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学队纪实_侯国柱护宝献宝纪实
前不久，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读完了《西宁晚报》发表的一篇介绍青海省博物馆镇馆之宝――敦煌经卷的文章。
这篇短文不仅使我又一次认识了此宝的珍贵价值，同时，我所知道的侯国柱先生当年护宝献宝的艰辛经历也再一次浮现在眼前。
那还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时日。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党的方针政策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各种冤假错案开始得到平反昭雪，人们的思想、工作、生活进入了正常轨道。
正是在这个大前提下，侯国柱先生认定是他将珍藏了35年的敦煌经卷捐献给国家的时候了。
归还珍贵文物的时机到了。
当时他没有直接找文化部门表态，而是通过他的同乡老友知识分子谢而节进行联系共商办法。
谢而节是我省学者谢佐之父。
光明日报记者陈宗立同志最先向我透露了这一信息。
他正是与谢佐同志一起联络编写内参稿向中央做了反映的当事人之一。
经过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邓立群和国家文物局局长金紫光等领导的重视与协调，敦煌文物研究所派来两位专家，就在谢佐家中用了一整天时间，对这部手写经卷进行了严肃认真细心的鉴定。
结论是这幅长达17米的手审经卷，是稀世珍宝，所审年代是1000多年前的隋唐时代。
审经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之后，由谢佐同志正式代表侯国柱先生向省文化厅提出了无偿献给国家的要求。
对此，首先由我代表省文化厅约请侯国柱先生进行了一次谈话，对他的捐献善举和爱国热情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征询了他的要求和意见。
他当时表态说：“我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因为我是中国人。
”他没有提任何个人要求。
对于如何接受侯先生的捐献与进行表彰，省文化厅进行了反复研究，从国家文物局到省上有关部门，多次进行协调请示。
当时各有关方面都十分重视这一大事。
时任青海省长的黄静波同志不仅从总体上指导这次的全面活动，而且诸如人事手续等具体工作也由他亲自出面进行协调。
经过一系列协调安排最后决定：一、召开群众大会予以表彰；二、为侯国柱安排工作，吸收为干部，担任乐都县政协副主席；三、吸收他的侄女岳永芳为固定职工，安排在柳湾博物馆工作；四、发奖金5000元(人民币)。
在全部手续完成之后，于1984年10月5日在西宁宾馆后二楼大会议厅举行了隆重的表彰会。
那天有许多领导与群众出席了大会。
新华社、光明日报、文汇报、羊城晚报及我省各家报纸、电视台、广播电台都派出记者进行采访报导。
国家文物局也发来贺电祝贺。
电文说：“欣闻侯国柱先生将珍藏多年的敦煌审经捐献国家，使流失国外的珍贵文物重归人民，特此祝贺并向侯先生表达我们的敬意。
”当大会宣布表彰决定，与会者热烈鼓掌，闪光灯对准经卷和侯先生时，饱经磨难从不轻易掉泪的他，激动不已，难以自制。
会后，侯国柱捐献国宝的新闻不胫而走，在省内外引起很大反响，成为人们关注的一大新闻。
侯国柱先生在表彰会上如此激动，并不仅仅因为他和侄女被安排了工作，更不是因为那少得可怜的5000元奖金，而正是因为他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获得了承认，几十年的献宝愿望得到了实现。
他并不是地地道道的庄稼人。
早年就读西宁蒙藏师范学校，不仅掌握了较好的藏文水平，而且通过去寺院经院的学习，接受了浓厚的佛教熏陶。
共和一个姓马的专员看上了这个英俊又有能力的青年，让他担任了自己的私人翻译。
时隔不久，侯国柱因与几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向蒋介石告发青海土皇帝马步芳的恶行，消息走漏，为活命他连夜逃往兰州。
后来，考入了以抗日为名的中央警官学校驻兰州特训班。
在他结业宣誓时，才知道这是自己非常痛恨的军统特务组织。
但事已至此，无可奈何。
还是穿上了戎装，混迹于军界。
他知道敦煌文化是在一个偶然机会结识了张大千才开始的。
那就是他的好友、张大干绘画大师的得意门生青海画家郭世清先生与其师张大干在兰州兰园联合举行画展时，通过郭世清结实了张大干大师。
在一次酒宴之上，大干先生向侯国柱和郭世清谈起了他曾两次涉足敦煌宝窟。
不久前还在千佛洞作壁画临摹。
并感叹地说：“今生若能一睹隋唐经卷审本的真迹，则死而无憾矣!”这次关于敦煌文化的谈话，特别是手写经卷的珍贵程度深深印在了青年侯国柱的心里。
随着西藏形势的变化，一部分上层反动分子与英帝勾结，进行种种活动。
为掌握监视各种情况的发生发展，因侯国柱懂藏文会藏语被分配去了西藏。
在西藏。
他结识了热振等一大批上层爱国宗教人士，做了不少维护祖国统一的有益工作。
因而，也遭到了英帝和西藏一些上层反动分子的反对与责难。
特别是在震惊中外的“热振事件”之后，热振活佛被害，他与热振活佛的来往信件被公布于街头。
在事态发展到危及生命之时，他奉调离开西藏并经印度回国。
就在印度加尔各达期间，他意外发现有一位名叫王仁的华侨，将自己收藏的一卷敦煌审经要公开拍买。
为使经卷不落到外国人手里，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以仅有的5000美元，同时赠送了两条江孜地毯和一架美式收音机作为答谢，获得了这件稀世珍宝。
他为了鉴别此经卷是否真品，不辞辛苦坐火车跑了三座城市，最终找到了一位名为马寿山的华侨老人做了确为真品的鉴定。
国柱先生岂肯为了个人小利而出卖国宝。
时至1949年11月，侯国柱携妻子央古拉，带着敦煌经卷经缅甸回到了中国重庆。
在国民党彻底垮台之际，大小官员纷纷逃离大陆，他不仅拒绝了毛人凤让他去西藏的调遣，还以妻子即将分娩为由没有前往台湾。
当解放大军解放了重庆，并着手和平解放西藏时，由曾在西藏工作的平措多杰介绍，派了两名解放军干部找到他了解西藏的有关情况。
他提供了许多有用的材料。
然而，在当时的政治气候和工作方式下，他作为一个军统特务身份，无论对人民有功或是有罪，都难免一场劫难到头。
1955年肃反时他被捕了。
他把敦煌审经与杂物放置一起，虽几次抄家，并无人识得经卷的价值。
8年后，当他刑满回到家里时，妻子央古拉因疾病交加，已经去世，而经卷仍安然存在。
他把这件宝物暗暗打入小小的行李卷中，被遣返回到了原籍青海省乐都县达拉公社哇隆沟老家。
可以说回到故土，是他灾难更加深重的开始。
他被戴上了特务、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作为四类分子，不仅四清文革运动中是重点打击的对象，平时也受到了最严厉的管制。
那些被斗被打被侮辱的事例不必细说人们自然都会了解。
他因难以活命曾想自杀，以解脱无休无止的痛苦折磨。
但他又想到了经卷还没有交给国家，没有交还文库，为了这一天的来临，也得忍气吞声地活下去。
他不仅承受着政治上的精神压力，生活上也极其艰难。
住着四面透风的一间半房子，没有买过油盐酱醋，时常连一盒火柴也买不起。
任何人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位穷困潦倒的老人竟会保藏着价值连城的隋唐手审经卷。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侯国柱先生终于盼到了能向国家捐献宝物的时机。
他认为只有这时捐献才能使珍宝真正归入国库而不会再流落他乡。
这就是本文前面已经说到的党的三中全会后的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