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饱记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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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进元。

孩提的记忆。

1958年，我才9岁，上小学三年级。几十年前的事，我又小，记忆是模糊的，只觉得忽然有一天，胡同和学校就发生了令人兴奋的变化。先是胡同的墙，有人在上面画了不少色彩鲜艳的画，红旗、金桥、白云、飞机、小孩儿坐在麦田的麦穗上……看了让人深受鼓舞。后来又不断听到一个词：人民公社。时间不长，我们那条胡同加入了天坛人民公社（原来叫天坛街道办事处）。然后，胡同成立了集体食堂和集体浴池，在同一个地方——“豆芽菜程家”发豆芽的作坊。永定门小学的两进大院里砌了好几座“炼钢炉”，师生们从家里拿来各种金属的东西，一边上课，一边“炼钢”，为实现1070万吨钢而奋斗。那年特别热闹，除四害，讲卫生，向老鼠、苍蝇、蚊子和麻雀发起了总攻。我们每天向老师上缴打死的苍蝇，母亲们则向街道积极分子上缴老鼠尾巴或者冒充老鼠尾巴的萝卜根儿。最好玩儿的是全北京的人一起轰麻雀，全城红旗飘扬，锣鼓震天，锅碗瓢盆齐响，一片喧嚣，鸟儿们（不止是麻雀）累得从空中直往地上掉。

我还是个孩子，但是，我与大家在一起狂热躁动。我从来也不喜欢上课，便积极地要求参加“大炼钢铁”，常在同学们上课的时候，到教室外去劈柴砸煤。记得有一天，我抡起大锤劈一块木柴（现在回想，当时我为什么用大锤去劈木柴呢？），锤把儿弹起，把下巴碰开一个口子，鲜血直流。学校给了我三天假，于是我头缠着绷带，在后街踢了三天足球。学校“炼钢”的成果很快就出来了，我们把本来可用的东西──铁锅、门锁、脸盆、饭勺、菜刀等等，炼成了一堆废铁疙瘩……。

大人们也很兴奋，在家里总是讲什么“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超声波”“超英赶美”……总之，那一年，无论大人小孩儿，都过得很幸福。似乎没有人想到农村发生了什么事（当然，我那个年纪的孩子也根本不会去想），大家都沉浸在幸福之中。大人们觉得好日子快来了，我觉得每天都很热闹，好玩儿。挨饿的感觉。

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1959年，我10岁，对大多数事，记忆仍然是模糊的，但对于有关吃，或者更准确地说，对于有关饿的事，却终生不会忘记。

头一年，我吃得很饱，再往前说，我也没挨过饿。可到了这一年，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忽然我就天天觉得饿了。那时，我好像心里不再想别的，老是想吃东西，到了一种痴狂的地步。在教室里，老师在前面讲课，我坐在下面发呆，一心一意地想吃的东西。在那以前，我记忆中只进过一次饭店，是几年前有人结婚，可我在宴席上只吃了点儿白糖拌米饭，因为不饿。因此，我在课堂上想不出什么高级食品，只能想在家里吃过的东西——面条、馒头、饺子、炖肉、熬白菜、窝头、花卷、土豆、咸菜……想着想着，便常常会感到肚子里一个非常具体的地方开始疼痛，一种隐约而迟钝的疼痛，后来我知道这个地方叫胃。然后我发现，缓解疼痛的办法是认真听一会儿老师讲课……。

那时的学生上学前一般不吃早点，而是从家里带一点儿吃的东西，在课间，同学们一起把饭热了再吃。我的弟妹多，家里粮食尤其不够吃，带早点就成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事。没带早点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下课铃一响，值日生用大网兜拿来热气腾腾的早点，饭盒、小布口袋儿、手绢里盛着馒头、窝头、烙饼、白薯、贴饼子、包子、米饭……大家一哄而上，把自己的一份抢到手，开始热热闹闹地吃起来。同学们在这种时候是友好的，大家不时地交换着吃，你吃他一口馒头，他吃你一口白薯，亲密无间。而我却没带早点，不但吃不到东西，也享受不到同学之间的那种友情。自己饿，还得看着别人吃东西时的高兴劲儿，那感觉实在是无法描述的。于是，在同学们吃早点的时候，我便一个人躲到教室外面，一边忍着饥饿，咽着口水，一边看着房檐下黑色的檩条发愣。“定量”。

在家里吃饭也不好受。那时，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定量”。现在跟20岁以下的人说“定量”，是需要做一点解释的;而对在那个年代挨过饿的人，你只要说“定量”，他就会明白这是在说“粮食定量”，虽然那个时候什么东西都是凭“定量”供应。

家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定量”。父亲的“定量”是32斤，母亲是28斤，我开始只有23斤，后来随着年龄增长而一步步增加，最后到了一个全北京最著名的“定量”：28斤半。一般来说，“定量”是根據年龄和工作性质定的，搬运工就多，坐办公室的就少。我从小就爱吃面条，特别是母亲做的抻面。那时，我最盼着家里吃抻面，也最恨家里吃抻面。家里人口多，面条要一剂儿一剂儿地抻，一锅一锅地煮，先是祖父（他从东北叔叔家来北京暂住，带着粮票）和父亲吃，然后是弟弟妹妹们吃，最后才能轮到我和母亲吃。这是一种非常合乎道理和礼数的吃饭秩序——长幼有序，尊老爱幼。可问题在于，当别人吃的时候，我要站在一旁干看着！听着呼噜呼噜吃面条的声音，看着世界上最亲近的人在大口大口地吃面条，您想想，饥火正旺的我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站在一旁，不时地翻白眼看看正在吃面条的人，紧咬着牙关，在心里不停地说：“就许你们吃，不让我吃！”我才十一二岁，招谁惹谁啦？

1960年，我得了浮肿病——纯粹是因为饥饿所致。真正饿到极致，人不但不瘦，反而显得“胖”，满面放着油光——北京人管这叫“膀”。我就膀了，脑门、手背、小腿，一摁一个坑儿，半天也不起来。我是一个很皮实的孩子，浮肿不但没使我消沉，反而使我兴高采烈。家里生活有困难，我是长子，一直为自己没有贡献而羞愧，这回我可以“扬眉吐气”了。我可以去看病，以自己的浮肿来换取一斤黄豆。

那天我向老师请了半天假，走了好几站路，来到东晓市医院。临进门之前，我突然又对自己的小腿失去了信心，万一走了这一路，那些小坑儿倏然消失了呢？我胆怯地弯下腰，撸起裤腿，在小腿的迎面骨上使劲地摁了几下——太好了！几个小坑儿赫然在目，像几个灿烂的酒窝。我放心了。医生听我说是浮肿，连头都没抬，只用手指在我的小腿上摁了两下，便拿起笔在一张印好的证明上写了几个字，递给我，说：“买黄豆去吧。”以后，我每个月去看一次“病”，一共去了三次，换了三斤黄豆。那时，我真的为自己能给家里做点儿贡献而骄傲。

我也曾经为了偷吃了一点点黄豆而挨过一次打。东北的叔叔得了肝炎，要补充营养，家里准备了几斤黄豆要给他寄去。那天，只有我和大妹妹在家，我们俩抓了两把黄豆，用铁锅在炉子上炒了起来。炒黄豆很快就吃完了，原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可没想到，母亲下班一回家，马上就闻出了炒黄豆味儿，把我和妹妹堵在屋里暴打了一顿。

民以食为天，人對于食要有敬畏之心。现在看到有些年轻人糟蹋粮食，我常想给他们讲讲那些年我们是怎样对待吃饭的。

我们家那时吃饭简直是一种仪式。不管吃什么吧（那时又有什么好吃的呢？），先是父亲一声令下，全家人马上在桌旁坐好，立即就鸦雀无声，所有目光都投向盛饭的母亲。两海碗熬白菜（油少，不能炒，只能熬）摆上桌子，每人一碗菜粥，一块窝头，开始吃饭。风卷残云一般，吃完了，大家都看着母亲。或许锅里还有一点儿，母亲又给每个人分分，没有了，一般是由我带头，开始舔碗，把碗里所有能吃的东西都舔干净。往往，在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吃完以后，却发现母亲竟什么都没吃！那时每月每人有二两糕点可吃，是凭票供应的。北京管糕点叫“点心”。到吃点心这一天，我们心里格外激动，对点心特别虔诚。分点心是由父亲负责的，数好数，除以家庭人口，平分，余下来的，再一块一块地掰开，再平分。然后开始吃。我是属于狼吞虎咽型，而妹妹们则是属于细嚼慢咽型。不过，大家总都会把自己的那一份吃完——二两点心能有多少呀！忆古惜今。

挨饿的年代，为了对付肚子，人们开始自救。以前，从天坛西门进去，一条大路一直通到丹陛桥，路两边是花坛，种的是美人蕉。碧绿的叶子，鲜红的花，煞是好看。到了1960年，花坛的美人蕉给刨了，改种了小麦。我认识小麦，就是在这些花坛里。现在我猜想，那是天坛公园的领导想出的一项自救措施。一个很好的主意。春天，几乎就在一夜之间，东坛这一大片荒地上就长出了各种各样的庄稼。

我和这件事的唯一关系是又挨了母亲的一顿打。到了夏天，玉米长成了。有一天，我钻进青纱帐，趁看青的人没注意，偷着掰了几穗玉米，用衣服包着跳坛墙拿回了家。不料母亲看到后不但没为我的举动高兴，反而狠狠地打了我一顿，然后逼着我把玉米给人家送回去，并且赔礼道歉。父亲下班之后还给我讲了一通不吃“嗟来之食”。

那么，我们家吃什么呢？记得最清楚的是玉米核磨成的面。父亲从良乡弄回一口袋玉米核面，家里像得了珍宝一样，掺到玉米面中蒸窝头。那滋味儿实在是难受，吃到嘴里像是在嚼锯末，结果是一家老小都解不出大便。但是，我们还是继续吃，这总比干挨饿强呀！那些年有一个词非常流行，叫“瓜菜代”。“代”什么？粮食。可是哪来的瓜菜呀？我在那几年吃过各种各样的“代”──榆钱儿、树叶、桑葚儿、梧桐果、槐树花、各种野菜、白薯秧、烂菜帮子、少量的苍耳（有毒，一次不能多吃）、酸枣、蚂蚱、蜻蜓、知了、螳螂，还有许多不知名植物的根、茎、叶和小昆虫。

1960年，种地的人刚把庄稼收回家，东坛一下变成了果品公司堆放柿子、漤柿子的巨型仓库和加工场地，汽车满载着金黄的柿子，在坛墙和城墙的豁口进进出出。我和我的那些十几岁的伙伴们，守在城墙的马道上，见有汽车开来，就飞身扒到后车厢板上，抓两个柿子，反身到城墙上大吃。我们很少能吃到漤好的柿子，因为，豁口有看门人，我们不敢当着他们的面扒汽车，而汽车到了马道，一拐弯就上了永定门大街，开得太快，下不来车;因此，我们只能吃涩柿子。几个月下来，我们一个个练得身轻如燕，自称是“飞虎队”。

到了1961年冬天，东坛里除去堆放柿子以外，又增加了伊拉克蜜枣。每天天黑以后，我们几个相好的伙伴，翻坛墙，钻铁丝网，潜入露天的仓库，从大块的伊拉克蜜枣上掰下一小块儿，趴在地上吃起来。不过，我只能自己吃，从来也不敢往家里拿，我怕父母知道我偷东西吃挨打。

那几年的秋天，放学以后，我都要拿一把小铁锹到城外的庄稼地去，去挖人家刨过的白薯地，寻找小手指粗细的白薯须子。如果偶尔能挖出一块像样的白薯，我就会像挖到一根金条一样，心里能美上好几天。

在我的记忆中，那几年我似乎没有吃过“干”的东西，好像总是在喝粥，肚子撑得老大，可又总是觉得饿。当然，我肯定吃过“干”的东西，只是喝掺了各种各样东西的粥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商店里也没有什么东西，除去凭票凭证的，就是“高级”的。那时北京有一首儿歌：“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太太上茅房。”普通人家与“高级”无缘，好几块钱一斤，谁买得起呀！我偶尔有一点儿零钱，想买点儿零食解解馋，只有到南庆仁堂分店去买山楂丸。三分钱一丸，包着一层腊纸，药丸呈黑红色，吃到嘴里酸甜酸甜的。我舍不得把药丸一下放到嘴里，而是一点儿一点儿掰着吃，细细地品尝那美妙的滋味。山楂丸的功效是助消化，吃了以后，我会更加饿了起来。肚子里没食，助哪门子消化呀！

1962年，形势开始好转，北京有了自由市场。永定门一带的自由市场，就开在先农坛路口往南的路西便道上。从早到晚，那里人山人海，各种农副产品都出现了。我也上了中学，“定量”长了，油水也大了一点儿，虽说还不能放开肚皮吃饭，还是时不时地感到有些饿，但毕竟比前三年好了许多……。

现在我们的好日子，真是来之不易，更应该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