学[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5.   [6] 闫旭蕾.教育中的“灵”与“肉”―身体社会学视角[D].南京师范大学,2006:17—18.   [7] 汪民安,陈永国.身体转向[J].外国文学,2004,(1):36—44.   [8] 程卫波,胡海波,张志勇.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中的科技代价观[J].体育文化导刊,2007, (5):11—12.   [9]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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