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哲学的三次革命
摘 要：辛亥革命以来的一百年，中国社会先后发生三次社会革命：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建立、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和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革命。与此相应，百年来中国哲学也发生了三次革命：资产阶级的哲学革命；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革命。现代中国哲学取得了历史性的飞跃，但也存在着忽视逻辑思维和自由的明显不足。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1)04010808。
作者简介：许全兴，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北京 100091）。
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处于深刻的大变革时期，先后发生三次社会革命：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建立、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和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革命。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奋发图强的建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过去几百年、以至上千年未曾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和惊叹。
哲学虽处于社会意识的顶端，但它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密切相关。与三次社会革命相适应，中国哲学也发生了三次革命：资产阶级的哲学革命；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革命。一百多年来，中国哲学经历了继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以来的第二次百家争鸣。现代中国哲学取得了历史性的飞跃，正跻身于人类先进哲学思想之林，愈来愈引起世界人民和哲学家们的关注和重视。
历史是已经过去了的客观实际，不是可以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但对历史的回顾则因回顾者的观点和视角的不同而不同。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之际，本文拟从哲学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的视角对百年中国哲学的三次革命作一勾勒，以就教于同仁。
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如果把资产阶级革命看作一个历史过程的话，那1898年的戊戌变法则可以视为整个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奏。从哲学史、思想文化史看，戊戌思潮则是中国资产阶级哲学文化革命的酝酿和准备。
受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以康有为、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想仿效俄国、日本，进行君主立宪的维新变法，以挽救中国的衰亡。他们学习和吸取西方的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自然科学，为变法维新创制思想武器。他们的政治理想还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而是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他们的哲学思想也没能冲破中国传统的藩篱，还迷信孔子，穿着古人的外衣，托古改制，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中寻找思想武器。他们主要依据传统的“变易”哲学和“公羊三世”学，批判“祖宗之法不可变”，鼓吹变法自强。他们对达尔文进化论有所了解，但甚为肤浅（严复译著的《天演论》直到1898年才正式出版），主张渐变的庸俗进化论，反对革命进化论。他们是我国最初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他们的一只脚已跨进了新的时代，一只脚却依然停留在旧的世界。如梁启超所言，他们“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他们的思想是“西学附缘中学”、“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由此看来，康有为等人在变法失败后坚持尊孔保皇、反对革命共和也在情理之中。
1898年的戊戌变法遭到反动清政府的血腥镇压而失败。戊戌变法失败宣告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唯有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才是救国的唯一出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举起革命大旗，同反对革命的保皇派进行论战，领导武装起义，十起十落，百折不挠。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二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清王朝的灭亡，封建帝制的结束，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的终结。毛泽东说：“辛亥革命后谁要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1954年9月14日），载《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46页。
革命是由反动清政府逼出来的，决非资产阶级革命派喜好暴力和流血。“告别革命论”者无视历史的本质和真实，否定辛亥革命，实是对历史和革命先辈的亵渎，是一种非历史主义。辛亥革命后不到十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没有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如此迅速成立。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20世纪初，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了较多的译介、传播，达尔文进化论风靡思想界。与资产阶级改良派不同，孙中山等革命派的思想武器完全是现代的西方民主主义的新思想，已抛弃了古人的外衣。他们以革命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为武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批判改良主义，大倡“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救国论盛于国中。那时革命派忙于同改良派的政治论战和从事武装起义的实际斗争，无暇顾及哲学问题的研究。但他们在革命实践和革命理论中体现出主体的自主精神、奋斗牺牲精神、践履精神和强调精神力量的作用等哲学思想是极为鲜明的。章太炎是名震当时的革命家和学问家。他在论战中提出的“竞争生智慧，革命开民智”和“依自不依他”、“自贵其心”等哲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
辛亥革命时期，无论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都在不同程度上继续着严复提出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思想启蒙。他们以自由为核心的民主主义思想作武器，批判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批判国民性中的奴化意识，倡言思想革命、道德革命，疾呼国民性改造。其中尤以梁启超的新民说的影响最大，激荡着当时一代青年人的心灵。新民说，今天读来仍有启迪，仍有价值。
辛亥革命时期，梁启超、王国维、马君武、章太炎、蔡元培等自觉把西方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介绍进中国，中国的大学正式开设哲学课，设立哲学系，开始有专门从事哲学研究和教学的人，从而大大提升了中国人的哲学自觉和哲学思想，推动了中国哲学的革命。其中特别值得一说的是王国维。在王国维看来，哲学与美术是“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他认为：哲学实综合研究真、善、美三者，为中国固有之学；外国之哲学与中国之哲学并非不相容，而是相兼通的，有研究和介绍之必要。他研究和介绍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思想，并运用它们研究中国哲学和《红楼梦》，研究美学，提出美学境界说。他在通州师范学堂和江苏师范学堂讲授哲学和伦理学，力主在大学开设哲学课，批驳反对开设哲学课的守旧论。他称：“人类一日存，此学即不能一日亡也”，“哲学不可不特立一科”。经蔡元培等人努力，辛亥革命翌年，北京大学成立哲学门。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是思想启蒙运动在先，政治革命在后，哲学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先导。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政治革命在先，哲学革命相对滞后。在辛亥革命后，哲学革命继续进行着。
辛亥革命时期最重要的哲学成果是孙中山哲学，其中尤以知行学说为代表。1911年的辛亥革命虽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但政权很快为代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军阀所窃取，共和国名存实亡，辛亥革命失败了。作为这一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对革命的失败进行了哲学反思和总结，于1919年发表了《孙文学说》。他认为，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革命党人中了中国传统的“知易行难”学说的毒，因而“信仰不笃”、“实行不力”。为此，他提出“知难行易”学说与之相对立。他从人类认识史上说明“不知亦能行”、“能行必能知”和“能知必能行”。他一方面强调行的重要，论证人们通过“练习”、“试验”、“探索”、“冒险”等实践活动，行其不知以致其所知；另一方面又十分强调知的指导作用，强调精神和意志的决定作用，强调知（认识世界）的艰难过程。但他缺少辩证法，没能前进到知与行、认识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得出了知行分任的错误结论。孙中山的知行学说的真正价值不在于论证了知难行易，而在于它在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和现代自然科学成就的基础上，对传统的知行学说进行了批判和总结，提出了现代形态的知行学说，将中国古代知行哲学提升到现代水平。孙中山未能完成的知行统一的历史任务则由后继者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得以完成。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革命前革命派对革命的思想理论准备没有足够重视，思想启蒙不力，因而没有形成广泛的思想文化运动，人民普遍不觉悟。辛亥革命后，封建旧思想仍遍布国中，出现了尊孔复辟的逆流。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对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上的补课，是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封建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总清算和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破除了对孔子的迷信，科学和民主的意识得到广泛传播，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标志着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在此之后，谁再想恢复儒家在意识形态中的独尊地位，都不过是痴人说梦、枉费心机。
新文化运动的哲学武器依然是西方的进化论的发展观。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认为：孔子之道，虽在中国古代诚属名产，有其价值；但社会是进化的，孔子之道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为了建设适合时代潮流的新社会，将中国从黑暗专制引向光明民主，必须输入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西方新思想、新文化。他们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的革命性和强烈的感染力，但从学理上讲，都比较幼稚、粗疏，没能形成如西方启蒙思想家那样完整的哲学体系。这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产阶级在理论上的幼稚和不成熟。
当人类历史进入帝国主义时代时，世界各国联成一气，中国革命成为整个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1919年的反帝反军阀的五四爱国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给中国人民帯来了新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与新的社会革命相适应，中国哲学界亦发生了新的哲学革命，即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由于中国社会的特点，中国无产阶级的哲学革命是紧随资产阶级哲学革命而发生的，并在时间上两者有很多的交叉。如果说，中国资产阶级哲学革命的准备不充分，那么，中国无产阶级哲学革命的准备同样也是不充分的。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陈独秀等革命民主主义者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他们宣传的重点是唯物史观和社会革命论。他们努力用初步学得的唯物史观和社会革命论指导反帝反军阀的民主革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作出重大贡献的还有李达、瞿秋白等人。李达的《现代社会学》堪称为这一时期最具水平的哲学代表作。瞿秋白则首次将在俄国学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介绍到中国。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但由于有利的国际形势和中国革命急切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却出现了高潮。李达、艾思奇、陈唯实等哲学家冲破反动当局的白色恐怖，开展了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的运动，唯物辩证法席卷中国思想界，成为当时哲学界的主潮。这一时期的著作以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影响最大、最具有代表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广泛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一环，为尔后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的诞生和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展学哲学用哲学运动作了理论准备。
在抗日战争时期，随着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思想文化的民族性凸现，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孔的片面性日益为文化界所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入到一个更为自觉的时期。理论界、文化界开始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仅要与中国的革命实际运动相结合，而且还要与中国的历史文化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应是中国历史文化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和弘扬者。在延安的革命文化运动中，理论工作者和文化人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的任务。哲学家艾思奇提出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毛泽东则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提出要研究历史，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历史遗产。
毛泽东是革命家、军事家，又是学问家、哲学家。他从青年时代起就酷爱哲学，博古通今、融合中外。他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因而能比其他革命领袖站得高些、看得远些，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能把握住革命的方向，抵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的错误主张，制定出适合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使革命得到发展和胜利。美国记者斯诺在1936年采访毛泽东后便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他有自己的“哲学体系”。斯诺的结论更为尔后的历史所证实。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倡导研究理论、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三者的结合，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具体化。他善于从哲学上思考和总结中国革命，善于把丰富的革命经验和教训（尤其是革命战争经验和教训）上升为哲学理论。他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著作，是中国革命血的经验总结，是中国社会尖锐、复杂和曲折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在哲学上的反映。毛泽东继承中国哲学重视主观世界的改造和人身修养的传统，他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名篇是中国共产党人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集中反映。他的哲学思想不仅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数千年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最主要的领袖，毛泽东哲学思想不同于书斋中专门哲学家的哲学，而是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人生观、价值观，直接指导着中国革命，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进。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已不能担当起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但它仍是革命的动力，起重要作用，这在抗日战争时期尤为突出。与此相适应，在无产阶级哲学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哲学革命仍在继续。
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的终结。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缺乏辩证的态度和担心中国文化中断的忧虑，梁漱溟则公开为孔子辩护，建立融合儒家哲学、柏格森哲学和佛学唯识论为一体的文化哲学，借以论证未来中国和世界的走向应是孔家的道路，开中国传统儒家哲学向现代转化的先河。
如果说孙中山和新青年派分别从知行关系和思想文化上对辛亥革命做出了各自的总结，那么，熊十力则从道德、价值的角度对辛亥革命进行哲学反思。熊十力本人积极参加辛亥革命，他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革命党人的“竞权争利”。于是他决计改“政治救国”为“学术救国”，力图融汇“中国、印度、西洋三方思想”，“明是非”、“正人心”，创立新唯识论。熊十力是近现代自觉创建有自己特色哲学体系的第一人。新唯识论在当时哲学界的影响甚微，但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近现代思想家们的哲学自觉意识的提高。新唯识论对后起的港台新儒家有开山之功。
梁漱溟、熊十力虽然想吸取西方哲学，但他们本人并未留学外国，因而对西方哲学的了解是空泛的。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知识构成方面，留学欧美深受西方哲学影响的学者们则与梁、熊有显著不同。他们在现代西方哲学主导下改造和吸取中国传统哲学，以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其中影响较大者有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冯友兰的新理学、金岳霖的论道和知识论、贺麟的新心学等。他们的哲学虽然流派各异，社会影响也各不相同，但都是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外国哲学中国化的成果，都对提高中华民族的哲学自觉、逻辑思维和道德境界有着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