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孤独|伟大的孤独纪录片
中国历史在每一个世纪之交，总会产生一批伟人及思想家，他们命中注定毕生要扮演一种反省人生、洞悉时代、启蒙大众的思想先驱者的角色，这也许是伟人的时代性。
同时，这批思想者往往多以群体面目出现，各自代表着各种流派、主义、思潮，彼此针锋相对，遥相呼应，群雄争霸，这可以说是伟人的群体性。
遗憾的是，绝大多数思想者并不能在他们所生长的时代实现他们的理想与信仰，其思想体系无法得到大众的价值认同，他们的人生旅程无法完成自我的整合，他们既是伟大的，又是孤独的，这就是伟人的悲剧性。
他们的思想由于超越于时代，因而是伟大的；但他们对时代、对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体察之深刻，是同时代的人们无法真正理解和认同的，更无法与之共鸣，因而他们的孤独又总是难免。
这种孤独是一种思想者独有的内在孤独，是一种伟大而深刻的孤独。
历史赋予思想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得他们在孜孜探索理想实现之道的同时，默默品味着那份难言而痛苦的孤独。
孔子，朱熹，王阳明，黄宗羲，王国维，……思想家的这种悲剧永远是在延续着的。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便又诞生了这样一个思想家群体，严复、章太炎、梁启超、鲁迅、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梁漱溟、冯友兰……，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实验主义、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新儒家、科学主义……，把诺大的中国鼓躁得沸沸热热，俨然是百子争鸣的春秋战国重现。
任何致力于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学者似乎都无法忘情中国近现代史上这段特殊而有意义的时期。
我们很“荣幸”地与这批思想家群体共度中国历史上这个特殊的二十世纪，然而也许是因为二十世纪距我们太近了(也太不平静了)，我们无法正视这代巨人的思想光辉。
并不夸张地讲，我们从未真正客观、全面而深刻地估量过这代思想大师们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价值和对中国历史全方位的影响。
其实，对于中国思想与文化的深层体验，对于中国传统诸方面的认识，对于中国现实的敏锐分析，对于中国未来命运之把握与预想，我们要远远逊于前人。
文明传统的堕落、现代人性的扭曲加之各种非自然因素的干扰，使得我们后人对于本世纪初的这批伟大思想的认识、研究和理解是如此肤浅、单薄、偏颇和自以为是，可实际上，我们究竟能了解他们多少？！先人有知，定会在痛心之余，责骂我们“不孝”。
《新论语》的出版似乎是要在本世纪结束之前完成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的尝试，这个由老、中、青三代学人组成的中国二十世纪思想文库编辑委员会在试图作承续思想体系和重建文明传统的努力。
几千年前的《论语》至今在影响着中国文明，并成了世界文化宝库的精品，而这套《新论语》丛书因其新颖、独特、注重思想而被誉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世纪工程”。
作为民族主义代表的鲁迅，与严复、梁启超、章太炎、陈独秀、孙中山等先驱者不尽相同的是，鲁迅毕生把改造国民性、重建民族魂的历史使命感贯彻始终。
他的全部作品蕴含的伟大精神与他的整个人格使之个人凸现出巨大的魅力。
钱理群在编著《新论语――鲁迅语萃》时，首次将鲁迅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家来看待。
钱先生认为，鲁迅不仅是一位关注中国人的现实生存，尤其注重思考人类与个体生存困境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位具有巨大批判力量的否定型思想家。
在编序中，钱先生将其工作总结为将鲁迅思想命题中的普遍内容与形式从具体的历史纠葛中“剥离”出来，并期待这种“剥离”工作有助于人们“以一种新的眼光、新的兴趣、新的方法，去重读鲁迅原著，去重新发现过去多少被我们忽视了的鲁迅思想中的普遍的超越的意义”。
胡适是一个学者，但正如他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领袖一样，面对多灾多难的中国，终不能忘情于政治。
但他的实验主义的改革中国模式使他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思想上分途。
耿云志研究胡适近二十年，通览几乎所有胡适著述(包括尚未公开的手稿)，编著成《新论语――胡适语萃》，这既“可了解胡适思想的全貌，并进而帮助自己体会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性”以及那一种孤独、苦涩的内心精神世界。
陈来最初对接受《新论语――冯友兰语萃》的编著有些犹豫，宗璞女士指名道姓地下了“命令”。
在此书中，陈来称“冯友兰自己正是用生命来写作，以他的全部精神生命来传延人类永恒智慧的真心”。
此书照录了尚未在大陆公开出版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第八十一章，这是原著的最后一章，也是冯友兰先生晚年最后一篇哲学著作，是冯氏对自己思想的发展所作客观而平和的学术评判，从中我们真实感触冯氏晚年的心境。
在这套《新论语》丛书第一辑中，翟秋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很难想象他在有限的三十五个春秋中留下了百万字的著述，涉及语言文学、教育、哲学、文化、政治思想。
他的政治色彩掩盖了他作为一杰出思想家的光辉。
一位毕生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海外学者曾对笔者谈道，大陆对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人思想的研究似乎还仅限于从中共党史的角度，未能真正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来认识这些思想者、中共早期高级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者等角色兼而有之的人物其思想的价值、意义和地位。
多少有点遗憾的是，丁守和在编著《新论语――瞿秋白语萃》时，最终未把瞿氏那篇争议颇大的《多余的话》收入正文中，其实，《多余的话》对于我们全面了解瞿秋白的思想演变并不多余。
马勇研究严复有素，他在《新论语――严复语萃》中写道，严复的晚年是相当孤独和凄惨的，在落落寡欢中走完人生之路，一个率先号召学习西方的思想大师，在经过人生的彻悟和对东西方文明的体验之后，竟又成为传统思想的坚定维护者，诞生他的摇篮最后竟成了埋葬他的墓地。
该如何理解严氏思想背后的深层内涵呢？一代启蒙大师给我们留下了永远的遗憾与悬念。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蔡元培的名字永远是与北大宽容、民主、自由的传统联系在一起的。
正像雷颐在《新论语――蔡元培语萃》中所指出的，蔡氏本人既热爱和宣扬新文化，又珍视传统文化；既坚定地为新文化辩护，又毫不排距传统文化。
在新旧文明“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模式盛行一时的中国思想界，蔡氏采取“兼容并蓄”的精神和态度。
然而“兼容并蓄”的思想内涵又该怎样理解呢？从蔡先生本身的思想体系演变过程及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氛围来看，兼容并蓄实则源于中庸之道，实则为和为上之法则。
在激进与传统保守两派对立、强烈冲突的五四时期，蔡先生的“兼容并蓄”不失为一种高明(实也无奈)的“调和”手段，尤其是能将各派人物融聚北大，基本保住了一处中国思想文化的圣地与殿堂。
读《新论语》，总感觉自己是在面对一位既熟悉又陌生的伟人，在品味那伟大、深邃、精彻、隽永思想背后的孤独境界；面对此，我们不禁为自己的渺小、苍白而汗颜，我们会时时感受到一种压力和茫然。
这是一种思想巨人前的洗礼吧。
谈及选编工作，鲁迅自己曾说过，选本往往显示的是选者的特色，选者眼光愈锐利，见识愈深广，选本愈准确。
好在《新论语》丛书的编著者都是“眼光锐利、见识深广”的大家，各自不仅拥有许多难得的史料，都对被研究的思想家有深层的共鸣。
因而可以讲，《新论语》以一种新的视角为我们认识和理解二十世纪的一代思想家提供了一幅真实、深刻、完整而生动的面貌，从中，我们可以深深地去体验那种为思想者所特有的伟大而孤独的内心世界。
(《中国二十世纪思想文库・新论语》，第一辑：《胡适语萃》，钱理群编；《严复语萃》，马勇编；《冯友兰语萃》，陈来编；《胡适语萃》，耿云志编；《李大钊语萃》，许全兴编；《瞿秋白语萃》，丁守和编；《陈独秀语萃》，唐宝林编；《梁启超语萃》，马勇编；《蔡元培语萃》，雷颐编；《章太炎语萃》，姜义华编。
华夏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九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