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能写多少信|写给朋友的一封信

谁都知道，现代化的通讯设备越是发达，人们越是懒得动笔写信。

电话一打，什么事情都说清楚了。

尤其是信息时代、网络时代的到来，“伊妹儿”和手机短信更简便易行地成为手写书信的替代品。

有时候，我真觉得科技是人类情感的杀手，用貌似最迅速和最新颖的手段，扼杀人类心底最原始的也是最朴素的诉说。

只是手指在键盘上轻轻几下击打的“伊妹儿”，不仅将人们情感的相互表达变得懒惰，缺少了身体的温度，更变成千篇一律的格式。

手机短信是“伊妹儿”的缩写版，更可怕的是那里早已经储藏着无数条短信，按你所需，任你所取，就像是一副扑克牌，可以来回地洗牌，组合成不同的条目，供你在任何节日乃至根本不是什么节日的任何时候发给任何人。

现在，编纂手机短信已经成了一种职业，和过去替人代写书信的职业相似。

不过，也不像，过去代写书信，总还带有代写者的手上的一缕墨香，带有属于你自己的一份真实，手机短信却很可能在刚刚发给你之后，又马不停蹄地发给了另外一个人，在几乎同一时刻大家不约而同地接收到同一条一字不差的短信。

我已经不知道如今的人们一年还能够写多少封信，我这里所说的信是指那些真正用手写的书信。

我只知道，有关邮电部门今年年初的统计，上海一地的私人信函只占信函邮件的14％，这时候，正是元旦春节两节之间，应该说是一年之中私人信函最多的时候，却只有这样的比例数字。

而且即使这样的14％，其中信封里包裹的也不敢说都是手写的信函，不知又该含有多少百分比的电脑打印品?还是这项统计告诉我们，不用倒退太长的时间，只是在十年前的同一时间段里，私人的信函也占有整个信函邮件的90％。

信件就是这样飞速而又无可奈何地衰落。

“家书抵万金”更只是昔日的辉煌，残烛般明灭在依稀的记忆里。

就更别去说将信刻印在竹简上了，如今哪儿还有那样的耐心，写一封信要费那样的工夫，饶了我吧! 　　那天，在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写给他妻子的所有信印成了一本书出版，书名叫作《亲爱的贝思》。

从1910年杜鲁门26岁时给贝思写下的第一封情书，到他1972年去世之前写下的最后一封信，一共1322封，被他的妻子贝思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

看到这则消息，我的心里受到极大的震动，即使没有看到那1322封信，也能想象得出那些信的无比丰富和珍贵。

一种由信件连缀起来的62年漫长岁月，一种由信件流淌出的心底倾诉，是那样地含温带热，可触可摸，那样地让人感动而羡慕。

我这里所说的羡慕，是在说我们如今的人，还能够像杜鲁门一样一辈子里写下这样多的信吗?还能够像贝思一样一辈子收到这样多的信吗? 　　如今信函尤其是私人信函的衰落，是生活的挤压、虚假的泛滥、实用的放纵的一种现实；是感情的枯燥、精神的失落、内心的委顿的一种折射；是渴望虚荣、眷慕奢华、信奉浮夸的一种映照。

别的不用说，你试验一下，照杜鲁门那样做，能够水滴石穿坚持写下这1322封信吗?不要说一连写62年，就是写几年试试看?就是写几封试试看?就该没词儿了，就该借助手机里那些现成的短信了，虽然是早在别人的嘴里咀嚼过不知多少遍的口香糖，那已经成为一种舒服的快餐般的表达方式和经过格式化修剪的习惯姿态。

只是信原本带有的私密性已经被公共性所取代。

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写信时的那种独有的感情；远梦归侵晓，家书到隔年，等信的那种期待的心情；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拆开信封时那一瞬间的美好感觉――更都已荡然无存。

杜鲁门的那1322封信，总让我想起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一个人一辈子能够写多少封信?从《鲁迅全集》中查，我看鲁迅先生一辈子也是写了一千多封信，便想当然地觉得，大概最多也就是这样一个数字吧?无论杜鲁门，还是鲁迅，他们都是名人，写的信自然要多一些，如我们一般的平常人，肯定比他们要少，一辈子又能够写多少封信呢?当然，因人而异，会有人多些，有人少些，但是，即使再少，也得有几封，哪怕一封，是由你亲手写下的或由你亲手接过来的信吧?记得大约20年前，刘心武曾经写过一篇《到远处去发信》的小说，写的是当了一辈子的老邮递员退休了，给别人送过那么多的信，还没有接过别人给他自己写来的一封信，就自己写了一封，跑到老远的地方，把信投到邮筒里，让自己这辈子也收到一封来信。

即使我们现在再也难以体会到鸿雁传书的那种意境与美好，即使我们难以做到像杜鲁门那样一辈子写下1322封信的奇迹，但一辈子没写过也没接过一封手写的信，都是“伊妹儿”和手机短信，总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吧?老邮递员还不甘心呢，我们呢? 　　 　　编辑 薛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