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乙:爱国者“捣蛋”]舒乙
一日，在人民大会堂开完会，北大著名教授吴组缃和王瑶边候车边闲聊，他们谈起了在《人民日报》上连载的《老舍的童年》，“舒乙的文章写得不错！”“是啊，比他爸的散文写得还好啊！”两位老先生谈性正浓，没有注意旁边人群中站着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人，他似在侧耳倾听，忽然间脸上漾出了抑制不住的欣喜之情。
二三十年后，当舒乙再次向我回忆起当时偷听这一幕时依然喜形于色。
众多的肯定与赞誉对舒乙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也促使他在不惑之年勇敢地走上文学之路。
作家、画家、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博物馆学会副会长、中华民族团结进步协会常务理事……父母亲的成就并没有遮盖住舒乙的光芒，舒乙凭着自身的努力，向世人证明：他不仅仅是文学巨匠老舍、著名画家胡�青的儿子，还是与众不同、自成风格的舒乙。
之前的25年，他是林业化工领域的技术专家。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一些现代文学研究者找到舒乙，请他协助研究老舍。
因为在老舍67年的生命中，由于各方面原因，不为外界所知的“空白”竟占了30多年，他们希望舒乙利用直系亲属的便利，帮忙填补这段“空白”。
舒乙很庆幸当时动手早，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有一批和老舍同年代的亲戚、朋友、同事还活着，他花了几年时间走访了100多人，掌握了实际可靠的资料，将寥寥三四行的经历充实成长长的一串年谱。
考虑到散文是纪实的，不杜撰，同时又有抒情的功能，舒乙选择用散文的形式写了他的第一个作品《老舍的童年》。
此文之后在《人民日报》连载，极受欢迎，包括那些与老舍同年代但对其身世不甚了解的专家学者，他们给了舒乙很多积极的反馈，让舒乙觉得写散文“很来劲”。
三十年来，他每年都要写几十篇文章，以散文、传记创作为主，兼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研究，已出版《我的风筝》《老舍》《大爱无边》等专著20部，获“十月优秀散文奖”等奖项。
舒乙坦言，每次提笔，他都要找一个比较独特的视角，“不人云亦云，要有新意”是他评论一篇文章好坏的重要标准。
即便是很有趣或很重大的事情，若找不到有意思的角度，他就会放弃。
虽然费劲，但舒乙享受着为自己的丰富情感、体悟找一个最佳倾泻口的过程，从而锻炼自己的眼力，磨练自己的思维，也形成了他独特的文风。
舒乙的散文，虽然没有华丽辞藻编织成的堂皇外表，却朴实而有生气，他往往会隔一小段掀一个小高潮，设一个小兴奋点，使整篇文章活泼而充满情趣。
“会不会后悔兜了一个大圈才开始写作？如果早点动笔应该有更大的成就。
”我问他。
“没有。
”舒乙毫不犹豫地回答道，“这里有个成熟度的问题，年轻时没有那么多积累，出不来好文章。
”舒乙笑着回忆起了父亲那代人的观点，“他们觉得儿女不会成为作家的，不可能的，因为他们认为作家应该是天才，而且他们经历丰富，接触各个行业，各种人物，跑了很多地方，从而积累了丰富的写作素材。
而我们只是单纯读书、工作，社会经历太单一，这是注定不会成为好作家的。
” 而如今，舒乙把父亲认为的不可能变成了现实，同时他用了半辈子时间做完了老舍所言的“积累”这门前期功课。
“我记得冰心先生有一次劝慰一个没考上北大的小作家：‘不要紧的，你补习一年再考，虽然你要报文科，但是我建议你补习这一年专门补习数理化，这样能提高你的逻辑思维，而且专门补习英文，最好最后报名英文系而不是中文系，这样有两种语言的比较、掌握，对搞文学有好处。
’我正巧坐在旁边听到了。
后来回想起来觉得特别有道理。
”前半生工程师的工作，让舒乙写文章特别有条理，也培养了他观察、发现、解决问题的能力。
老顽童+爱国者“捣蛋” 在很多朋友眼里，舒乙是个“好玩”的家伙，童心未泯，一点也不倚老卖老，抱有小孩的好奇心，凡事都想打听一番。
他的腿很“长”，经常出圈儿“溜达”，且不按规则地“插足” 几下，却往往踩出一连串出其不意的惊喜。
舒乙有一个舞蹈家朋友姚珠珠，特别爱收集资料，舒乙就给她出主意，“不如你就办一个舞蹈博物馆吧。
”获得赞同后，舒乙索性一条龙服务，一竿子挑下了全部的策划、布置、构思，还总结了姚珠珠一系列舞蹈的特色，把它写成诗，放在博物馆的前言里。
这个之前闻所未闻的博物馆勾起了人们的兴趣，广受欢迎。
“保护文物”是舒乙参政议政时提案的主要课题。
他曾多次参与考察调研，撰写了《京杭大运河，残缺的辉煌》《隋唐大运河，地下的辉煌》《江南运河，水乡的辉煌》等多篇考察实录，为保护文化遗产和文物呐喊。
老北京城的很多古建筑也因舒乙的坚持而幸存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推土机下。
他经常执著地发言、写提案、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文章、与政府有关领导和部门对话，被称为爱国者“捣蛋”。
去年，在北京多个皇家园林里，舒乙发现了15块四四方方的乾隆皇帝御碑，上面的论文、诗歌，用四种文字翻译出来，说明乾隆认为当时最主要的民族是：汉族、满族、蒙古族、藏族。
“250年前就在北京出现了大量的藏文，这太神奇了，而且我发现内容也非常棒，证明了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特别有现实意义。
”经过了一番细致的考察调研，舒乙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和《北京日报》上，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关注，做了重要批示，并拨了好多亿的资金用于保护修复这些珍贵的财产。
“这些碑我们早就发现了，这不是新鲜事儿。
”当舒乙把这篇文章念给一个著名考古学家听时，老学者嘴边慢慢悠悠地飘出了这么一句话，少倾，他又语重心长地感叹道，“但是我们有眼无珠啊，而你发现了这些宝贝中的现实意义。
” 舒乙告诉我，他也常来上海，对上海印象很好，前不久还在上海参加了世界博物馆大会。
“在上海，我去的最多的地方是田子坊，他们用独特的方式保护了上海的石库门、民居，很不错，有推广意义，我专门向政协介绍了田子坊的经验。
至于新天地我不是很赞同，有点‘挂羊头卖狗肉’的意思，但是现在也成气候了，成为了上海一景，但是真正对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应该是田子坊那样的。
平日里，他经常被邀请去各地开会、演讲，别的专家学者趁此欣赏风光，舒乙却张大眼睛，刻意“挑刺”。
这不，几天前，他去了山西芮城，那里有着国内公认的最棒的元代永乐宫壁画。
然而，舒乙发现因为保护不当，壁画严重褪色，他立刻将这个问题向上反映，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交与国家文物局紧急处理，召集有关专家尽快采取拯救措施。
“今年我去香港办了一次个人画展，发现好多表现特别奇怪：一门心思说英文，包括在最正式的场合，最高级的官员都是满口英文；当地普通的店员有点仇视大陆人，比以前态度还差。
我把这种现象最后归结为，对大陆没有归属感，没有文化上的认同感。
可见，我们的工作做得很差，虽然在经济等方面做了不少事，但文化上一片散沙，没有宣传我们深厚的文化积淀，感动不了他们。
回来后，我强烈呼吁要加强他们的文化认同，把最好的文物、展览轰炸般地展示给他们看，要用强硬的措施推广普通话。
” 每年，舒乙都会“火眼金睛”地发现5、6起重大事件，引起最高领导层次的关注。
“虽然根本不是你的业务，但是你有责任心，有敏锐的观察度，可能一下子就把这个问题点出来，而且很快得到了纠正和改善，那多好啊！” 20年投身中国现代文学馆 20年读书，20年埋首林业化工领域，而之后的20年舒乙全身心投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筹建上。
2000年文学馆新馆落成，2002年对外开放，作为馆长的舒乙很快被选为中国博物馆协会的副理事长，与故宫、国家博物馆等馆长并列，全国共6人。
“我当时觉得特奇怪，我们这个馆又小又年轻又专业，我怎么会被选上呢？”后来他们跟舒乙解释，“只有你这个馆最有个性，最有特点。
” 步入中国现代文学馆，无论是中轴对称的庭院组合、江南园林建筑的造园手法与彩灯、暗流、椭圆形社交广场等西式文化融合而成的总体布局，还是巨型影壁、百花齐放浮雕、巴金手印门把、彩色玻璃镶嵌壁画、作家签名瓷器等特色细节，都让人啧啧称奇。
而这些都是舒乙一样一样琢磨出来的，并非交与设计师简单了事。
他从一开始就占据业主的地位，揣摩着要给那些文学大师们建一个最独特的家。
而事实证明，舒乙这个行外人，有着业内人士所无法企及的创意灵感。
在新馆花园塑立着老舍、郭沫若等十三位大师的雕像，真人大小，舒乙没有给他们配基座，而是让他们直接站在草地上，可以被老百姓随意触碰，喻示着与大众的亲密关系。
然而这些雕像的诞生却经历了一番波折。
“中国的不少雕塑家被官员整坏了，一般公众场合的雕塑要经过某些官员的审查，可是官员不懂，按照照片看，这鼻子不像，这耳朵不像，最后修理来修理去，艺术品就变成了标准像。
结果我请一些大专家来雕，发现全被‘修理’坏了，没有思想，没有创意，没有艺术上思索的习惯。
”最后从形象、配件到道具，舒乙都自己出主意。
比如赵树理，舒乙认为可以如此设计：其貌不扬的，罗锅着腰，背着手，长长的脸，衣服也不太齐整，后面牵头驴，上面坐一个特别漂亮的乡下小姑娘，即《小二黑结婚》中的小芹。
雕刻家恍然大悟，出来后效果特别好。
“我当时还担心赵树理的孩子们不同意，就让他们来看，一看，啊，这么传神，同意、同意。
”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博物馆就是一些资料、物品的陈列，但是舒乙却大胆摒弃常规。
他不仅向那些文学大家们要他们的著作，还要他们的藏书，不仅要全部的藏书，还要他们的桌子、文房四宝，如果作家欣然同意，舒乙还会“得寸进尺”：“如果您过世后，把所有的藏书都给我，舍得把您那些小玩意儿都给我，我专门给您搭一个玻璃屋，这就是您书房，我把您的书房克隆在我博物馆里。
”由于长期的情感投资，包括舒乙笑称的“套瓷”，大作家都特别喜欢舒乙，把他当儿子看待，要什么给什么，甚至丁玲等几位大作家的床都被舒乙扛回了文学馆。
“那是大硬板，不是席梦思，说明作家本身就很朴实，也能体现他们老革命的个性。
而且他们也很高兴，不然留在家里说不定就被扔掉了。
”在舒乙看来，那个年代的中国作家特可爱，特大公无私，全身心地奉献，同时他们又很可怜，一辈子受罪，道路非常坎坷，应该还他们尊严，还他们应有的地位，那用什么方式烘托他们呢？就是把他们身旁的东西留存下来。
“书房里的一千件东西，每件东西都有故事，能显示作家的爱好，那比光展览几本书有意思、有个性多了，可视性比较高，故事性、纪念性很强。
” 提及现在的作家，舒乙认为有点脱离大众，一方面有自我封闭的倾向，另一方面是，文学没有那么重要了，没有像以前一样被赋予重要的使命，娱乐化了，而且现在手段太多，不见得非要通过纸质的书才能掌握信息。
“问很多人，你看过《红楼梦》吗？看过。
实际上他们看的是电视剧啊！” 摒弃清规戒律，随心而动 60花甲之龄舒乙拿起了画笔。
“当时是我爱人退休了，到老年大学学画，她是一点天分都没有，我在旁边看着着急啊，就抢过画笔，‘我来给你画’……”至此，一发不可收拾。
“当你会画画以后，能从别人不注意的地方发现美丽，这是画家的绝妙本事，你把生活确实当成源泉了，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想象力，画家可能比作家更需要丰富的想象力。
发现美了，怎么把它搬上画面呢？而且是不落俗套、有点新意地搬上画面，这是很耗心神的。
我的画都是思索良久画出来的，绝没有两张是一致的。
” 至今，舒乙在海内外15个地方举办过画展。
在画展开幕式上，舒乙发现很多请来捧场的大画家们并没有像惯常一样到场三分钟眼光一扫就赶紧“溜号”，而是在每幅画前站立良久，左看右看，横看竖看。
“他们肯定在想，这画的是什么啊？”舒乙猜测着，悄悄走上前询问，“怎么样？”“有意思……”大画家们一脸疑惑，继续揣摩，忽而又蹦出一句，“打死我，我也不敢这么画。
”在这些科班出身的画家们眼里，舒乙实在是太自由了，甚至有些放肆，他刻意不学哪派，甚至放弃向画家妈妈胡�青学习，只是努力在生活中寻找灵感。
虽然在传统画派看来，舒乙的画可能有很多错误，但是没有了清规戒律的束缚，他可以更加信马由缰，出奇出新。
当代油画大师詹建俊称舒乙的中国画为“现代文人的现代画”。
“很多知名画家当着我的面说喜欢，说对他们有启发，这可是大画家啊，而且是非常由衷地说的。
”舒乙强调着，一脸的自信与骄傲。
三个月加三个小时，这是舒乙某些画的诞生时间，经过三个月的深思熟虑后三个小时一气呵成。
有次，他想表达这样一个理念：世界上很多事情是颠倒的，原来觉得是错误的，现在可能是正确的，原来认为是正确的，现在可能是错误的，这是一种抽象哲学，要用具象的画来表达非常困难。
最后，舒乙画了两匹白马，站在草地上，草地是头朝下的，山也是脑袋朝下的，树一会儿在马肚子前面，一会儿在马屁股后面，舒乙用这种怪诞的形式表达了他的逻辑，画名叫《颠倒与错位》。
不习前人，舒乙缘何能在绘画方面有着极高的天资与悟性呢？舒乙坦言父亲老舍是他的启蒙老师。
“评价一幅画的好坏不在于技巧，而在于有没有传递一点新意。
”当年这句话不经意地落进了孩童舒乙的耳朵里，不料50年后，当舒乙提起画笔，那句一直沉睡在他的记忆里的话突然被点燃，使得他可以傲视那些盛名之下的匠活行画，自信地辟出一条新路。
家庭的熏陶受用无穷 虽然不惑之年才从理工转到文学，花甲之年才拿起画笔，但是舒乙的文章、画作自成风格，独树一帜。
舒乙筹建的中国现代文学新馆，从雕塑、壁画到展览、室内布置，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获得全国金奖。
很多人包括熟悉他的朋友私下都不由地感叹，“为什么他想得到，我就想不到，他哪来那么多的奇思妙想？”舒乙呵呵笑着，透露了他的独门秘笈：保持孩子般的好奇心，善于观察、善于思考以及“要有新意”的自我要求。
而这些与他儿时所受到的家庭熏陶密切相关。
舒乙回忆说，三年级以前自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傻小孩，功课总是班里最后一名，透着浑身的傻劲，但是在父亲眼中这样的小孩是最好玩的，甚至在朋友面前直唤他为“傻小子”。
“父亲最讨厌小大人了，就是很小的时候张嘴就背唐诗，模仿大人做各种表演，他特讨厌，觉得就是小老头。
”老舍从不过问子女的功课，如果子女考试不及格，有点沮丧，他会立马过来安慰，“那算什么呀，我小时候常不及格。
”其实老舍小时候成绩非常优异。
舒乙提到老舍先生在作协任职时，“经常给儿童写作，也曾号召全国的作家每人给小孩子写一个作品，他很骄傲的是给孩子写过一个长篇小说《小波的生日》，他认为‘童心未泯’是别人对他最大的表扬。
”后来舒乙又接触过冰心、巴金，发现他们虽然彼此没有交流过，但是想法一致，思想很先进，“他们看到孙儿孙女为功课用功到晚上12点，很难受想落泪，他们的教育观绝对是还孩童天真。
” 老舍对子女的学习采取了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但对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却非常关心。
“父亲认为即使最笨的小孩，也有特殊的爱好，而这个爱好就有可能使他成为一个独特的人。
比如你突然对集邮很感兴趣，他就说‘来来来，我这里有的是邮票，我告诉你这是哪个国家的，这个外文怎么念。
’倘若你喜欢画画，他会主动跑过来说，我来教你，怎么写生，怎么素描。
虽然实际上他一笔不会画，但是他有很高的理论修养和审美情趣，能助长你的天趣。
” 老舍45岁时，周恩来为了缓解皖南事变后的沉闷空气，特地在重庆为他以及郭沫若、茅盾、洪深过生日。
宴会过后，老舍从重庆带回了一个特大的册页，里面是各位名人的题词、画作，中间有2页空页，他马上当着很多人的面喊道：“小乙啊，过来，你来给我画一张。
”“这旁边就是郭沫若的题词，你想想，这得了嘛，当时我还只有9岁，特高兴，啊哟，这么瞧得起我，我也不发憷，上去就画了。
”舒乙神采飞扬地回忆着当年的一幕。
小学四年级后，舒乙忽然开了窍，五年级成绩全班第一，六年级时成为全校学生会主席，后来他进入林业化工领域，研究一门比较尖端而又偏门的技术，即利用木材的下脚料做酒精、酵母等。
“父亲去了实验场地看我，当面没说，回来后就跟人吹牛：‘我们家桌椅板凳全让他劈了造酒了！’其实是工业用酒，被他说得好像是喝的酒了，呵呵，但他特别自豪！” 父亲的重视与骄傲陪伴着舒乙成长，给予他极大的鼓励。
很多名人的后代感慨着父辈的光环给他们带来了压力，而舒乙却直言庆幸，“很庆幸生长在这个家庭，环境的熏陶给我带来的好处是无穷尽的。
” 如今舒乙已经75岁了，他扳着手指算了一下，到11月底，今年他已经出差21次，包括各种开会、讲演、考察，他已经写了长短不一的25篇文章，周围的朋友都劝他在家好好休息，工作量不要太大，但舒乙却喜欢在忙碌中寻求快乐。
“当然也有想偷懒的时候。
”舒乙坦诚地笑道，“这时会想起父亲，那时他60多岁了，一身的病，虽然已经很有成就，依然每天在灯光下孜孜不怠地写稿子。
他从来不会跟我们说‘要勤奋，要坚持’，但是他的敬业给了我们切身的感动，也给了我们巨大的力量。
”现在舒乙是中央文史馆的馆员，他希望在参政议政方面再多提一些建议，“因为积累得多了，比较容易发现一些重大问题，希望为国家再多做些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