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移”现象及其解释——论经济增长与教育的性别平等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性别平等/增长/推移现象/教育期望 摘要：本文关注经济增长与教育的性别平等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于两性受教育年数的阶梯图的比较，作者发现，在空间或地域上，两性受教育年数差异拉开阶段同样也存在着与经济程度相应的“推移”现象。这种“推移”现象的意义在于，经济增长不一定能消灭教育上的性别不平等，而只是推移不平等发生的阶段。更进一步的探讨表明，两性教育年数差异拉开的阶段，正好也就是在这一经济发展阶段中收益最多、对人最关键的阶段。作者认为这根源于教育期望上的双重标准。 一、的提出 教育发展已为所有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随着国家对女性教育的重视，以及教育投入的加大，女性受教育程度迅速上升。第二次全国妇女地位调查的有关数据表明，女性中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者的比例从十年前的28.1%上升到了50.7%；高中以上比例从12.4%上升到了17.5%；与此同时，文盲比例则下降了18.8个百分点（从29.8%下降为11.0%），青壮年文盲率已降至3.7%.伴随着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表现在受教育年数上的性别差异日渐缩小。十年前，女性上学年数的均值要比男性少1.9年。而现在，这一数字降低到了1.47年。继续教育也已成为改善妇女受教育状况的重要途径。有13.5%的女性近三年来参加了某种类型的培训或进修。在城市，女性参加的培训以专业培训或进修与职业培训为主（共占56.7%）；在，女性参加的培训以实用技术培训为主（61.5%）。更为可贵的是，有相当多的女性自费参加了培训或进修（31.7%）。 毕业论文 上述进步都是在中国市场化进程加速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对于经济增长与教育平等关系的就成为这一领域中最富于成果的部分，特别是有关教育上的性别平等与贫困之间的关系问题。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地促进教育上的性别平等，它是通过消灭贫困来达到这一效果的。如果经济增长并未能有效地消灭贫困，而且贫困程度足以一个人是否可以接受教育时，我们可以预计到教育的性别不平等反而会加剧。因为女孩能否接受教育受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更大，对于家庭经济状况更为敏感。在教育费用高涨的情况下，女孩更可能成为牺牲品。另外一个因素在于，市场化下教育的机会成本升高了，对于贫困家庭可能尤其如此，因为它们可能更需要人手与劳动力。一些研究已经表明，在局部地区，辍学的意愿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常要做出艰难的选择。因此在市场化条件下，贫困与接受教育的性别不平等间的关系可能会更加紧密。 另有一些研究更为关注女性教育与女性发展之间的关系。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国家经济日益被整合进全球经济中去，知识经济成了一种趋势。这种经济发展趋势将会更加有利于那些高教育程度者，因此也将加剧由于教育禀赋不同而造成的不平等。对于低教育者来说，很少有机会可以进入到这些高技术岗位上，也就不能享受到知识经济增长的成果。新的工作岗位被不断创造出来时，失业现象却可能同时增加，因为这种增长提供的就业机会大部分是需要高生产率、高教育的。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女性的教育程度更成为当务之急，因为教育程度与发展机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毕业论文 上述两类研究都相当重要，而且相互之间有着许多联系。前者注重于接受教育机会上的平等，后者注重于教育结果上的平等。换而言之，我们不仅要问，她们受到了教育没有，我们更需要追问，教育对于她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她们从教育中得到了什么样的发展机会？本文则关注这些研究中的某些隐含前提，对于前一类研究，本文想要提问的是，贫困是接受教育的性别不平等的唯一原因吗？或者是否解决了贫困，就可以解决教育上的性别不平等？对于后一类研究，本文想要提问的是，教育上的性别平等是否可以脱离家庭领域、经济领域等方面而单独实现？教育上的性别平等是否可以在教育体系内部得到解决？以第二次全国妇女地位调查中的数据和部分个案访谈资料为基础，本文试图对此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二、“推移”现象 首先需要对第二次全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做一些必要的介绍。数据的采集时间是2000年12月，采用的是分域分层四阶段不等概率抽样，农村与城市样本分别抽取。基本抽样方案中，初级抽样单位为区县，城乡各抽取202个区县；每个区县内抽选3个街道（乡镇）；每个街道（乡镇）内抽选2个居（村）委会；每个居（村）委会内抽选8个家庭户。实际抽样中略有调整，数据中最终有效个案数为19449人。根据抽样设计，数据还被进行了加权处理。调查涵盖了男女两性在经济、教育、参与、婚姻家庭、生活方式、健康、、性别观念等多方面的内容。 毕业论文 数据中包括有被调查者的受教育年数。为了直观地进行比较两性的受教育年数，我采用了下面这种阶梯型的图。在这种图中，横轴表示受教育年数，纵轴则表示百分比，图中的线条表示每一个相应的受教育年数上的在学比例。以总个案数为百分之百，在每一个相应的受教育年数上，都可能会有一些个案主动或被动离开学校，所以图中的线条也就相应地下降，直至下降为零。熟悉生存分析的读者一定会发现这种图十分类似于“生存函数图”[1]. 先来比较一下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两性接受教育的机会，即取出在八十年代（1980－***年）不再继续上学的那些个案[2]，分别做出男女两性的阶梯图；再取出在九十年代（1980－***年）不再继续上学的那些个案[3]，也做出其男女两性的阶梯图，并进行比较。结果如下所示： 比较两图，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以下几点： （一）总的来说，男性在教育上是有优势的，在图中代表男性的线条大部分都处在代表女性的线条之上。 （二）与八十年代相比，九十年代人们的受教育机会是大大提升了。后一个图中的线条高于前一图中的线条。 （三）与八十年代相比，九十年代在接受教育方面的性别差异大大缩小了。在后一个图中，两条线之间的距离明显要比前一个图中两条线的距离要近得多。 毕业论文 （三）另外一个发现是，这两个时间段中，两性差异拉开的阶段明显是不一样的。在前一个图中，两性差异在第六年迅速增大，并在第六到八年中不断加大。之后虽然两性间仍有相当差异，但是可以认为主要是第六到第八年时形成的差异的延续结果。如果按照学制推算，第六年正是小学升入初中时，而第六年到第八年正大约是初中阶段。 但在后一个图中，虽然也可以明显看出，第六到第八年仍是两性差异拉大的时期，但是这一差异在高中阶段甚至有所缩小，而在第13年开始到第16年又进一步拉开。按学制推算，第13年正是高中升入大学时。这一时间段中两性差异拉开的程度甚至是超过了第六到第八年的。我们发现，九十年代中两性受教育年数的差异拉开的阶段发生了“推移”。 上面说明的是在时间上两性受教育年数差异拉开阶段的“推移”，那么在空间上有没有这种“推移”现象呢？我们将所有个案在空间上分为四类[4]：东中部城市地区、西部城市地区、东中部农村地区、西部农村地区[5]，并且将主要关注九十年代这一时间段。也就是说，取出在九十年代（1980－***年）不再继续上学的那些个案，将其分为以上四类[6]，再分别做出其男女两性的阶梯图，进行比较，情况以下所示： 毕业论文 比较这四个图，可以有如下发现： （一）在东中部城市地区，在第12年前，两性几乎没有任何差异，但从第13年开始，性别差异迅速加大，并且这种差异一直持续到第16年左右。如果用现行学制来推算，这意味着在九十年代，东中部城市地区的教育性别差异主要体现在进入大学上。 （二）在西部城市地区，第9年到第12年是性别差异拉大的主要时期；在第12年，两性差异达到最大。这大约是发生在高中时期。 （三）在东中部农村地区，性别差异拉大的时间段进一步提前，在小学高年级就开始，但主要是在第5到第8年。这大约是发生在初中时期。 （四）难于解释的是，在西部农村地区，性别差异反而并不是像想象的那样明显。我们看到的是，教育整体的不发达的前提下，男性与女性的教育程度都不太高，在较低年级就退学的概率都大大高于其它类别。当然，这可能是因为数据中此类别个案数较少（257人）的原因造成的。 在空间或地域上，两性受教育年数差异拉开阶段同样也存在着与经济发展程度相应的“推移”现象。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两性的教育差异并未能够完全消除，而只是其发生扩大的阶段发生了推移。在这里，贫困也许不能再成为两性间教育差异的主要原因了。另外，两性在受教育机会上的不平等并不仅仅是发生了贫困地区或西部农村，而完全可能也发生在经济发达的地区。贫困与两性教育平等之间的关系应当重新加以审视。回到我们原先的问题上，这种“推移”现象的意义在于，经济增长不一定能消灭教育上的性别不平等，而只是推移不平等发生的阶段。 毕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