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不载屈原事】 屈原不忘初心的事例
两千多年来关于他的传说，在汉文化影响所及的国家和地区流传。
但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却未被载入《资治通鉴》这部皇皇巨著。
本文不揣固陋，试释一二。
胡三省《新注序》云：“温公偏阅旧史，旁采小说，抉幽隐，荟萃为书，劳矣。
而修书分属，汉则刘，三国讫于南北朝则刘恕，唐则范祖禹，各因其所长属之，皆天下选也。
司马光《进书表》说：“臣……苟智力所及，岂敢有遗”，“……臣常不自揆，欲删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法者，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抉幽隐，计较毫厘”等等，可见他知识渊博，态度谨慎小心，不敢有遗漏。
书中《周纪》三，周郝王二年、三年、四年、十六年、十八年、十九年、二十二年及二十三年都有有关楚怀王受欺于张仪、兵败于秦师、身死异国等记载甚详。
屈原正是在这些政治漩涡中表现出他的政治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的。
而《资治通鉴・汉纪》六，从文帝前四年至文帝前十一年，前后数次写到贾谊的事迹。
这里，不可能因忽略的原因，仅对贾谊大书特书，连长篇疏文都引录而不提屈原。
我以为，《资治通鉴》未载屈原不是因为疏漏，而是司马光有意识的不载。
他在《资治通鉴》中说：“臣光曰：‘甚哉秦之无道也，杀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竞也，忍其父而婚其仇！呜呼，楚之君诚得其道，臣诚得其人，秦虽强，乌得陵之哉！善乎荀卿论之曰：‘夫道，善用之则百里之地可以独立，不善用之则楚六千里而为仇人役。
’……。
”这与司光迁写《屈原列传》时的感慨非常相似。
我以为，所以如此，是出于司马光要避嫌忌。
司马光在与王安石政见不同的斗争失败后著作这部宏大的史书，目的就是想通过它“幸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借以击败政敌。
为此，他要谨慎地避开可能致疑的人物、事件，而可用来击败政敌的历史事件，则抓住不放，详评细论，把治史作为政治斗争手段，利用历史事件，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攻击王安石的变法措施。
他曾在书中说：“善择者制人，不善择者人制之。
”指出善择与不善择的不同后果，立意在箴规甚明。
正由于司马光怀有这样的目的，又有离开朝廷十五年之久的境遇，在与王安石这场保守与变革的斗争中，为防止失误，被人揪住辫子，因此尽力献忠心于皇上，唯恐失去皇上欢心，就避免在书中记载屈原，以免被指借屈原自况，引皇上猜忌。
司马光的疑虑并不多余，他死后十年左右，“御史周秩首论光诬谤先帝，尽废其法。
章、蔡卞请发冢棺……”，蔡京撰奸党碑，司马光亦碑上题名。
由于时代和思想的局限，《资治通鉴》中还有许多观点有待辨析，本文略陈管见，愿求教于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