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金元时期北方经济(4)

二、各行业状况;1.畜牧业金初沿袭辽代旧制，在水草丰美且无蚊蚋之地设置5群牧所，金世宗时扩展为7所，所牧牲畜有马、牛、羊、骆驼。

马作军用，“牛或以借民耕”。

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官营牧场拥有马47万匹，牛13万头，羊87万只，骆驼4千峰。

可知其时马匹超过百万是没有疑问的。

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又将骟过的马分散于中都路、西京路、河北东、西路民间牧养，仍属官营牧马业的一部分。

当时在内地也设置了牧场，明昌三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南京路有牧地63520余顷，陕西路有牧地35680余顷。

两地合计99200余顷，仅此就已超过了北宋时官营牧地98900余顷。

陕西地处边防，原本即有牧地，但南京路地处中原腹地，原为人口密集的农区，此时牧地多出陕西3万余顷，就农业而言是倒退，就牧业而言则是发展。

金世宗时唯有河南、陕西两地“人稀地广，藁菜满野”，与大面积的牧地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由此也可知，两地的“藁菜满野”并非全是荒地，只是利用方式、产品结构改变了。

民间总数大约也超过百万匹。

养牛业：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曾派官到东京、西京、北京、中都、河北等路买牛5万头。

说明牛是主要产业。

养羊业：大定年间，诏以羊10万只拨付乌古里石垒部畜牧，“其滋息以予贫民”。

养猪业史料很少，但从地处东北的会宁府金朝前期曾每年贡猪2万头来看，2.桑蚕棉麻业但那是当地条件造成的，并不其建国南下后对桑蚕业的高度重视。

在大力发展各地原有桑蚕业的同时，尤其注意培养督促猛安谋克户从事桑蚕生产。

金朝规定：“凡桑枣，民户以多植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猛安谋克户少者必课种其地十之一，除枯补新，使之不缺。

”金章宗明昌初，针时猛安谋克户再次下令：“如有不栽及栽之不及十之三者，并以事怠慢轻重罪科之。

”足见这一带到处都有桑林。

唐州泌阳县（今河南唐河）金末新种桑树30万株，“县以之致富”，金哀宗正大五年（1228年）郑州（今河南郑州）发生雹灾，“桑柘皆枯”。

种类丰富，也是桑蚕业发达的表现。

此地还很多人工放养的柞蚕，如金章宗明昌四年（1193年），“邢、洺、深、冀及河北西路十六谋克之地，野蚕成茧。

”东平府（今山东东平）大面积的桑柘之林令人惊奇：金熙宗天眷二年（1139年）夏，宋将岳飞率兵10万攻东平，金军仅5千，“时桑柘方茂”，金帅使人在林间广布旗帜以为疑兵，竟使10万宋军不敢进攻，相恃数日而退。

此后持续发展，仅从桑蚕灾害就可以看出。

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清州、莫州、沧州、献州（今河北清县、雄县南、沧州、献县）4地桑遭霜害，毁桑2417000余棵，坏蚕12700余箔。

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真定路（今河北正定）、汴梁路（今河南开封）、晋州、冀州、深州、蠡州、景州、献州、恩州、冠州（今河北晋县、冀县、深县南、蠡县、景县、献县、山东武城东、冠县）发生桑树虫灾，其中冠州受灾桑树就多达40余万棵！冠州仅领1县，桑树至少有40余万棵，则上述各地桑林之广，是不言而喻的。

山东桑蚕业仍是当地主要产业，“山东农家因之致富者，皆自丝蚕旬月之劳。

”又如大宁路（今辽宁朝阳西）也有4州、3县“皆土产桑”。

一直至元朝末年，不少地方还在进一步发展桑蚕。

如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年），保定路庆都县（今河北望都）通过劝课，“四郊之桑皆郁然成列矣。

”元末陕西宜君县一石姓农民养蚕30箔，据传说其蚕发生变异，化为一巨蚕，吐丝15斤。

关于元代北方蚕事，农学家王桢有不少论述载于《农书》。

王桢著《农书》的目的之一，就是南北各地经验教训，以利取长补短，所以多进行南北比较：“北方养蚕者多，农家宅院后或园圃间，多种萑苇以为箔材……南方萑苇甚多，农家尤宜用之，以广蚕事。

”以上不同情况归结起来，有三点可以明确：一，北方桑蚕多，养蚕业规模大；二，北方蚕事工艺先进；三，北方由于养蚕多，只好屋外露簇，相比南方蚕少可以屋簇显得粗放。

由此可知，元代北方桑蚕业并未衰退，不但是发展的，而且发达于南方，至少不比南方落后。

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年），“天下户一百五十七万九千一百一十。

赋丝七十万六千四百一斤，钞四万九千四百八十七锭”。

户均丝4.47斤。

元代科差专有丝料一项，户口专有“止纳丝户”、“丝银全科户”和“五户丝户”等;其时蒙古统治区主要是北方地区，丝是主要赋税品种，充分证明北方桑蚕业的发达和在当时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而统一南方近50年后的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全国科差丝总共为1098843斤，仅增加39万余斤而已。

当然，其中主要恐怕是赋税结构变化造成的，但至少可以说明，就丝而言，朝廷并不依赖于南方。

非但如此，元朝以五户丝为王公贵族食采邑的主要方式之一，一般每位数百数千斤，多者上万斤，全部出自北方。

元代北方纺织原料生产大发展还有一划的标志，即棉花种植推广到内地。

南北朝时新疆已植棉，至蒙元时已很兴盛。

如喀什“出产棉花甚饶”，和田“产棉甚富”。

[xlvi]大约在金末元初，传向陕西：“近岁以来……木棉种于陕西，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当地人民“深荷其利”。

[xlvii]并很快推广到关东地区。

从此，种植业结构有了较大调整，并为北方经济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