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非公经济”的经济法解读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对于解决我国现存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同公有制经济相比，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还存在着许多制度障碍，为此，国务院专门下发了旨在推进“非公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1]该《意见》涉及到多个法律领域的问题，其中尤其涉及到大量的经济法问题，因而有必要从经济法的角度略为解读。
国家为什么要大力推进“非公经济” 的发展？这可以从经济法的基本假设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在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层面，存在着多个“二元结构”，其中，“公私二元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它是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赖以展开的一个基本假设。借助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公益与私益、公权力与私权利、公法与私法、国家与国民等多重“公私二元结构”，可以对经济、社会和法律发展中的许多问题作出有效的分析。
例如，从上述并未穷尽的多重“公私二元结构”来看，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之差异，主要在于所有制或投资主体之不同。事实上，两类经济都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提供的都是私人物品，因而都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私人经济；两类经济的主体，都有自己独立的利益追求，都会通过其私权利的行使来维护自己的私益，因而都是市场主体，在进行市场竞争方面，都应当有公平竞争机会。
可见，从“公私二元结构”来看，两类经济其实都属于市场经济或称私人经济，只是由于投资主体的不同，才产生了所有制上的差异。但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投资主体的差异，不应当构成市场竞争的阻碍因素。同时，公有制经济不是公共经济，提供公共物品是政府的职能，而并不是公有制经济的职能，因此，不应当把公有制经济的主体等同于或类比于政府，并以此将其同“非公经济”相区别，否则，与现实情况亦不相符。
从上述“公私二元结构” 的基本假设来看，既然两类经济都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两类经济的主体都是平等的市场主体，则其在市场行为方面的基本法律待遇，就应当是无差别的，这也是私法上的“主体无差别”假设的一个基本体现。而现实中的各类制度差异所造成的两类经济主体在法律地位、法律待遇、经济能力上的差异，是私法本身无法解决的，它恰恰需要包括经济法在内的各类公法来予以调整。因此，解决现实中存在的主体差异性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实质上的不平等、不公平等问题，正是经济法调整的重要目标。
基于“公私二元结构”假设，有助于认识到：两类经济实际上都是营利性经济，两类经济的主体都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或相关利益，两类经济作为私人经济，都应当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平等地展开竞争，因此，当某类经济在实质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时，就应当通过国家的推进，通过经济法等法律的调整，来使其实现基本的法律待遇或法律地位上的平等。上述认识，有助于从经济、法律的角度，转变发展非公经济的观念。
此外，借助于上述的“二元结构”的分析方法，可以进一步认为，在我国的市场经济领域，也存在着一个二元结构，即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所构成的“二元结构”。但像其他的各类“二元结构”一样，两类经济的发展是不均衡的，并由此影响了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此，对于发展受到限制的“一元”，就需要通过鼓励、支持、引导，来促进其发展，确保在整体发展上的实质公平。而积极的鼓励、支持、引导，正是经济法的规制性特征的体现。对此可以从制度特征的角度做进一步分析。
推进非公经济发展的许多制度，都具有突出的经济性与规制性。而这两大特征也正是经济法的基本特征。这说明在发展非公经济的制度体系中，需要和存在着大量的经济法制度，因而可以从经济法的两大特征的角度，去认识发展非公经济的相关制度的特殊性。
为什么发展非公经济的制度要有突出的经济性和规制性？这是由解决问题的需要决定的。从经济性的角度来看，各类推进非公经济发展的具体制度，由于旨在解决非公经济的发展问题，特别是其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法律待遇问题，因而制度的内容必然要围绕“经济”来展开；同时，要有效解决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在法律待遇上的实质不平等的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类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过大、市场失灵等问题，就必须从“节约”整个社会成本的角度，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来赋予其从事相关经济活动的权利，从而有效地推进非公经济地位的改善，以使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更加“经济”。这些都会使发展非公经济的制度具有突出的经济性。
其实，从这个社会经济运行更加“经济”的角度来看，基于相关的经济规律，基于经济发展的互赖与互动，基于各类经济的“比较优势”，一个国家既不能单纯地只发展公有制经济，也不能单纯地只发展非公经济，而必须考虑两类经济的适当比例、规模和效率，为此，就必须有效地运用相关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手段，以及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来进行有效的平衡、协调，促进两类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以在整体上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在体现经济规律，反映经济政策、经济手段的过程中，相应的推进非公经济发展的制度，就必然会体现出突出的经济性，从而使这些制度不可避免地带有突出的经济性的特征。
此外，为了实现发展非公经济的目的，各类推进非公经济发展的制度在具有上述的经济性的同时，还会具有突出的规制性，即把积极的鼓励促进和消极的限制禁止相结合的特性，这也是发展非公经济制度的突出特征。我国《宪法》第11条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这一规定本身就体现了对非公经济发展的积极与消极的两个方面的规制，从而也使得各类具体的推进非公经济发展的制度，具有了突出的规制性。如前所述，这种规制性在《意见》的标题上所表达的“鼓励、支持和引导”这“六字真言” 上，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
与经济法的经济性、规制性的两大特征一样，发展非公经济的具体制度所体现出的经济性，反映了此类制度所需解决的经济问题、所依据的经济基础、所确立的经济目标，以及所运用的经济手段，而这些经济内容因其已被“法律化”，从而成为此类制度内在的组成部分。此外，在上述制度中所体现出的规制性，则主要映射出针对非公经济领域的特殊问题所运用的特殊调整手段——基于推进发展的需要，这些规制性的手段更主要地是积极的鼓励、促进，即如宪法条文和意见标题上所表达的“鼓励、支持和引导”，而监督和管理则是辅助性的，是为推进非公经济的发展服务的，这同一些传统法律制度惯用的消极的限制和禁止的调整手段是不同的。
事实上，在《意见》规定中流露出的经济性与规制性的特征是较为鲜明的。例如，在放宽市场准人条件和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这两个最主要的方面，国家在新时期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以及由此所确立的新的经济政策，都已经有所体现。其中，放宽市场准人条件，体现了新的竞争政策，这样的竞争政策不仅有助于非公经济获取平等的、公平的竞争机会，而且对于激活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潜能，对于在竞争中实现各类经济的良性竞争和共同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同样，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也体现了财税政策和金融政策在非公经济领域的新发展，相关的财税优惠和金融扶持措施，在那些具有经济法性质的“促进法”制度中是经常被采用的。[6]从我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具体规定来看，各类“促进法” 的核心，实际上是对“弱势”一方予以特别的激励，以实现实质上的公平。可见，诸如《意见》之类的各类发展非公经济的“促进性”规定，都有着较为突出的经济性和规制性。
上述的经济性和规制性，在发展非公经济的各类具体制度中，还会进一步体现为政策性，其中，最重要的是各类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相应地，各类政策的协调也非常重要。这种协调在《意见》中也有体现。而之所以会有突出的政策性，还是与两类经济的差异直接相关。 “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没有现实的经济能力、法律待遇等方面的差异，也就不可能有对非公经济的单方面的促进，也就不可能体现出制度上的“政策性”。[8]同时，正由于发展非公经济的制度是各类相关政策的“制度化”或“法律化”，因此，应当像注意相关的政策协调一样，做好各类具体的制度的协调。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制度的整体功用，才能更有效地实现其制度目标。
发展非公经济的各类制度的总体目标，都是通过直接促进非公经济的发展，来促进各类经济的整体发展，进而实现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应当说，发展是核心目标，通过发展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特别是各类不均衡的问题，是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各类制度的基本任务。这些目标与任务，同经济法的宗旨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从前述的经济法的基本假设来看，为了满足公共欲望与私人欲望，需要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同时，也需要在私人经济领域里，实现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为了实现各类经济的发展，就需要通过一类具有经济性和规制性制度，来审时度势，适度调制，进行经济性的规制，从而确保实质上的均衡，实现包括非公经济在内的各类经济的协调发展，以及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由于上述具有经济法特征的制度，在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制度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因此，发展非公经济的总体制度目标，同经济法的宗旨自然会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当然可以透过经济法的宗旨去认识其制度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