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常项目结构性分析
【摘要】 本文采用Shift—share分析法对比研究了成渝经济区的中心城市成都与重庆两地的产业结构与成渝经济区经济增长的关系。
研究表明，2002―2011年间，成渝两地的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均为正值，说明成渝两地产业结构要比整个经济区的平均水平好；另一方面，重庆的竞争力偏离分量由负变为正，表明重庆的竞争力渐渐有了优势，而成都的竞争力偏离分量由正变为负，表明成都的竞争力正逐渐变弱。
毕业论文网 /2/view—12159663.htm 【关键词】 成渝经济区 产业结构 偏离份额分析 一、引言 成渝经济区地处长江上游，是以重庆和成都为支撑点，以其附近一些区域性的中心城市为节点而建设的经济区，总面积约20.6万平方公里，覆盖人口9840.7万，2011年其GDP总量为2.8万亿元。
成渝经济区经济优势明显，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对整个中西部地区城市群而言，它具有明显的优势，它还是西部地区唯一可以突破省市区划界限，在更大的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的地区。
因此，探究成渝两地的产业结构差异与区域经济增长，有利于加快成渝合作，加速建设成渝经济区，打造我国“第四增长极”，带动长江上游及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
产业结构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国外对产业结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他曾揭示过关于劳动力转移的现象；随后科林?克拉克基于配第的观点、理论，总结了“配第―克拉克定律”，他通过对主要发达国家劳动力转移的实证研究，总结了劳动力在产业间分布变化的规律；库兹尼茨则在克拉克的研究基础上，对伴随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研究进行了深化。
吴江、毕正操等对成渝经济区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王骏等对成渝经济区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进行了探讨，并对阻碍成渝经济区发展的难点、误区进行了分析；王能洲、沈玉芳等对成渝经济区区域经济的差异进行了测评，并对其可能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二、成渝经济区产业结构发展现状 林凌、廖元和等曾对成渝经济区地域范围进行了界定，2007年四川省与重庆市签署的《推进川渝合作共建成渝经济区合作协议》认定为，成渝经济区以重庆、成都两市为中心，包括四川省14个地市和重庆市23个区县。
以此定义为据，本文从《四川统计年鉴》与《重庆统计年鉴》统计得到1997年以来成渝经济区三次产业GDP数据（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成渝经济区第一产业GDP结构比重由1997年的24.6%降至2011年的11.9%，降幅达10.5个百分点，1997年开始，第一产业比重一直低于第二、三产业，且与第二、三产业比重的差距越来越大；第二产业GDP结构比重稳中有升，由1997年的40.3%升至2011年的53.4%，升幅达13个百分点，且1997年后就一直保持在40%左右；第三产业GDP结构比重由1997年的35%降至2011年的34.7%，期间2003年相比1997年升幅近6个百分点，最后却略有下降。
三、偏离份额法实证分析 shift—share分析法即偏离份额分析法、变异系数及相似系数法，其均可以用来度量产业结构差异，本文采用shift—share分析法来进行研究。
1、模型的构建 本文以成渝经济区作为标准区域来对照研究成都与重庆两地产业结构变动情况。
假定成渝经济区在经历了时间[0，t]之后，经济结构及总量均发生了变化，设bj，0为成都（或重庆）基期j产业经济总规模（j=1，2，3），Bj，0为成渝经济区j产业经济总规模（j=1，2，3），同理，bj，t与Bj，t（j=1，2，3）则为对应区域末期的经济总规模量。
2、数据说明 本文以成渝两地的三次产业增加值为实例，把它们与整个成渝经济区对照来比较研究它们的产业结构变动情况，从而讨论其结构效应及竞争力情况，主要考察成都和重庆两地近十年来的产业结构变化。
数据共分成两个阶段来进行研究，第一阶段是以2002年为基期，2006年为末期；而第二阶段则是以2007年为基期，2011年为末期。
3、成渝偏离份额各分量计算结果及分析 本文利用相应的经济数据，用shift—share分析模型分别计算重庆市、成都市以及成渝经济区的地区份额分量、产业结构偏离分量、竞争力偏离分量及对应的增长率（见表3）。
由表3可以看出，在2002―2011年，相对于成渝经济区的三次产业结构而言，成都和重庆的产业结构偏离份额都呈现正值，说明产业结构有一定的优势。
另一方面，重庆的竞争力偏离分量由负变为正，表明其竞争力渐渐有了优势；而成都的竞争力偏离分量由正变为负，说明其竞争力有减弱的趋势。
重庆的经济增长主要以结构效应拉动为主，但是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下降，从65.1%下降到54.3%；而成都的经济增长也主要以结构效应拉动为主，但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上升，从49.7%上升到67.3%。
2007―2011年间，成都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贡献（65.1%）比重庆市（54.3%）略高，而它的竞争力对经济增长贡献（—7.7%）比重庆市（6.2%）低11个百分点，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四川省极力推行“工业强省”的战略指导，因而使得成都相比于整个成渝经济区而言，产业结构表现出比较明显的优势，第一产业平稳发展，第二产业发展迅猛，但第三产业发展较慢，且第三产业的竞争力有变弱的趋势；然而重庆市第二产业继续保持稳健的发展态势，第三产业发展也表现出良好的势头，竞争力有变强的趋势。
4、成渝产业结构偏离份额指数计算结果及分析 根据shift—share分析法模型，将前面所得结果带入计算得出成都与重庆的产业结构偏离份额指数，其中包括：结构效果指数W、竞争力效果指数U和相对增长率L（见表4）。
由表4可知，相对于成渝经济区，2002―2006年间，成都和重庆的W（产业结构效果指数）均大于1，即成渝两地产业结构均优于成渝经济区；成都的L（相对增长率指数）略小于1，表明其经济增长速度要比整个经济区的平均水平慢，而重庆的L略大于1，则表明其经济增长速度要比整个经济区的平均水平快。
在2006―2011年间，成都和重庆的W依旧略大于1，说明产业结构依旧要优于经济区平均水平；成都的U（竞争力效果指数）要略小于1，说明竞争力要弱于整个经济区的平均水平，而重庆的U略大于1，即其竞争力要强于整个经济区的平均水平；成都的L依旧小于1，即其增长速度仍然比经济区的平均水平慢，而重庆的L依旧大于1，说明其增长速度仍然高于成渝经济区的平均水平，重庆相对增长速度（1.07）大于成都的相对增长速度（0.93）。
四、结论 结果表明，相对于成渝经济区来说，2002―2011年间，成渝两地的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均为正值，说明产业结构要比整个区域的平均水平好，经济增长依旧主要由结构效应拉动，但是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下降；另一方面，重庆的竞争力偏离分量由负变为正，表明重庆竞争力渐渐有了优势，而成都的竞争力偏离分量由正变为负，表明成都竞争力逐渐变弱。
2002―2011年间，成都和重庆两地的结构效果指数都略大于1，明显高于经济区的平均水平，而重庆经济增长率要快于整个经济区的平均水平，成都的经济增长率却慢于整个经济区的平均水平。
由此证明，成都仍需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力度发展第三产业，积极增强产业竞争力，从而发挥带动经济区经济快速发展；重庆虽然竞争力有加强的趋势，但也需努力调整其产业结构，以便促进成渝经济区更快、更好的发展。
（注：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基于排污权交易制度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激励政策研究”（10XGL0005）。
） 【参考文献】 [1] 四川省统计局：四川省统计年鉴[Z].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2] 重庆市统计局：重庆市统计年鉴[Z].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3] SAPIR A.Economic growth and factor substitution：What happened to the Yugoslav miracle？[J].The Economic Journal，1980（9）. [4] SOLOW RM.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86，39（3）. [5] 林毅夫、蔡舫、李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地区差距分析[J].经济研究，1998（6）. [6] 吴江、毕正操、祝云：成渝经济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实证分析[J].社会科学研究，2007（4）. [7] 王俊、邹海红：川渝经济区的特殊性、复杂性及其构建思路[J].探索，2008（6）. [8] 王能洲、沈玉芳、张婧、马仁锋：成渝经济区区域经济差异的计量测评及成因分析[J].经济论坛，2009（24）. [9] 林凌、廖元和、刘世庆：成渝经济区发展思路研究[M].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10] 四川省统计局：四川统计年鉴（2005）[Z].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11] 重庆市统计局：重庆统计年鉴（2005）[Z].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张琼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