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治理结构重组是中国的新战略机遇

全球经济治理结构重组中国的新战略机遇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国际战略是国家建设的个组成部分。为此,有必要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准确判断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  一、从国际层面看战略机遇内涵和条件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说,现在所讲的战略机遇期是指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延续了十多年的良好国际环境。其间,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空间不断扩大,中国能够自如地同时运用国际和国内两种资源,从而实现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又快又好的发展,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许多人把过去的十多年看成是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客观地讲,这个阶段的战略机遇期,有着鲜明的政治外交属性。主要是在911事件后,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主要关注一直聚焦于反恐。在反恐压倒一切的形势下,中美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尽管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但是合作与协商始终是主流。本文由收集整理 论文网   其实,战略机遇是个宽泛的概念,需要中国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对中国这样个发展中的大国,寻找新的战略机遇,或延长战略机遇期,不能只从政治外交和军事战略态势上找,更要从世界经济层面去寻找和发现对中国有利的战略机遇。  纵观今日之世界经济格局,中国已经同世界各国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在全球稳定和发展中具有重要一席。据海关统计,2011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36420.6亿美元,连续3年保持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的地位;2012年1至10月,中国进出口总值已达到31615.7亿美元,预计全年将超过39000亿美元。另外,截止到2012年9月,中国的外汇储备总额约为32850亿美元,排名全球居首。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分析,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之一。尤其在全球性金融危机阴云未散的今天,无论是面临财政悬崖的美国,还是深陷债务危机的欧盟,抑或是经济增长出现停滞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国都被视为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或是不可忽略的利益攸关方。  但是,问题的另一面是:在中国日益强大的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也在改变,亟盼中国国际体系的受惠者向国际体系的贡献者转变。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高速发展的30年,这高速发展的30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不断地从现有的国际体系索取的30年,世界各国的资金、技术和市场不断进入中国,为中国所用。现在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被人视为即将从发展中国家行列里毕业。尽管经济增长的质量还远没有达到理想状态,但是体量的增大却是不争的事实。不少国家对中国的现状还不怎么适应,对中国的猜疑和恐惧开始增加。中美两国自911反恐以来的战略合作态势出现变化,奥巴马政府高调推行重返亚太战略。近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海上纷争不断,中国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的立场常常被人误解。 毕业论文   在中国原先所享有的相对稳定的外交和安全局面遇到了空前挑战的今天,人们不仅应该在新形势下认真思考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寻找如何延长战略机遇的手段与途径,而且还有必要去寻找新的战略机遇。如上所述,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原有的全球治理机制正面临重大改革和变化,乃至于重组中国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已经被寄予前所未有的期待,要求中国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多责任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也许是中国新的机遇中国应该紧紧抓住这个新的机遇,彻底改变中国自19世纪中叶以来在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和从属的角色,真正走进国际体系的中心位置。  二、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变革  目前,正在展开的全球经济治理重组的主要议题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对具有根本性和长期性的传统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所谓传统全球治理机制,是指那些脱胎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机构。传统全球治理机制涉及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货币金融事务、贸易投资事务、发展援助事务等四大领域,其相应的治理机制分别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世界银行集团(World Bank Group)等。冷战时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作为协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宏观政策的场所,在促进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繁荣与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冷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奉为历史的终结,那些原本应用于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治理机构也随之扩展至全球,因此曾被一些人不恰当地夸张为全球国际公共产品。笔者曾经论述认为,所谓的全球性公共产品其实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霸权的私物,传统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内部存在结构上的不平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分配严重失衡。其中,在国际金融领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权力与义务不平等现象最为明显。根据目前的统计数据,少数发达国家仍占IMF投票权的近60%,其中仅美国就占据16.77%,拥有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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