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理性,眼睛是最坏的见证人 用理性的眼睛看中国
摘要:我一直认为,李泽厚是中国大陆当代人文科学的第一小提琴手,是从艰难和充满荆棘的环境中站立起来的中国最清醒、最有才华的学者和思想家。
像大石重压下顽强生长的生命奇迹,他竟然在难以生长的缝隙中长成思想的大树。
在我从青年时代走向中年时代的二三十年中,我亲眼看到他的理论启蒙了许多正在寻找中的中国人,并看到他为中国这场社会转型开辟了道路。
关键词:理性;李泽厚;思考中国 中图分类号:G 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0)5—0037—05 1 1992年1月初李泽厚来到美国,而且来到科罗拉多,他在科罗拉多学院(Colorado College),我在科罗拉多大学(U.of Colorado at BOulder),相距只有两小时的高速公路。
于是,我们见面、打电话很方便,自然就常一起谈论。
抚今追昔,海问天空,谈哲学,谈文学,谈中国,谈美国,谈毛泽东的乌托邦悲剧,谈邓小平的“实用理性”、谈政治、经济、文化、情爱的多元。
在国内时我们就是好朋友,我一直把李泽厚视为师长,认真读他的书和他的文章,并深受他的学说的影响。
那时我们虽也常见面,但彼此都太忙、从未像此次赢得如此充分的时间进行如此充分的交谈,在遥远的异邦,天长地阔,我们竟能同处一地,这真是天降的学缘。
开始我们只是随便聊聊,但我很快就发现李泽厚谈论的内容许多是他著作中未曾表述过的、他的许多学理性见解非常独到和宝贵,确实称得上“真知灼见”。
这两三年,中国社会正处于大转型的急速变迁中、社会问题极为庞大而复杂,也因此,学界各种似是而非的看法特别多,加上商品潮流的冲击,人们为了迎合市场的需要也喜欢故作惊人之论和故张怪诞离奇之举,让人深受刺激而莫衷一是。
我所说的理性,是指扬弃情绪、扬弃道德义愤的思考。
李泽厚一再表明,他的思索只对两者负责:一是对历史负责,一是对人民负责。
有责任感才有理性。
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他在国内学术界就遭遇到两面夹攻:一是极左教条主义攻击他“自由化”,二是某些年轻朋友抨击他过于“保守”,但他在众声喧哗中还是坚持“走自己的路”,这条路,就是理性之路。
李泽厚已到“耳顺之年”,也确实做到“耳顺”,即不管来自何方的声音,不管是批判还是礼赞,是诅咒还是歌吟,都不会影响他理性的思索。
他对僵化的教条主义,一直作原则性的理论批评,但他的批评又是隐含于正面的学术建设之中。
李泽厚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有一种学术性的信念,特别是对它的唯物史观;但是,他对唯物史观又作出自己的阐释。
他的阐释和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阐释不同。
后者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解释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而李泽厚阐释和强调的则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人首先是要吃饭,然后才有思想、意识形态这一脉络,即把生产力(科学技术)看作决定性因素,确认这一因素乃是人类通向自由王国的物质前提和基础。
李泽厚所强调的恰恰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所忽视的。
这种忽视便造成对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斗争、文化批判、上层建筑革命的迷信,而这种迷信又造成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和各种社会浩劫,特别是精神浩劫。
所以,他一再批评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和所谓“辩证唯物论”(包括《矛盾论》和《实践论》,而主张“吃饭哲学”和“以经济为本”。
而这正是教条主义者所深恶痛绝的,所以,李泽厚总是被他们作为批判对象。
在区别教条主义的同时,李泽厚也与一些年轻朋友的激进思想不同。
其不同点一是关于非理性,一是关于彻底“反传统”。
李泽厚在美学、文学上一直强调感性、个体和偶然,早就指出文学的本体乃是情感而不是认识;但在社会历史思考上则一直认为不能以激情代替历史分析。
在1989年出国前夕,他接受《人民日报》记者祝华新的访问时说:“目前年轻人中流行一种彻底反传统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与红卫兵现象近似。
当年的红卫兵那么狂热的‘砸四旧’、反传统,也是认为要产生一种新文化,必须把旧文化彻底铲除掉。
这种激烈的非理性的情绪反应冲力很足,有很大鼓动力量。
但不能解决什么问题,是一种破坏的力量。
中国需要的是建设,而不是破坏。
以前上上下下总讲‘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但并没有真正立起什么来。
乱骂一通很容易,要正面作点学术建设却没有那么简单。
”他还说,现在的中国需要的是卡尔・巴柏(K.Popper)“你可能对,我可能错,让我们共同努力以接近真理”的理性精神,而不是“只有我对,你们都要不得”的非理性态度。
李泽厚出国后不久(也正是我们的对话之初),他就把这一次谈话寄给我,并在边上写道:“读此恍如隔世也。
但我的看法竟毫未改变。
当时即认为激情可能危险,不幸而言中也。
”他在作此感慨的同时,写作了《要改良不要革命》的文章,对20世纪中国的基本道路作了更为宏观的理性思考,而他这些思考和我在1989年出国后所作的文化反省正好相通。
1989年3月,我被李欧梵教授邀请到芝加哥大学参加他主持的“中国文化反省”的项目,就是对20世纪中国的一些基本思路进行理性重评,如文学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路、哲学上的心物二元对立思路、历史学上的革命动力思路等。
我在1989年出国之前,就非常注意李泽厚关于理性与感性的区分,注意他的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二律背反的思想,但是,由于我个人带有更多的文学气质,因此,在社会历史分析上总是带着许多情感,这一点,我在1989年出国之后有所长进,而对社会历史的思考冷静得很多。
因此,我开始对谈话作些录音和作些记录。
将近三年之中,从科罗拉多到斯德哥尔摩到温哥华,都是如此,这样不断进行,至今整理出来竟有二十多万字,可作为一部书籍出版,这真是意外的收获。
2 这部书稿,我们最初起名为“回望20世纪中国”,后来又加了一个正标题为“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5年版)。
这一正标题也可说是整部对话录的主题。
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遽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不包括反对侵略的所谓“民族革命”)。
尽管这些行动在当时有其各种主客观原因或理由,但到今日,是应该予以充份反省、总结和接受其经验教训的时候了。
在此新旧世纪之交,许多朋友都在展望21世纪,我们也展望,我们的展望就是要明白地说:我们决心“告别革命” ,既告别来自“左”的革命,也告别来自“右”的革命。
21世纪不能再革命了,不能再把革命当作圣物那样憧憬、讴歌、膜拜,从而再次悲歌慷慨地煽动群众情绪,最终又把中国推向互相残杀的内战泥潭。
李泽厚一出国就和我谈论“革命与改良”,而我在1989年出国之后所写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迷失》,也悟到中国知识分子充当激烈的革命家并非好事,中国只有和平――改良――建设才有出路。
但是,在1989年出国之后有关方面却动员和组织力量对我们进行全国性规模的大批判。
使我困惑的是,李泽厚二十多年来始终站在经典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立场,思考比我还要温和冷静,但仍然报以他上百篇毫无道理的批判文章及几十顶恐吓性帽子。
为什么?为什么左派教条主义如此仇恨李泽厚?为什么他们不选择某些远为激烈的知识分子作为批判对象,而紧紧抓住李泽厚不放?现在我逐步明白,原来那些激进言论倒不见得有深远影响,倒是李泽厚的这套思想,却恰恰是“解构”本世纪的革命理论和根深蒂固的正统意识形态最有效的方法和形式,这是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易于和乐于了解和接受的,因此也就具有最大的影响力而成为正统教条主义的真正威胁。
这与50年代毛泽东不批蒋介石和陶希圣而大批温和学者胡适的理由完全相同,因为胡适在思想、文化、学术界的影响最大,从而是心腹大患,不批不行。
但百年来的中国思想界,如果没有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鲁迅,20世纪下半叶如果没有李泽厚,整个中国现代思想史就是另一种状况。
而上述这些思想家却几乎不可避免都遭到两面夹攻的命运。
康、梁、胡无论矣,连鲁迅当年不也既受北方的正人君子、又受南方的革命小将(创造社等)的左右夹攻吗?总之,顽固派视为洪水猛兽,激进派斥为保守倒退、不够革命,其实,真理也许正在这些既不保守也不革命的思想之中。
3 在整部对话录中,有一小半是靠录音整理出来的,而大半则是靠记忆而书写下来的。
当然,两种方式最后都由李泽厚作了仔细校阅和补正。
我平素读书就注意读思想,不太注意读文采,所以脑子中的思想胶汁比较多;二是我对李泽厚格外尊重。
《犹太智慧》中有句悟语:对人心悦诚服可帮助你的记忆。
我对李泽厚正是心悦诚服,格外尊重,并觉得,他的宝贵学识,是值得我调动生命的黏液去把它嵌进自己的心灵之中的。
无论是在上学的年轻时代还是已当上文学研究所所长的时候,我都这么想。
在当文学所所长期间,我常藉着可坐小车的“特权”、跑到几十公里之外的皂君庙去听他“坐而论道”,我的《论文学的主体性》就是在他的影响下形成的。
当我读到他的《康德主体性哲学论纲》之后,我禁不住内心的激动,并隐约地感到,我将要在文学理论领域中进行―次颠覆性和建设性的变革,令机械反映论作雾散雪崩,而《论纲》就是我的起始之点。
所以我一再说,大陆主体性理论的始作俑者是李泽厚。
关于这一点:文学研究所的两位优秀的年轻学人陈燕谷和靳大成在《刘再复现象批判》中曾作过精彩的表述。
他们说:“必须公正地指出,在我国,主体性问题是李泽厚首先提出来的。
当‘十年动乱’刚刚结束,很多人还处于思维混乱的情感宣泄状态时,大部分人还在抚摸昨日的‘伤痕’时,李泽厚即以其独到的洞察力和思想深度为创造成熟的历史条件进行了宝贵的思想启蒙工作。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实际上成为中国人文科学领域中的一个思想纲领的制订者,他的哲学、美学、思想史著作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包括刘再复在内。
《批判哲学的批判》、《美的历程》、《主体性论纲》以及《思想史论》三部曲,他的著作一再成为当代文学生活中引人注目的事件,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他对康德、对马克思的主体理论的创造性阐述与发挥,使这种思想像一股暗流潜伏在每一个热血的思考人生的人心中。
” 这两位年轻学人要求在我主编的《文学评论》上发表这一意见的时候,我非常兴奋。
这不仅因为他们对我的“批判”给予我激励和启迪,而且因为他们比其他学人都更真实、更正直地指出李泽厚在中国的位置和作用。
他们毕竟年轻,胸怀清朗而坦荡,论述的才华没有被其他功利算计所淹没。
我读了这篇文章之后很高兴,因为他们说出我想说的话。
我一直认为,李泽厚是中国大陆当代人文科学的第一小提琴手,是从艰难和充满荆棘的环境中硬是站立起来的中国最清醒、最有才华的学者和思想家。
像大石重压下顽强生长的生命奇迹,他竟然在难以生长的隙缝中长成思想的大树。
在我从青年时代走向中年时代的二、三十年中,我亲眼看到他的理论启蒙了许多正在寻找中的中国人,并看到他为中国这场社会转型开辟了道路。
但是,李泽厚不仅没有被自己的故国充份认识和肯定,而且一再被作为政治打击的对象(这种打击从反胡风就开始,他被当作胡风分子整了一年,以后则打击不断,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对此,我常对朋友感慨:人类的弱点真是“贵耳贱目”、“贵远贱近”。
西方学界的名人权威,离得远远,如坐云端、愈远愈奇,因此便捧之上天。
这种崇奉本来也并非没有道理,但反过来对自己的土地所孕育的杰出儿子按之入地甚至想置于死地就不免古怪。
这除了有人心存卑鄙的动机之外,多数人乃是因为自己的人才离得太近,容易看到他是凡人一个而忘记了他的杰出与卓越。
这种现象,与“仆役眼里无英雄”这一谚语的意思相通。
侍仆因为离英雄太近,所以总是看到英雄只是凡人而忘记他是英雄。
这种精神现象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就分析过,他说: 谚语说,“侍仆眼里无英雄”;但这并不是因为侍仆所服侍的那个人不是英雄,而是因为服侍英雄的那个人只是侍仆,当英雄同他的侍仆打交道的时候,他不是作为一位英雄而是作为一个要吃饭、要喝水、要穿衣服的人,总而言之,英雄在他的侍仆面前所表现出来的乃是他的私人需要和私人表象的个别性。
李泽厚也逃不了被“仆役”看轻的命运,他多次被哲学研究所的同事批评“很少去打开水”,要喝水已属凡人,喝水而少打开水更不能成为英雄。
我听过许多对李泽厚的非议,但这些非议,并不是李泽厚不是哲学家,而是非议者乃是一些混迹哲学界中的哲学庸人和自命不凡的“老子天下第一”者。
我喜欢陈燕谷、靳大成对李泽厚的评价,正是他们摆脱了世俗的仆役的眼睛,而用一种学理的,历史的眼睛。
在庸人们看来,这是“吹捧”,其实不对,这是理性评价。
就在这两位年轻学人发表《刘再复现象批判》的几个月后,著名的法国国际哲学院宣布李泽厚为正式成员(院士),给予这一荣誉的都是当代国际上最杰出的哲学家。
在西方学界享有极高声誉同时也被中国学人十分崇敬的伽达默尔、哈贝马斯、利科、斯特劳森、奎因、戴维森等就是被这一学院选出的院士。
这本来是中国应当引为光荣的。
一个正常、纯洁、没有嫉妒心的民族,应当为自己能诞生一个这样杰出的思维脑袋而自豪,但是,很可惜,报以这一荣誉的,先是沉默(新闻界不作报导),后是大举的批判和讨伐。
1989年初,在欢迎布什总统的宴会上,我见到香港《文汇报》记者刘绍锐先生,对他感慨说,政治家们天天在报刊扮演主角,但学术上像李泽厚这种事恐怕也得写上一笔吧。
他毕竟正直,这才发了一条消息。
我也不是说法国国际哲学院的月亮就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月亮圆,但在这一事上,它的眼睛确实比中国文化界的眼睛单纯。
而且它还启示我们,至少启示我:要珍惜,要珍惜自己祖国的杰出人才。
一个不爱自己的杰出兄弟的人,不是真正的爱国者。
我们不要自高自大,但也不要妄自菲薄;我们敬重哈贝马斯是应当的,但敬重李泽厚也无可非议。
大约是着意要对妄自菲薄进行反叛,我的朋友、中国哲学界的后起之秀甘阳,在去年哈佛大学召开的会上说:怎么就知道哈贝马斯,但我们的李泽厚比哈贝马斯还了不起。
这不是激愤之辞,早在芝加哥,他就认真地和我说过。
我所以着意和李泽厚的对话并认真地把他的思想加以整理,与上述我对他及中国学界的认识自然有关。
4 此时出稿就在面前,在即将发出之时,我从头到尾又翻阅了一遍,好像在翻阅逝去的岁月。
阅完之后,我感到欣慰和踏实。
所以欣慰,是因为我以自由的心灵说了该说的而且愿意说的话,没有背叛自己;所以踏实,是我们的谈话毕竟是负责而慎重的。
谈话之初,我们就共同觉得,这个世纪中国的豪言壮语、惊人妙论实在太多了,那种雄赳赳气昂昂的慷慨激情也实在是够充份了。
今天还是谨慎一些为好。
宁肯小心翼翼,稳健探索,绝不横冲直撞、危言欺世;宁肯作斗实观察、常识谈论,绝不作稀奇古怪的眼睛。
我们以为,这才是经过百年暴风骤雨、付出巨大代价的世纪末中国所真正需要的态度。
而我们的谈话,采取的正是这种态度。
让我感到踏实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做的是一件比较切实的、该做的工作,这就是反省20世纪中国的基本思路。
这些流行于社会并被我们的心灵接受的思路,除了上文已经提过的暴力革命有理的思路外,还包括历史决定论思路、辩证唯物论思路、政治伦理宗教三位一体的思路、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有理的思路、两项对立的思路、意识形态崇拜的思路等等。
与这种思路不同,对话录主张以经济为本,主张阶级合作、阶级调和,主张多元共生,主张改良渐进,主张开放舆论,主张政治与文学的二元论,主张社会与政府的区分,主张注意历史发展的二律背反,主张重新确立人的价值等等。
我到海外之后,对20世纪中国文化进行反省,觉得能够给故国以切实帮助就是改变一些在本世纪特别是在本世纪下半叶流行的而且被普遍接受的习惯性思路。
现在的中国已开始从这些思路走出来、但作为自觉意识地走出来,还需要知识者的工作。
中国是一个充满潜力的伟大国家,只要打开思路与眼界,它就会赢得光明的将来;反之,如果还陷入20世纪的一些基本思路,那么,21世纪必将要发生可悲的历史重复。
我们所以要回望20世纪中国,就是为了使故国人民从百年风浪中吸取经验教训,避免发生悲剧性的圆圈游戏。
李泽厚很重视英国的经验哲学,特别是海耶克的政治哲学和巴柏的科学哲学。
因此,他认为对20世纪中国极其丰富的经验教训给予认识上的提升,意义非常。
就以毛泽东来说,他本人是极有才华的,而且很早就想避免发生今天苏联的悲剧并从其体系中分离出来,免于同归于尽,这有功劳;但是,他却把苏联的列宁――斯大林意识形态推向极端,把无产阶级专政从政治经济领域推向心灵领域,结果导致自我毁灭性的文化大革命和带给中国许多痛苦和灾难。
吸取这种教训,特别是从宏观思维的角度上去总结教训,对于中国是很重要的。
总结自身的教训这比求助于西方学者韦伯、维特根斯坦、福柯的思想和语言更为重要。
在我们的对话中,这也仅仅是开始,但是,李泽厚所总结的毛泽东在思维上犯了“迷信意识形态”和“迷信战争经验”这两条根本性错误,无疑是很有价值的。
对于前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看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本身也是着眼于文化批判(这在西方是有道理的)。
他们不可能有中国学者如此痛切的感受:没有经济充分发展这一前提,其他什么都谈不上,包括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
对于后者,在中国更是极其特殊。
中国经历了这么长的战争,整个革命过程那么艰难与复杂,这是苏联、东欧所没有的,因此,形成对战争经验的迷信和崇拜并不奇怪,何况一百多年前的太平天国革命也犯过同样错误;然而,当一个国家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之后,如果还迷信搬用战时的经验,就会造成人为的紧张,恐怖和种种畸形的激进状态,乃至造成在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名义下取消货币、办全民食堂等“战时共产主义状态”,而且使许多领域,包括精神文化领域变成以互相厮杀为乐的现代疯人院。
整理完这部对话录,我很高兴。
在海外漂流的文字生涯中,我又有一次新的完成,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完成。
岁月没有虚度,思想未被堵塞,于山明水秀中寄寓情愫,于友人智慧中领悟沧桑,这就是美好人生。
时空无穷,个体有限,我没有更多的期待,但这一次一次的笔墨完成,使我感到在人间很有意思。
1994年11月15日于科罗拉多大学 1989年4月8日《人民日报》。
陈燕谷、靳大成:《刘再复现象批判》,《文学评论》1988年第2期。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第172页,贺磷、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