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子不语》中袁枚的经学观念
孙全敏。
袁枚的《子不语》作为清代志怪小说，其受关注程度远不及《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但其中体现着袁枚的社会观念、人生观念和经学观念，是研究袁枚的资料之一。本文立足于小说《子不语》的具体篇章对袁枚的经学观念进行分析，发现其中体现了袁枚批判汉学和宋学、不尊经学权威的经学观念。
袁枚是清代乾嘉诗坛的盟主，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为“乾隆三大家”。袁枚主张“独抒性灵”，其诗歌创作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其“性灵派”有创新之处，但也被当时很多学者所诟病。袁枚同时也是一位小说家，他的志怪小说集《子不语》就是清代非常重要的文言小说之一。但袁枚的《子不语》受关注以及受研究的程度远不及同时期的《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
从《汉书艺文志》将六艺类列于首位后，其中包含的经学在中国整个传统学术文化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文士从小就要接受经学教育，并以此走入仕途。袁枚“仆龀齿未落，即受诸经”就证明他从小接触经学。但是，袁枚不是一味地继承经学，他对经学有着自己的思考。袁枚自身的经学观点不仅在其诗集、文集中体现出来，其小说中也通过故事体现着经学观点。
袁枚从小接受经学的熏陶，对经学有着自身独特的想法，而且他对当时经学纷争有着自己的观点，与当时许多经学大家有着书信往来，一起探讨着经学问题。袁枚在《与程蕺园书》与当时富有盛名的宋学家程鱼门就宋儒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袁枚在文中直指程蕺园诸流以宋儒为尊的荒谬性，强调自己并非反对宋儒，而是主张以客观公正的立场来评论宋儒宋学。《答惠定宇书》和《答定宇第二书》中，袁枚反对汉儒唯经是从，认为“六经皆文”。袁枚认为，注疏考据之学不如文学著作的创作。袁枚与宋学家和汉学家都有书信来往，并没有加入其中一派。
一、批汉儒、反汉学。
袁枚对经学有着自己的观点，同时包容其他观点的存在，但是对汉儒持批判的态度。《续子不语卷五》的《麒麟喊冤》一文写道，有一神殿名为“文明殿”，大殿两旁陈列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姓邱的读书人心想，依照惯例，六经应该居于首位，结果翻遍了所有的书竟然没有“六经”，因此他十分好奇。碰巧有个穿戴古代衣冠的人就靠在门旁，于是，邱生就走上前去作揖，并且问道：“仓圣始制文字，自该万卷横陈，独无古‘六经，何耶？”古衣冠者回答说：“向来原有此书，但名《诗》《书》《周易》，不名‘经也。自汉人多事，名曰‘六经造作注疏，穿凿附会，致动上帝之怒，责仓圣造字，生此厉阶。从此文明殿中，撤去注疏，致汝掀翻不得。”这个故事中，作者对汉儒的注疏附会进行了讽刺，批判了经学独尊的地位。之后的故事中还对戴圣注《礼经》进行了批判，认为戴圣本为赃吏，身份不适合对《礼》进行注释，而且为了迎合统治者，曲解经典，导致后世许多陋习出现，不符合先贤的意愿。
袁枚这种强烈的反汉儒思想还体现在他的其他作品中。袁枚在《经注迂谬》中提及“经注迂谬者，郑康成为甚……而唐人孔颖达为之作疏，则附和穿凿，一字不敢置议矣”。这段话表达了袁枚对郑玄的注以及孔穎达疏的质疑。郑玄注经罔顾史实，尤其是“郊天鼓需用麒鳞皮”一说。而孔颖达竟一味地维护郑注，穿凿附会，不顾之前虞翻、王肃等人的驳正，自身没有任何思考。《麒麟喊冤》就是依据“郊天鼓需用麒鳞皮”一说而起的。因为汉儒臆造典故，用麒鳞皮以祭天，所以袁枚借麒麟之口来控诉汉学家的纰缪。袁枚认为，宋儒和汉儒都有自己的弊端，汉儒为了自己的主张臆造典故。
二、批宋儒。
《麒麟喊冤》中不仅对汉儒进行了批判，还对宋儒进行了评价。在推荐宋儒后，“麒麟在旁争之曰：‘楚固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也。据汉儒“麟鼓郊天”之说，不过麒麟晦气，而天帝尚得一顿饱餐。若宋儒主持名教，训“天命之谓性”，云“天即理也”，古帝王只有祭天者，无祭理者，将来天帝血食，不从此而斩断乎！”作者指出了宋儒过于重性理。袁枚借麒麟之口说汉儒虽不重考究，容易臆测，其本质是不变的，仍会用实物进行祭天。但如果换成宋儒，过分强调性理，认为万物皆理就不会有祭天这项活动了。袁枚在这里没有追捧任意一方，认为汉学与宋学皆有弊端，但都是经学史上存在过的、不可忽视的部分。
袁枚通过小说批判宋儒，指出其重视性理的弊端，否定其独尊的地位。另外，袁枚在书信往来中也流露出他的观点。《代潘学士答雷翠庭祭酒书》曰：“千百年后，虽有程朱奚能为？程朱生宋代，赖诸儒说经都有成迹，才能参己见成集解;安得一切抹杀，而谓孔孟之道直接程朱也？”作者痛诉宋儒抹杀郑玄注经的地位，认为三代而成道统。袁枚虽不喜汉儒的考据注经，但是不同意宋儒抹掉汉儒存在的观点。另外两篇书信中综合考量了历代经学家，并进行了客观的评价。袁枚大力反对宋儒排斥异说、垄断言论。
三、质疑经书权威。
袁枚在《子不语》中并不一味地以经学为尊，对经学不是持毕恭毕敬的态度。他不喜时文，对汉儒和宋儒都进行了批判和调侃。首先，袁枚的志怪小说集名为《子不语》，取自《论语》述而篇“子不语怪、力、乱、神”。本指对鬼神敬而远之，但袁枚的《子不语》中专门记载“怪、力、乱、神”，并且毫无敬畏之心，以戏谑调侃为主。作品命名就体现作者不是一味地遵从经学，不视经学为尊。
《董贤为神》中借董贤之口，为自己辩解，并提及一人：“此莽贼也……‘此贼一生信《周礼》，虽死，犹抱持不放。受铁鞭时，犹以《周礼》护其背。弓韬公就视之，果《周礼》也。上有‘臣刘歆恭校等字，不觉大笑，遂醒。”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董贤列神，王莽作为反贼，罔顾传统礼教，意图谋朝篡位，竟一生信奉《周礼》，死后仍抱持不放，希望可以庇护自己。这样的故事读起来反传统，作者用诙谐的笔端调侃《周礼》宣讲传统礼教的价值。袁枚不仅在《董贤为神》中调侃《周礼》，在《答李穆堂先生问〈三礼〉书》中更是对《周礼》《仪礼》等进行了集中的批判和质疑。他在开篇就说，从小读《礼》就非常怀疑，在之后广泛阅读书籍后，这种疑虑就更深了。袁枚认为《周礼》《仪礼》二书并非孔子所作，是后儒创作，内容上会有穿凿附会之语，可靠性不足，因此袁枚主张《礼》的学习中要坚持“存疑多，存信少”的疑经态度。
《棺床》中，陆秀才认为《易经》可以震慑鬼物，持一《易》书就敢住在放置棺材的房间，并试图用《易经》击退他认为的鬼。《心经诛狐》中，钱塘秀才郑国相也用《周易》来镇压困扰其妹的狐仙。这几篇故事将《易经》作为驱鬼怪的道具，将《易经》作为经典的崇高地位消解，与驱鬼法器相提并论。这些表现了袁枚玩味经书，将经学地位放低的观念。
袁枚的这种不满经学权威地位，调侃、玩味经书的思想不仅在小说中有所体现，也集中体现在其文论《随园随笔》中。在《古有史无经》中，题目即为观点，袁枚认为“古有史而无经”，在文中表示《尚书》《春秋》都是史书，确信无疑。因此，袁枚认为“六经”并不是创作初始就被尊为经典，孔子也并未称这些著作为“经”。袁枚通过这篇文章竭力证明“六经”非经典，通过褪去“六经”神圣的外衣，论证唯经是从毫无根基，从而驳倒盲目崇经者。
四、结语。
虽然《子不语》是袁枚的志怪小说集，作者在创作之初不过是将“游心骇耳”之事搜集，“记而存之”，以此自娱，但是搜集过程不可避免地反映了袁枚的小说观和经学观念。这种经学观念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其小说，体现在一个又一个的小故事中。袁枚在《子不语》中客观批判汉儒和宋儒，既认同两者在经学发展中的存在，又分别指出两者的弊端。袁枚由此质疑经书权威，提出经乃文章之祖、经实际上是史的观点，旨在消解经的权威地位。
（辽宁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