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粹教育与域外流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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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16年袁世凯骤逝，被软禁的章太炎“始得出入自便”。是年9月，章太炎“见南方无可以谋者”，故开始其南洋之行，历经新加坡、马来亚的槟城、怡保、吉隆坡及印尼的爪哇等地，至年末始归。其所到之处，皆受邀进行演讲、访问，并受地方侨领之欢迎与问教。然而，章太炎此行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却几近被忽略，似乎仅把它当作“消解郁闷之行”，而他自己在《自定年谱》中也一笔带过。但实际上，作为一代大学问家，他的南洋之行在新马两地侨社得到热烈的反应。从上述背景出发，本文尝试梳理章太炎在马来亚的具体行程，并从其作为一位著名的民族主义国学思想家的角度，探析他对正在重建民族文化体制的华侨社会所发出的一系列言论呼吁的意义;同时，也从马来亚华侨社会当时的政治、文化脉络，追问其演讲有何意义。本文最后也将略就太炎先生个人演说史，指出其马来亚演说的某些含义。
一、前言。
章太炎（1868—1936）既是近代中国革命史上贡献卓著的革命家，也是20世纪初深具影响力的国学大师，故被鲁迅称为“有学问的革命家”。从清末到民国初年，章太炎一直栖身于政治与学术之间，这使得其学术思想与他的革命事业相联系，形成自身卓然成家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1913年，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而被幽禁北京，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后骤逝，他“始得出入自便”。是年6月25日，章太炎动身南归上海，参与护法运动，然而时局混乱，“时徐世昌、冯国璋、张勋等谋复辟，原来讨袁之军彼此之间亦多不协……”。{1}9月，章太炎“见南方无可与谋者，遂出游南洋群岛”。{2}他历经新加坡③、马来亚的槟城、怡保、吉隆坡及印尼的爪哇等地，至年末始归。据章太炎在爪哇的说法，他南行的目的是拟联系南洋旧国民党、进步党及共和党，合三党组成“中华民党联合会”，以反对北洋军阀势力。在他的拟议中，新加坡将与北京、上海各设支部。{4}章太炎南行可说是新马华侨社会的一大盛事，其所到之处，皆受邀进行演讲、访问学校等，并获得地方侨领的热烈欢迎与殷切问教。然而，章太炎此行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却几近被忽略，似乎仅把它当作“消解郁闷之行”，{5}他自己在《自定年谱》中也一笔带过，{1}对“出游”情况不加多言。但是，其南洋之行是否真的对近代中国或对章太炎的思想本身毫无意义？从上述问题出发，本文尝试梳理及探析其南洋之行中的马来亚具体行程，尤其是其讲演安排以及演讲内容是在怎样的脉络下进行的？本文将从章太炎作为一位著名的民族主义国学思想家的角度，探析他对正在重建民族文化的华侨社会所发出的一系列言论呼吁的意义。同时，也尝试探问其来访与讲演在当时新马侨社的社会文化脉络下有何意义？
要理解太炎先生的马来亚行及演说的意义，我们有必要先处理两项背景。首先是有关太炎的思想;其次就是新马华人当时的社会文化情境。大体上，前者可以概括为：章太炎基本上仍是一位文化民族主义者;而于后者，则可以说华侨社会所处的是一个从属社会的性质，文化上正在经历移植后必然的重建过程。两者必须放在一个辩证的关系上加以对应与讨论，才能彰显章太炎此行的含义。
我们先处理第一项背景，即章太炎的思想。实际上，相关研究很多，此处仅稍作概括。章太炎生于晚清，那是一个巨大的思想转折年代，也是其前半生赖以成长的背景。对当时人而言，这是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国家正处于存亡绝续的紧要关头。晚清的危机刺激了章太炎的民族思想。据他自己说：“少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但两先生的话，却没有什么学理。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2}甲午战败之后，讨论中国“所以自存”的言说处处散见，蔚为一股使人格外沉重的“亡国灭种”论述，章太炎就是在晚清这样的忧患气氛中酝酿及产生其“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实际上，亡国灭种论述的另一面向就是保国、保种、保教，它也成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者主要的话语，自然地导向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维护。在1900年代初期，悄然兴起了“国学”运动，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国粹派”，而章太炎即是国粹派的精神领袖。③“亡国、灭种、失教”使章太炎对国族命运的思考，转向在国学中追思国族的历史，以此建构国人应有的历史连续性和文化传承性。
1902年4月，章太炎诸人在日本橫滨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尝试以公共记忆的方式重新想象汉族，把明清的改朝换代说成是汉人“亡国”，而把日本称呼中国的“支那”直接当作本国名称。在晚清的革命思潮中，章太炎与孙中山及多数革命人物不同，他坚定地认为，中国的革命其实是“光复”，因为那是针对“夷类”。{4}章氏在会上颂扬南明抗清志士，并呼吁江浙人士模仿他们。随后，他在1906年的《民报一周年纪念会祝辞》一文中，把“国粹”在排满、民族建国范畴中之重要性明确标举出来。他对自己主张国粹思想有一个明确的说明：“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5}明确将国粹与“种性”、“民族/国家”结合起来，大力宣传“国粹”作为判断汉满民族边界之所在，以达到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目的。“国粹”与“排满革命”由此发生深刻的内在联系。显然，章太炎希望通过这些历史记忆的复现以及唤起国人的耻辱感的方式，激起民众对满人的“非我族类”之心。也就是说，发动“国粹”运动的目的实是激发民族自觉心——自觉到汉族始终是一个连续体，不可切割，以此明晰汉族边界。{1}1903年，在上海狱中生命危急时刻，他曾有《癸卯狱中漫笔》云：“上天以国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迄于今兹，三十有六岁。”{2}实际上，他一生都认为自身乃中国文化命脉所系，以发扬国粹为己任。
更具体地说，对章太炎而言，主张国粹，这其中“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③而“中国之小学及历史，此二者，中国独有之学，非共同之学”。{4}其中“小学”为“一切学问之单位之学”，因而“今日诸君欲知国学，则不得不先知语言文字”。{5}据罗志田之研究，由于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引入，尤其是自大量中国学生蜂拥到日本后，部分或受日本国粹观念的影响，更多则直接受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的影响，而视语言为确定“民族”的要素。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共同语（the common language）正起着重要的凝聚作用，当时人心目中语言文字的重要性自然陡增。⑥章太炎也始终认为：“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岂专引笔画篆、缴绕文字而已？苟失其原，巧伪斯甚。”{7}章太炎深信小学是具体的国粹之本，也是种性/国性赖以延续，民族与国家赖以生存的三大要素之一，何况“中国文字，与地球各国绝异”。{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