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战区难童的女教育家周之廉|新童教育家
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重庆，不仅是国民政府军政大员麇集的地方，也有一大批出类拔萃的文化人，来到这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为国家民族的复兴竭尽全力。
环重庆建有众多从战区内迁的国立大、中院校，还有许许多多拯救战区儿童的保育机构和学校，因此教育界的杰出之士也云集于此。
在重庆与合川之间的嘉陵江流域，有一段小三峡。
那时，在跨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之间，建有一个弹丸小地的“北碚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
在这各类学校林立的“实验区”中，竟有四位创建了全属私立院校的教育家，创造出伟绩。
他们是：1939年创办“育才学校”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1940年创办“重庆乡村建设学院”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1941年创办“勉仁中学”、 “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后改“勉仁文学院”)的国学教育家梁漱溟和1939年创建“北泉慈幼院”的女教育家周之廉。
周之廉和陶行知都曾受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
周之廉专攻“儿童教育学”，更醉心于儿童基础教育，终其一生都献身于中、小学教育。
第一个突出的是：她虽然是美国哥大的教育硕士，却从未踏上大学的讲台。
再一个突出的是：她一生研习和从事的事业都是教育，而且是“五四”运动以来妇女参教的先驱，从未离开教育界一步。
第三个突出的是：她的思想主线是“慈幼”、是“爱”，以拯救孤儿为己任。
第四个突出的是：周之廉教育是超前的素质教育。
20世纪初，周之廉以第一名考入天津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与邓颖超同学。
“五四”运动中，周是该校学生总代表，邓负责领导宣传。
她们情同手足，发动该校9名同学与周恩来、马骏等20人共同发起组织“觉悟社”。
毕业后也到河北磁县教小学，后同邓颖超一道在天津达仁女校任教。
继后去北平香山慈幼院任女校主任、北平五省灾童教养院教务主任。
旋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半工半读)。
毕业后曾任河北女校校长、河北五女师校长。
1923年作为改革旧教育的先驱，邓、周和李峙山(亦“觉悟社”成员)、王卓如等加入省县教育会。
她们疾呼改革女子教育，力争妇女参加政府的教委，几经斗争，1924年周之廉、邓颖超首次当选为河北省教育委员会委员。
1933年周之廉靠庚子赔款考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系。
抗日战争爆发，已取得硕士学位的她，放弃继续攻读博士的机会，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丈夫陈宗善教授相偕回国参加抗战。
回国后，她在曾任“巴黎和会”全权代表、国民政府原外交部长、时为战时儿童保育会名誉理事的世界红彪字总会会长王正廷的聘任下，倾其全力在北碚北温泉后山的绍隆寺创建“专收战区难童”的“北泉慈幼院”，出任院长。
北泉慈幼院得到周恩来、邓颖超全力的支持，南方局青年组刘光派地下党员李仲明入院工作。
李仲明在他的《遗言》中说：“中共南方局很重视北泉慈幼院这个地方，支持把北泉慈幼院办好，前后派了一些共产党员到慈幼院工作。
特别在国民党反共高潮中，许多共产党员在这里隐蔽和避难。
” 北碚党史研究室主任唐宦存也不无感慨地说：“北慈能够办好，能够坚持多年，这与党的领导分不开，特别是与南方局的领导分不开。
南方局多次派党员和进步人士到院工作或隐蔽，前后有三四十人。
” 周之廉受慈善教育家、北平香山慈幼院熊希龄院长影响很深，故北慈《创建经过》有“本院为纪念前故香山慈幼院院长熊秉三(希龄)先生而设，专收战区难童，授以相当之教养”语。
可见她的思想主线也是香山慈幼院“慈幼”精神，当年是救助“五省灾童”，战时又“救助战区难童及孤儿”。
最初，从湖北战区抢救六批难童计287名；继后并)x．120名“西康教养院”滞渝儿童；接收“五通桥保育院”就业无门女生50名、“中国急救战区儿童联合会”送院儿童30名；还成批接收战时儿童救济会、战时儿童保育会、《新华日报》社儿童；同时随时接收战区逃亡入川儿童和邻近各保育院、教养院转来儿童，包括各社会团体、知名人士送来及川籍孤贫儿童，前后教抚儿童近1000人。
日寇侵华战火蔓延到豫、鄂以至汉、宜线。
在武汉、沙市即将陷入敌手的1938至1939年，一张张《世界红菱字会沙市分会慈幼院告比邻战区小朋友家属书》遍贴江陵、公安、松滋、荆门、潜江、天门各地大街小巷，对战区儿童进行抢救收容、转送后方。
其收容的六批计287名，输送至重庆北碚，成为教育家周之廉女士创建北泉慈幼院的肇始基础。
当时身兼战时儿童保育总会教育指导、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儿童福利部主任、财政部川康盐务总局公益费管理委员会理事会总干事和北泉慈幼院院长四职的周之廉女士，眼看由武汉市国民党市党部组建的“西康教养院”129名师生撤至重庆后，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经城内、歌乐山、北温泉屡次迁徙，不拨给一分一文，放任不管，又无任何部门接收，致使这些孩子居无定所、食不饱肚。
1941年，已经在五通桥保育院毕业的50个女孩子，来渝后，升学不能、就业无门之际。
在重庆市档案馆北泉慈幼院专卷中，还有一些《中国急救战区儿童联合委员会送院三十名儿童名册》、《战时儿童保育会四川分会第八保育院转送北泉慈幼院十四名儿童名册》。
《一九四二年在院368名学生名册》中，也有《新华日报》社、文化名人老舍、民主人士张澜、佛教领袖太虚法师(将不能入读“汉藏教理院”成年本科的幼稚释姓小沙弥送入)、直三院院长赵君陶、直二院院长段超仁……送儿童来北泉慈幼院的记录。
在1944年日寇进逼湘桂黔时，周之廉在已三次流产的情况下，仍然亲赴桂林前线撤并“桂一院”至贵阳腹地。
周之廉为了在院的千百战区儿童的吃穿、学习殚思竭虑，千方百计筹募资金，而外出奔波，终身无嗣。
在1943年7月4日的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陈家康的夫人徐克立写的《院长・母亲・好朋友》的报道，赞颂教育家周之廉拯救战区孤儿的伟大母爱(为免引起特务注意，竟用21个“×”隐去了“周之廉”、“北温泉”、“歌乐山”和“北泉慈幼院”、“歌乐山第一保育院”等真实名字)。
文中提到，因为“没有固定的经费，没有平价布，也没有平价米，即使一部份能经常补助的经费有时也不能准时发下。
”“为了她不忍看着这群嗷嗷待哺的小宝贝挨冻受饿，整日奔走呼吁，以致流产三次，她还是奋不顾身地甚至宁死也不愿意让孩子们受难。
虽然有时为了人情的冷酷而感到愤怒，而她却不怕碰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