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的那一抹星光
摘要：本文通过呈现底层文学作品中的人生百态，探讨底层写作中体现的现实关怀，总结其意义和缺失，力图拔开底层文学发展中的迷雾，为底层呼吁，并为改造、提升底层写作指明方向，让底层叙事呈现新的灵魂。
前言。
“底层文学”产生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大规模的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加剧了它的发展。在整一进程中底层民众所承受的“历史性阵痛”为底层文学提供了创作的源泉。马克思说过，历史前进的杠杆正是恶与欲望这样的东西，时代的“进步”与“发展”理所当然地要以某些人的悲剧性命运作为代价。在中国社会，这体现在农民进城务工阶层的生存状况非常艰难，城市繁荣背后有大群体的流动人口，他们“蜷缩”在城市的角落里，在生存边缘苦苦挣扎。
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下，文学是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学代表的是社会、人类的“良知”，它关注的是人，以审美的形式去丰富人和引导人，所以，“人”的写作依然是先锋性的写作。近年，底层文学在当代文坛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底层文学热印证了人文关怀和“人”的写作这两条定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现代性的知识设计中拥有这样一种要求——急切地期望人文知识会促进对自然力量的控制，促进对世界、自我、道德、进步、机构的公证性甚至人类幸福的理解。底层文学在其作品的主题和内容中体现了现实关怀的精神品质，而现实关怀也在底层文学的叙事中得到了新的展现和理解。
中国社会在经历了对现代性短暂而痛苦的拒斥之后，便开始迫不及待地奔向“现代”，表现在社会进程上就是从近代到当代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始终在经历深刻的“转型”。改革开放之后，现代化的进程加快，“现代化的阵痛”也更显著，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农民离开土地，进程务工谋生；工人离开工厂，重新在城市中寻找位置的沉重现实。
上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语境的改变，底层文学更是以一种异质化和叛逆性的激进文化姿态闯入文坛审美视域，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文学迅速市场化、城市化、时尚化，出现了美女作家、身体写作、商业炒作。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有些作家把文学制造成了大众的文化消费品，陷在欲望与金钱的鸿沟里。而底层文学则是当代社会危机的一种文学性镜像反映，它以一种责任和良知回归的使命感突显它的现实主义格调、批判立场和现实关怀，摆出的是向主流意识形态回归和靠拢的姿态。作家们出于一种创作良知，以贴身的体会和领悟，表达出抒写一群群“求生者”在底层贫困线上挣扎的孤独史，一部深层扎根于心里的痛苦史。
底层小说作品有陈应松的《望粮山》、《人瑞》、《太平狗》，刘庆邦的《到城里去》、《神木》，罗伟章的《大嫂谣》，荆永鸣的《外地人》，吴炫的《发廊》，林坚的《别人的城市》，诗歌作品有张联的《傍晚全集》，谢湘南的《在对列车漫长等待中听到的一首诗》，辛酉的《到南方去》，高平的《城市》，卢卫平的《乡下人进城》，徐道勇的《来自乡村的打工仔》。在这些底层叙事中，作家们把笔尖触到了当代农民和城市打工者们的生存困境和承受的心灵冲击的精神世界，其中有写到生存条件恶劣无生命保障的矿工，生活窘困与无奈的进城打工者，被家里家外的烦恼困扰的都市下岗工人，怀抱梦想但梦想被残酷现实打碎的漂泊流浪者等。作品通过对这些阶层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道德理想的展现，书写了社会转型时期农民与工人的暂时性困难，农民对乡土的依恋，对城市文化的向往和迷惘。作家向世人呈现一幅幅底层人物在城市生活的孤独，被城市文化拒斥的心灵痛苦与寂寞的困苦图景。
⒈农民——逃离“根”，灵魂无处安放。
诗人张联曾说过“诗人的名字叫痛苦”，①他写诗是因为他感受到了“灵魂无处安放”的痛苦。在他的《傍晚全集》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城市对乡村的挤压。农村的虚空化，城市的现代化，吸引着农民“放下镰刀/放下锄头/别了老娘/卖了猪羊/离了婚/我们进城去……（谢湘南的《在对列车漫长等待中听到的一首诗》）他们离开了世代生息的土地，到城市投奔新的生活。但到了城里，“我提着我的皮走动在大街上/我在这富有的人群中走动/这里没有脚凳，供我歇足”乡村是贫瘠的，看不到希望的，走向城市，同样是最底层，而且没有生存的位置。灵魂到哪里安家？在《走在城市与乡村的路上》中，诗人谢湘南发出了“现在我怎样面对汽车和尘土抒情呢？我又能赋予城市和乡村什么意蕴呢？……你能告诉我我走在一条什么样的线上？你能告诉我在这条线上我都看到了什么？朋友们，我什么也没看到，我只想打瞌睡”这样的感叹。这些都表达了对城市农民在城市的生存状况，数以亿计的农民从田地上，逃到了陌生和不属于他们的都市。但他们的未来究竟是属于乡村还是属于城市呢？他们的家园，他们的根究竟在哪里呢？他们不顾一切向城市进攻，但却遭到了城市的排斥与轻视，最终导致了农民弃耕与农民背井离土却最终无法与城市兼容等尴尬的现实处境。
⒉打工一族——城乡边缘化的“异乡人”。
20世纪末，城市化浪潮席卷了华夏大地，城市在一段沉寂之后，又一次成为了社会生活的中心，打工人裹在人流里从火车上御下来，打开了进入城市的缺口，带着惶恐、新奇和向往，开始了宿命的旅程。这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生活空间位置的变化，还意味着文化的转变——农业文化向城市文化的转变。而这种文化的转变是被动的，痛苦的。打工人从农村走来，进入城市，这是一个象征，象征着城乡二元对立界限的模糊。很多打工诗歌书写了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乡文化冲突；对农民身份的质疑和当“城里人”的梦想，被城市拒绝的彷徨无路的悲哀；被城市文明遮蔽的心灵痛苦；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乡土的怀恋。
他们是农民，却在城市里生活；他们早已在内心过上了城市生活，但“农民”这个标签却很难撕去。打工者们常常在充满不确定、迷宫似的城市道路上走着，希望和失望象城市的霓虹灯一样在他们的脸上变幻闪烁，他们象落叶一样在城里慢慢堆积，又四散开去，他们生动的、木然的、狡黠的脸是由不同的个性或宿命构成的，他们渴望全面卷入城市，但却又被一只“无形的手”不客气地推出，所以，这些“异乡人”始终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但却又无法改变自己的现状，且对自身的地位和价值产生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黄海的诗歌《这个城市没有记住我的名字》里说：“漂流，在乡村与城市之间漂流/不属于乡村也不属于城市”，罗伟章《大嫂谣》里的胡贵靠自己的苦干和信誉在城市里做了一个包工头，发了财。他觉得在乡里人的眼里已经是“城里人”了，但事实上“他还是个农民，从骨子到表皮都是个农民，他融不进城市，城市也不愿意接纳他，这让他对城里人有一种天生的畏惧心理”。所以在这些人身上出现了一种身体与心理完全不协调发展的现象，形象地认为就是——“进入城市是生命的需要，反抗城市是心灵的需要。”②。
⒊当代“包身工”——残缺的生活，黑色的命运。
王十月的《底色》、《关外》、《烦躁不安》等作品和刘庆邦的矿井小说，都是以底层的视角、直接的方式勾画出一幅幅底层现实和民生苦难的生存画卷。《底色》中的刘冬妹每个月仅能领到五百块钱，但那却是用性命换来的，因为工作的鞋厂里的胶水存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所以冬妹最后“得病”了；《关外》中，作者对底层恶劣的生存环境更可谓是一次全方位的盘点：“我”来到东莞打工，没钱住宿，“只能睡烂尾楼，喝自来水”，为了躲避城市对“三无人员”的抓捕，只能在半夜里象过街老鼠一样躲躲藏藏，厂里“饭量是定量的，够不够都是一勺子，菜以竹叶菜和冬瓜为主，如果你是长相漂亮的女工，就能隔三差五的得到几片……”，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渺小的如同路边的一根野草，好像是生活中一片早已被炸干了油水的肉片，他们的要求仅仅是衣和食，然而如此卑微的物质要求在繁华的城市里却得不到少许保障。
这些背离乡村土地以不可阻挡姿态进入到城市各个领域的底层众生，究竟是城市改变了他们，还是他们改变了城市？他们为了生存，出卖劳力、出卖肉体，甚至出卖灵魂，但是，城市给予他们的却是剩余价值中最微不足道的极小部分，他们在城市中扮演着边缘化的角色，是一个失去灵魂的“行尸走肉”，是被城市妖魔化了的“精神流浪者”。
俄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艺术来源于生活。文学也来源于生活，文学还是艺术为生活体现价值的载体。在社会发展的每一段历程中，文学作品呈现的现实关怀是作家人道、人文主义精神的重要体现，如从《诗经》到汉乐府，从杜甫的“三吏”“三别”到元白诗派，这类写作充满了对生命的体恤和命运的悲悯。再到五四时期作家的写作，这种关怀底层和体恤生命的精神称之为“知识分子性”，因为他们无法进入底层，想象和体验底层。因此在现今社会，研究现实关怀是一项迫切任务，而且对底层文学中的现实关怀不仅要从底层最基本的生存状态之关注出发，集中于人的价值和欲望，以及底层众生在生命与心灵间的挣扎，而且还要把这种关怀更多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艰难进程和社会改革的阵痛中所体现的底层意识联系在一起，在现代性视角下反思我们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并在文学中用新的人文精神和超越一般人道主义同情和平等意识呼吁新的现实关怀。
现实关怀也必然是底层的写作标杆。底层写作既关注底层人物艰难的生存处境，更在作品中表达出一种让底层人物在身份地位、社会价值被认可和尊重的现实关怀，并对底层人物在对待金钱与道德，金钱与传统伦理关系，金钱与人格尊严维护，金钱与法律冲突时表现的道德缺失进行了批判。更确切地说，这些作品都在真实的社会现实下表达了作家在底层叙事中所体现和追求的一种平等、共存的现实关怀意识。
当前的底层文学在承续写实小说的过程中，抛弃了二三十年代作家们塑造底层人物的逆来顺受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写法，展现了时代气息和社会气息，在现代性的视角下突现了以人为本和以“人的文学”的特点。这就体现在作品中的人的主体意识觉醒，人的自我价值提升，人的自由度相对扩大等新人文精神。作家在对底层现实和民生苦难的展现中，摒弃了对苦难的关注和体察一种居高的俯视态度，所以他们没有了身份上的优越感，他们也不是站在“边缘”的观赏与把玩，而是带着人道主义关怀和人性目光将心灵沉潜生活深处，以现代性蕴涵着的现实关怀中的平等意识和人道精神对灰暗、复杂的生存境况发出质疑的批判，揭示底层人悲喜人生与人性之光。以前的作品总会强调人之“性本善”或“性本恶”的单一层面，却忽视了善与恶交叉或互渗的特点。还有的作品会把恶人恶性凝固化，让读者很少看到人性异化的觉醒与还原，其实这是与真实的生活不相一致的。
四、结论。
虽然，作家们逐渐消除了文学隔膜意识的存在，但值得读者们深思的是，若要站在现代性的时代角度上看，他们还缺乏对他们文明蒙昧状态的探讨，如城乡的差异，不仅是物质上的，更表现在底层自身与现代城市文明之间的殊途，文明的差异是城乡之间无法融合的阻碍。而现代性视角下的现实关怀，更应该关注文明的平等和融合，那便是：底层有话语权，有“身份平等感”和“阶层自豪感”。写作者们不仅要摒弃了写作中的那种“哀民生之多艰”的“高贵”的贵族情怀，也不能仅仅站在感性的人性和人道的价值立场上，自上而下地去同情和怜悯农民工群体，作家们还需要一种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清晰的理性批判眼光和锋芒。更重要的还是，在面对农耕文明与城市文明的交战中，作家们要用历史的、辩证的理性思考去观察一切人和事，再以深刻反思的理性精神，去履行理智的、有使命感的现实关怀任务。我相信，这才是一种现代性视角下对底层文学现实关怀的灵魂。
注释：
① 王小妮张联的傍晚【J】文艺争鸣，2005，（3）。
② 孟繁华中国的草菅人命阶级写作——以平庄矿区的工人写作为例【EB/OL】。
参考文献：
[1]王莉，张延松当前底层文学的现代性反思【J】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5第6期第7卷。
[2]金晓紧贴大地的飞翔—对于新世纪底层文学的几点思考【J】雪林漫录。
[3]张羽华生存的渴望城乡的孤影—试对新世纪底层文学孤独心灵的分析【J】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4期第7卷。
[4]陈晓明小叙事与剩余的文学性【J】文艺争鸣，2005，（1）。
[5]陈晓明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
陈颖：中共党员，2008年毕业于广州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一直担任中职语文教学工作。现为佛山电大中职语文教师，并担任中职团总支学生分会指导老师职务。2010年3月获得汉语言文学助理讲师资格，从教期间，多次参与学校课题和科研项目的撰写。多次辅导学生参加全国“文明风采”征文比赛，其指导的学生曾获国家、省级奖项，其本人也获得文明风采指导老师奖；。
柳嘉毅：男，1983年出生，广东广州人，生物科学专业本科学历，理学学士，计算机应用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