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与畲族经济转型
摘要：本文对畲族如何通过文化自觉来寻求经济的转型作了简要分析。一是从观念层面超越“耐劳杂作，弗事商贾”的传统农本意识、淡化“山野自足，于世无求”的族群封闭心理；二是从实践层面复兴与光大丰厚的山地农耕技术文化、梳理并激活沉寂、独特的民俗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C95—05．83：Q988．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7)07—0108—07。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反复强调的主要议题，其主要内涵是指生活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们，面对剧变的社会环境，对文化的一种自我反思和自我调适。即对自身文化的渊源、特色及走向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面对“他文化”的冲击，既不是简单的“传统回归”，也不是盲目的“全盘他化”，而是在知己知彼、取长补短的基础上，加强自身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在既不丧失自我又能顺应时代潮流的状态中求得自身文化的发展。美国当代反思人类学大师萨林斯在“何谓人类学的启蒙?20世纪的若干教诲”的演讲中，表达过类似“文化自觉已成为发展中民族普遍潮流”的思想，他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处于发展中的不同民族都在朝着“现代性本土化”的目标迈进，意即在保护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寻求发展，在世界文化秩序中力求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事实上，在全球化与多元化并存的大背景下，从单一族群到多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都面临着文化自觉与经济发展的共同主题。
畲族作为我国东南山区的散杂居农业民族，面对畲汉发展极不平衡、民族经济与区域经济相分离的现实，如何在扬弃自身文化的基础上实现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型?这同样迫切需要畲族主体的“文化自觉”。本文拟对畲族如何通过文化自觉而寻求经济转型作一简要分析。
一、超越“耐劳杂作、弗事商贾”的传统农本意识。
畲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山居农业民族，史载：“结庐山谷，诛茅为瓦，编竹为篱，伐荻为户牖，临清溪栖茂树，阴翳蓊郁然深曲。”至迟在隋唐时期畲族先民就已聚居在“莽莽万重山，苍然一色，人迹罕到”的闽、粤、赣交界处，然而随着唐王朝于垂拱二年(686年)在漳州设立郡治后，汉族移民及其先进生产方式的引入，畲族先民因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经济无法与汉族畜耕农业经济相抗衡，只能陆续向周边的崇山峻岭中迁徙，他们“三三两两、徐徐而行”，“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他徙”，经过长期的迁徙动荡，迟至明清时期才以“山哈”(山里的客人)这一“迟到者”身份，陆续定居于闽、粤、浙、赣、皖、湘、黔等省的广大山区，与广大汉族交错杂居，实现了从游耕农业到定耕农业的转型，畲族也由聚居民族嬗变为散杂居民族。
畲族的迁徙史既是一部艰辛的山区拓荒史，更是一部壮丽的民族史诗，千年漂泊、千年沧桑!她能在极为严峻险恶的条件下生生不息，源于其坚韧、耐劳的民族文化品格。定耕的畲民处于经济的弱势、社会的边缘，只能向汉族地主租山开垦或佃田耕种以获取有限的生命能量，他们“茅居偏向陇头结，佃种无辞荒处开”，“攀陟重岩艰，依栖穷谷僻；斫畲刀耕举，烧畲火种墌。……开垦有畸零，树艺无空隙；舆丁及担夫，余力耐劳剧。”“每每彼所开垦之地，垦熟即被汉人地主所夺，不敢与较，乃他徙，故峭壁之巅，平常攀越维艰者，畲客皆开辟之，然每每刀耕火耨之所得，未成卒岁，则掘草药，种茯苓以自活。”畲族女性的坚韧、耐劳更是巾帼不让须眉：“妇人……析薪荷畚，旅层崖如平地。……种山为业，夫妇皆作。生子坠地，浴泉间不避风日。”“女子不缠足，……常批蓑戴笠，跣足负耒，日与男子同耕种。生子逾月，服农事如常日，只哺儿一次。”更有甚者：“生子三日即强负至田畔，悬于树。躬耒耜不懈。”正是因为无数畲民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我国东南山区的莽莽丛林、荒岭僻野才化为山间秀陌、茶园粮仓。
但是一个历史上长期“以山为基、以农为本”，又处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边缘的少数族群，自然只能行走在市场的边缘，被动地接受商品经济的浸染。因而畲族坚韧、耐劳的民族品格中又同时蕴含着对商品经济的隔膜与澹然。清初不少畲村尚保持着“其贸易商贾，刻木大小长短为验”的太古遗风。康熙年间福建漳浦畲民“民不外劳，役宽务简，地广野丰，民勤本业。”长汀畲民“汀人安稼穑，少营商贾，富民守禾亩，贫夫力山畲。”光绪年间侯官县畲民“执业甚微，多缚麻稿为扫帚，挑往城廓各处贩卖，耐劳杂作，弗事商贾。”而同时代的浙南畲民“男女皆力穑，时或负薪鬻于市。”据魏蓝《畲客风俗》所载，清代浙西南畲民“凡物与人换物者，即以高价与之，畲客亦不肯售。畲妇持鸡至城市，换人旧衣服，或挑番薯、芋头、萝卜之属，与人换鞋。”畲民之商品观念可见一斑。直至民国年间，畲民与市场的联系仍然滞留在“互通有无或物物交换”的层面，即将畲区土产如竹器、蜂蜜、柴薪等运至市场，“易币以购各种棉纱布匹等杂货归焉。”他们在有限的市场交易中，既没有等价交换的概念，更没有价值规律的意识，市场只是一个与汉人以物易物解决生活所需的空间。又据上世纪20年代沈作乾在浙南的调查：“畲民完全以农业为主，没有一人经商的。平时仅以少数农产，如番薯、柴草、或花带等，向汉人交易男子的旧衣，旧履而已。但该族日用所需，如油、盐、酱、醋……等不能不仰给于汉人；因专事农业之故，不能常有现金，势不能不出于赊欠。汉人之熟悉该族情形的，因他们日用所需，特设一种杂货店以供给之。此种商店，多开在畲民接近之处，很讲信用，平时畲民‘予取予求’，不给一钱，一到农产登场，就要本利归还，一文不欠。此种商业，几近盘剥，很不道德，却很为稳固，故汉人做这种生意的，颇不少。”德国学者史图博上世纪20年代末在浙西南调查时发现：“买卖”对畲民而言是纯粹的与汉族商贩的以货易货行为，因而他们甚至对“买卖”这一词语亦非常陌生，“在云和县他们不说‘买卖’而说‘换’；在景宁县他们用个‘兑’字。’可见畲族是一个力本务农、疏离商业的民族。
畲族滞后的商业意识延续至解放初期，20世纪50年代国家民委组织对广东、福建、浙江、江西、安徽等地的畲族调查发现：景宁东弄畲村从来没有自己的商人，也没有自己的经济贸易中心，畲民日用品向汉商购买，笛民的土产如木材等都是由汉商收购；浙江平阳王神洞畲民也没有从事商业的，该地盛产木材、毛竹等，有畲民为汉商放木排、竹排运送木材和毛竹至温州，但自己却没有从事这种买卖的；浙江泰顺司前、竹烊畲民主要从事的是农业生产，交换极少；福建宁德、罗源八井、福安等地畲民亦是以农业为主，手工业尚未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畲族没有自己的专业商人；广东各地畲村也基本没有畲民经商。几乎各地畲村的挑货郎亦都由汉人承担。总之，畲区始终没有发育出本民族的专业商人和自己的民族市场。
“耐劳杂作，弗事商贾”的历史惯习仍深藏于当今畲族深层文化结构中，并以惊人的历史连续性呈现于当今广大畲民的日常行为习性中。耐劳，固然是其优秀的民族品质，可以升华为经济变迁的动力，而与之相伴的农本传统却深深地制约着今天畲族的经济转型。长期淡薄的商品意识和以农为本的。
价值取向使畲族在现代性追求进程中缺乏制度创新的文化资源禀赋。因此，如何超越自身根深蒂固的农本意识成为畲族主体文化自觉的首要重任。因为“从本质上说，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观、文化观总是阻碍着市场导向的乡村非农经济的发展。”畲族若能从文化自觉的高度突破和转换与现代性相抵牾的定势思维，将耐劳的品质从传统农本意识中剥离出来，以山区拓荒者坚韧、耐劳的精神去接受商品观念的熏陶和市场经济的挑战，其商品意识和市场博弈能力必然会逐渐累积与加强。如果依然执着于传统小农“勤于农耕、疏于商业”的文化惯习，势必永远游离于市场经济之外，难免沦为现代经济浪潮中的边缘人。
二、淡化“山野自足、于世无求”的族群封闭心里。
畲汉之间因交错杂居必然形成长期的民族互动，畲族社会变迁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畲汉关系史。然而在封建的华夷秩序下，在大汉族主义文化氛围中，畲族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资源上都处于边缘化地位。因此畲汉之间的文化互动又呈非对称性和极不均衡状态。总体上是畲族全方位地接受汉文化的涵化。在被汉文化涵化的动态过程中，作为弱势族群的畲族交织着复杂、矛盾的民族心里，他们在观念和行为上呈二律背反特征：既强烈自尊又屈从命运；对主流文化既仰慕又抗拒。一方面，畲文化对汉文化保持着某种开放的心态，以歆羡的姿态而主动吸纳汉文化。
畲族从游耕到定耕的转型无疑源于对汉族先进畜耕农业生产方式的主动采借。畲族文化表征的消失不排除有封建大汉族主义者强迫涵化或机械涵化的外力因素，但在较大程度上是源于文化传播的优先法则而自然涵化的结果。例如，据道光年间《建阳县志》所载：“近惟嘉禾一带畲民，半染华风。欲与汉人为婚，则先为其幼女缠足，稍长，令学针黹坐闺中，不与习农事，奁资亦略如华人。居室仍在辟地，然规模亦稍轩敞矣。妻或无子亦娶妾，亦购华人田产，亦时作雀角争，亦读书識字，习举子业。”由此可以反观畲族对主流文化的倾慕心里。再如光绪年间刑部主事钟大煜为修钟氏连环谱到福宁所属各县走访看到山民(畲民)被汉人歧视性地称呼为“畲”时，山民不服，引起争端的情况，他旋即发布告示，“向山民劝改装束与众一律，便可免此称谓，无不踊跃乐从”钟大焜所采取的机械同化虽然并不能改变畲族的时代命运，但他的举动却体现了一个封建官员企图将华夏边缘族群纳入华夏大一统文化圈之中所作的有限努力。而畲民的“无不踊跃乐从”则反映了畲民对主流服饰文化的积极姿态。事实上，越是互动较深的畲汉交接地带，畲族表征文化就消失得越快，畲汉之间文化同质性成分就越多，这多少证明了畲族对汉文化的开放心态，正是这种族群互动的开放心态，奠定了今天畲族经济转型的精神源泉。
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忽略：畲文化在开放的同时也伴随着某种隐性的族群封闭心理，对主流文化保持一定程度的排斥和抗拒。
在长期的不对称的畲汉互动中，基于封建大汉族主义者的民族歧视和自己的华夏边缘处境以及山区独特生态的自然屏障，畲族本能地构筑起一道以远离汉人而维持民族自尊的心里防线。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民俗文化都传递了这样的文化信息。正如《瑶民纪略》所载：“(畲民)其风朴陋，大率畏葸而多惧，望见衣冠人至，其家辄惊窜。人市贸布易丝，率俯首不敢睥睨，亦有老死不入城廓者，噫嘻是殆。所谓山野自足，于世无求，与人无争者欤!”这反映了历史上的畲族因倍受民族歧视而对汉族官绅产生恐惧感，这种恐惧感又泛化到一般的民族交往，以至于“老死不入城廓”，因恐惧而躲避，因躲避而自闭。而畲族《高皇歌》则唱道：“女大莫嫁华老去，准当爷娘不养你，无情无义是华老，好似小时死去了”。这实际是通过歌谣传唱的形式不断强化“汉人是如何不可靠”的历史记忆，不断提醒和告诫子孙：畲汉通婚是违背祖宗和父母的忤逆之举。这体现了畲族试图通过民族内婚的壁垒而躲避与汉族深度交往的文化心态。此外，畲族过去的“排行”与“隐语”习俗也体现了类似的民族心理。畲族男女都有排行，男称郎，女称娘。蓝姓为“大、小、百、千、万、念”六字一循环，而雷姓则缺“念”字，五字一循环，至于钟姓则缺“千”和“念”字，四字一循环。过去畲族与陌生人相遇时，首先运用隐语、秘语等来考察是否是“我类”，回答正确就是我族人，盛情接待。例如，若问“你根竹子破几开?”若回答“破六开”就是蓝姓，“破五开”就是雷姓，“破四开”为钟姓等等。如果说畲族独特的“排行”习俗，体现了畲族的家族伦理文化和强烈的族群认同，但与之相关的秘语、暗语则无疑交织着族群排外情绪和封闭心理。
随着新政权民族平等政策的实施，畲族文化心理二律背反的特征已日趋淡化，然而封建大汉族主义者历史上将畲民斥为“盘瓠遗种”的民族歧视而导致的畲族民族心灵创伤和民族隔阂的阴影却很难在短期内消弭。正是由于长期边缘化的历史遭遇以及客观的山区生态，“山野自足、于世无求”的族群封闭心态仍然残存于当今畲民的行为习性中。在社会转型期表现为对传统山地农耕乐天知命式的热情和执着，对现代性本土化追求和民族经济互动尚缺乏足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民族内婚的比例仍然居高不下，这些都构成畲族经济转型的羁绊。
族群封闭心态不利于对新技术、新知识的采借，阻碍着畲族经济的变迁与转型。过于强烈的族群意识、高度的族内婚以及教育资源的稀缺等，导致畲民囿于亲缘和地缘的“强关系”社会网络之中，群体的结合以初级群体居绝对优势，而次级群体较少，这虽能使群体成员得到及时的帮助和心灵的慰藉，但信息资源不丰富，因而相对汉族而言，畲民社会网络较不发达、向社会上层流动机会较少、社会资本较匮乏。例如，盛产优质惠明茶的浙南景宁鹤溪镇畲族茶农，由于缺乏市场经验和营销网络，因而只能普遍卖茶青于公司，获取较少的初级利润，而盛产优质铁观音的闽南安溪西坪镇的汉族茶农却没有一家卖茶青的，普遍兼有深加工，并形成遍及全国的销售网络。
可见，惟有畲族主体从文化自觉的高度，淡化集体无意识层面的族群封闭心理、强化民族自信心和进取精神、加强族群互动，才能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耕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事实上从隋唐以来的畲汉关系史证明：对汉文化的大量采借是畲族社会变迁的动力。在信息时代，族群间的交流与互动具有更新的意义。在畲汉互动中，汉族的价值观念、技术信息与畲族的山区资源、劳动力构成互补、共生关系。畲汉族群间的通婚，有助于民族间经济、文化的深度互动，尤其有利于畲族拓展社会网络、增进社会资本。总之，惟有加快畲汉互动的频率、深度及广度，融民族发展和区域发展为一体，畲族的经济转型才能由理想变为现实。
三、复兴和光大丰厚的山地农耕技术文化。
畲族的文化自觉不仅要善于从观念层面克服不利于经济转型的文化惯习，但更要善于从固有的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中寻找经济转型的资源。畲区拥有丰富的松、杉、柏、樟、楠、栲、榕、栎、桐等林业资源以及红苏木、马仙蒿、黑龙须菌等野生植物1000多种；长时段栖息于山区的畲民，基于对山区生态的文化适应，逐渐摸索并习得一整套的山区农耕知识体系，累积了丰富的山地耕作经验和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