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世界遗产与旅游的多重关系
遗产旅游已成为增长最快的旅游形式。全球范围内的旅游资源已被公私领域的利益相关者转化成旅游目的地与吸引游客之亮点,用以增加竞争资本,以瓜分利润丰厚的旅游蛋糕。游客要购买门票、纪念品、交通、食物,支付住宿费用,这些消费每年给全球经济带来上十亿美元的收入,也直接或间接地解决了上百万人的就业问题。
2012 年,按到达人数统计,全球海外旅游已突破十亿人次大关,海外旅游收入达到了 10. 75 亿美元,而且平均每 11 个工作职位中就有 1 个是与旅游相关的。约有三分之一的海外旅游涉及到参观与文化遗产相关的遗址、纪念碑与风景等。遗产旅游的增长,使得掌握遗产旅游的控制权成为地方( 经济) 增长的标志。
有学者指出,遗产通过旅游经历了全球化的过程,使得人们比以往更尊重物质的、活态的文化。然而,将遗产转化为旅游目的地,将文化表达转化为表演,并非一个直观的过程。遗产与旅游间的交叠是极其复杂的。旅游场景中,众多参与者各有意图,也以不同方式使用或误用着遗产这一概念。本文旨在呈现与分析遗产与旅游的多重关系,尤其是二者对地方社区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并且也将探讨真实性的作用以及世界遗产在旅游中的地位等。限于篇幅,本文将聚焦于文化遗产,但讨论方式也适用于对自然遗产与混合遗产的分析。
遗产是对过去的表征,亦是一个承载价值的概念,正如 Graham 等学者将遗产定义为当代社会对过去的选择性传承,遗产概念本身还暗含了一种现在与未来发生联系的可能性,正如Tunbridge 和 Ashworth 所说,当下,人们从一个想象的过去中进行选择性继承,以满足当前所用,继而决定哪些可被传递到未来。
这个观点表明遗产不等于历史,而是基于当下进行的制造,并且与我们当下的经验有关。遗产创造与强化了社会关系、价值观念以及过去和未来的意义。正因如此,遗产常常被国家借用为强化民族认同的工具,因为它能够激发人们对国家的集体归属感,形成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如 Smith 指出,基于技术与美学专家的知识的遗产概念,进而在国家机构与社会组织中被制度化,由此,一个关于遗产的霸权性话语便产生了,这一话语对如何管理、呈现和理解遗产产生了冲击。近来,在不同学科的批评性研究中,涌现出一种批评性遗产研究( 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 ,挑战了这类思考遗产以及做遗产的方法。
在旅游业中,遗产是那些为了游客而以特殊方式塑造的体现真实历史的文化传统,或自然风光。Timothy 和 Boyd 认为,遗产是关于当下的有意识的创造,在这其中,历史被重新阐释与组装以服务于旅游。Ashworth 和 Larkham 则把遗产这一概念界定为一个动态且有多重目标的资源,这些资源在面对诸如金钱与认同等敏感因素时内部会充满冲突。总而言之,遗产中包含着一种高度政治化的工程,全球各个利益相关者为之竞争,也改变了它的形态。这些利益相关者及其他们的( 冲突性) 利益,正表明遗产是一个有多层次内核的概念。
近几十年来,遗产已成为旅游业中最重要与发展最快的部分,更有人称遗产为旅游之精髓。遗产旅游可将某个社会或地方的历史、文化、族群等要素捆绑为一体,成为吸引游客的资源,包括宗教观光、侨民地旅游、生活文化体验、参观历史名城及建筑遗迹、探讨考古遗址与远古遗迹等。有学者指出,当遗产与旅游结合成为一个产业时,遗产便将地方转换为了旅游目的地。
据统计,在世界旅游业市场中,遗产地的游客人数平均每年增长 10% 左右,许多遗产地的到访游客人数和旅游收入甚至每十年就能翻两至三倍。毫不夸张地说,在世界范围内,遗产和旅游已相互依赖、密不可分。从旅游业的角度看,遗产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从不同角度看待与评估过去价值的良好机会。
一方面,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激发了旅游的增长;另一方面,旅游业本身也能借创收来为遗产提供更多保护( 尽管更多的情况是这些创收被旅游开发机构或人员所用,并不能直接造福于地方社群) 。除去其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遗产旅游亦能有效实现旅游的文教功能,能让游客对远方的社会与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遗产旅游还可促进建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且将之展现给海外游客; 同时,遗产旅游也是一种塑造地方自豪感的方式,因为它强调呈现并认可地方价值和文化记忆,进而将地方社区与更大的世界相联。当然,若在这一过程中,地方社区被取代( 譬如为遗产旅游设施而腾出空间时) ,后果则往往不容乐观。
在围绕遗产与旅游之关系的探讨中,生态博物馆的兴起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20 世纪 70年代,生态博物馆起源于法国。相较于传统的博物馆,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强调保留与阐释文化遗产的整体性,注重地方认同、地方参与及地方社区的发展。换言之,遗产可成为促进地方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方式。目前,全球已有 400 多家生态博物馆,这一形式亦被推广到中国。
生态博物馆要求相关者既懂得如何面对地方需求并有效实现社区参与,也能够建立商榷性的管理遗产与实现发展的权威。需要强调的是,将遗产转变成旅游产品与行为不仅有积极效应,也会带来负面作用。遗产与旅游的关系常常被认为充满冲突,因而保守主义者便认为旅游不过是借保护之名来粉饰对经济利益的追求。
当遗产的设计直到实践都被纳入特定的政治与经济议程时,它便成为了权力角逐场,引发不同利益群体的冲突。德国德累斯顿易北河谷曾被列为世界遗产,当地政府在河谷中心地带修建了一座四车道跨河大桥,导致河谷于 2009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世界遗产名录上予以除名。大桥修建之初,当地权力部门曾因害怕失去世界遗产的称号而迟疑,但大部分居民却支持该计划,最终大桥得以修建。然而,即便失去了世界遗产名号,当地的旅游收入却未减反增。据报道,2010 年全年( 即被正式除名后的一年) ,当地旅游收入比上年增长了 7%。
遗产价值得不到充分保护的另一原因,在于地方社区与游客对遗产的理解不够充分,且面对附着于遗产之上的珍贵文化或自然价值也缺乏鉴赏与评估能力,这个问题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这些国家,旅游业往往被视作发展经济和减少贫困的手段。然而,一旦管理不善,遗产旅游会导致土地价格和门票价格上涨,地方社区也会遭受到各种打着遗产名号而实施的暴力。例如在埃及,旅游被视为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手段,遗产也被转化为一种盈利的旅游产品。于是,在卢克索神庙之上,原本有 1300 多户居民世代居住,为了发展旅游,当地政府将所有住房全部拆除。
与遗产旅游相关的学术讨论中,真实性是一个热点话题。游客对真实性的追求,反映了在遗产语境中对真实与可信的文化建构的追求。事实上,游客所迫切寻找的真实的遗产是多种多样的,它可能是未经开发的大自然、传统的土著表演、隐密社区空间或民族节庆。不过,对不同的人而言,真实性有不同意涵,而且游客所追求的真实性体验,常常与专家对真实性的定义有所冲突。
在追寻真实性这一出游动机推动下,旅游服务者惯于呈现一些符合游客想象的真实之物。遗产被商业化,也被转化为提升游客消费体验的产品。在很多学者看来,在这一过程中,遗产丧失了其意义与真实性。以节庆为例,节庆原本是一个没有外人参与的本地仪式,如今成为一种旨在促进旅游的符号建构工具,变得越来越向外人开放。
德国柏林墙为真实性这个棘手的问题提供了另一种案例。倒塌的柏林墙遗址被保存下来以吸引游客,成为柏林市区游的必看景点。柏林墙博物馆展示的主题是柏林墙下的受害者的遭遇。馆内展出了一小段柏林墙的复原品和上千个受害者的苦难故事。不过,这里陈列的众多受害者中,没有一个是真的在穿过边境检查站时遇难的。即便如此,柏林墙博物馆依然成为一个国内外游客公认的圣地。
关于真实性的学术争论是没有尽头的。在遗产旅游中,真实性不只关乎客观实在,也不完全是社会建构在象征层面的折射。真实性更是游客体验感之关键问题,它也展现了遗产拥有者、经营者以及参观者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聚集在遗产地的游客们因个人兴趣、经历、知识的差异,从而有着不同的意图、情境和想象。由于遗产旅游的营销、展示和开发的目标人群在于游客而非本地人,旅游业不可避免地加深了原本存在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并常常引发社会与文化冲突。
自 197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来,世界遗产已成为全球遗产旅游业中最引人注目的遗产类型。地方一旦拥有世界遗产之名,便会成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其经济收入也随之增长。尽管如今已难以抛开旅游单独谈论世界遗产,但在1977 年颁布的《世界遗产公约实施操作指南》( 下面简称《指南》) 中其实并未提及如何对待旅游产业。而在《指南》修订版本中,旅游其实是被当作遗产的潜在威胁,因为它导致了遗产管理不善以及参观人数激增问题。直至最新版本的《指南》,才突破性地承认旅游对遗产的重要作用。
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年来才将旅游纳入遗产工作范畴,但其咨询机构及其他一些国际组织却早已在尝试将遗产和旅游结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ICOMOS) 早在 1976 年就发起了一份《文化旅游纲领》( Charter of Cultural Tourism),旨在推动对遗产的保护和改善,同时也分析了全球范围内旅游开发所带来的积极与消极效应。世界旅游组织和联合国环境署于 1982 年开始共同推广可持续旅游业的概念。联合国基金会在2006 年至 2010 年成立了可持续旅游世界遗产联盟,大约五十个会员单位( 政府、旅游业相关部门、保护组织等) 加入其中,保护了分布于 7 个国家的二十多处世界遗产。同一时期,联合国基金会、世界遗产中心和 Expedia 公司联合发起了世界遗产之友( Friends of World Heritage) 项目,旨在提升各国对世界遗产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促进可持续旅游,以及探寻可持续的遗产所有权形态。
世界遗产名号为其所在地带来了明显的社会文化与经济效应。首先,遗产名号成为遗产旅游地营销与竞争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世界遗产在旅游世界获高度赞誉,获得此名号也意味着跻身精选的顶级遗产旅游地之列。其次,国家也利用其所拥有的世界遗产来塑造整体形象,提升竞争力与促进经济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或许从未想让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游客探访世界奇迹的导览册,但事实上,世界遗产地与奇迹已经成为文化旅游中不可不去的地方,获得此名号也相当于达到米奇林三星标准。
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在积极申遗,因为世界遗产的市场效应是毋庸置疑的。大多数国家并不理解这一名号的意义,甚至可能还抱有一种错误假设: 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就意味着将实现经济增长。许多国家将旅游视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工具,然而在当权者眼中,实现发展往往等于消除地方与传统的文化实践。在一些遗产地,政府甚至成为有着强烈经济和政治抱负的利益团体。对这些地方的权威机构而言,遗产旅游不仅仅是其管理的对象,更是其谋利的手段。
三、全球标准与地方特色。
在《游客的凝视》( The Tourist Gaze) 一书中,Urry 分析了全球化对旅游业的影响,探讨了商业化与地方特色破坏,为全球化是否注定导致文化同质性这一问题提供了洞见。如前所述,在遗产旅游业标准化的过程中,国际组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创造一个全球标准,这些组织制订了各种政策、创建族群符号,以及生产遗产旅游产品。然而,遗产与旅游的全球化是全球标准和地方特色的复合体,其结果是多维度的。全世界的遗产旅游地或许都被卷入了全球旅游同质化趋势。但与此同时,它们仍需将地方特色商品化,以与其他景点竞争。毕竟,游客最有兴趣观赏和体验的还是遗产的地方特色( 有时也被称为国家特色) 。
近年来,许多国际组织把其有关遗产旅游业管理的理念推广到各地,以协助发展遗产的地方特色。1998 ~2001 年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域办公室与北欧世界遗产中心合作发起了文化遗产管理与旅游: 寻求利益各方携手合作的范式计划。该计划以位于南亚的几个世界遗产地为试点,旨在创建一个地方各利益群体的对话平台,加强当地社区的经济基础、竞争力及容纳度,从而使之更好地对遗产资源进行保护。但这些调和地方旅游部门与遗产管理者之间不同见解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妨碍了二者的合作。
此外,一批非西方的组织与机构也开始呼吁( 再)创造文化的他性和独特的区域认同。阿加汗文化信托基金会( Aga Khan Trust for Culture) 聚焦于穆斯林社区的物质、社会、文化和经济复兴。伊斯兰教科文组织( Islamic Educational,Scientific,andCultural Organization ) 启动了大量的文化遗产项目,创建了文化管理的伊斯兰中心或西洋模式。类似的案例还有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加勒比海地区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财富与多样性的呈现不充分之后,加勒比共同体( CaribbeanCommunity and Common Market) 发起了多种多样的项目,借助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如音乐、艺术、手工制品、时尚潮流等来推进遗产旅游。
地方性思考,促成了专门化的遗产主题,当地有关部门之间的角色分工,提升遗产境况的多样动机等,从而带来了独特的效应。同时,遗产旅游化的全球化进程,也必须直面当地的利益群体,解决对社区造成的一系列影响,包括真实性、意义转述、遗产争论、社会排斥、争议性空间、私人遗产、遗产的管控和保存等。
四、挑战与趋势。
全球的遗产旅游业发展在规划、发展和诠释等方面都遇到了同类挑战。面对这些挑战,各地为平衡遗产保护与旅游做了许多努力,并激发出不同的视角来看待游客管理、遗产地规划、遗产的阐释与呈现等不同问题。
如前所述,旅游业对当地社区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旅游业可以促进就业并带来经济效益,然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旅游所带来的利润大部分都落入外来投资者、跨国旅游操作公司和航空公司手中,旅游地社区能获得的利益往往非常有限相关数据显示,当地社区通常只能获得全部旅游收益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遗产管理也是遗产旅游业的另一挑战。遗产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旅游发展为导向,这使得遗产开发者与有关机构为吸引游客而对工程建设大开绿灯,忽视遗产保护措施。在许多国家,遗产旅游带来了许多问题,如毁坏建筑、过度拥挤、交通堵塞、停车困难等。不受控制的遗产旅游业发展还常常伴随着游客过量带来诸多问题,如公共空间被大量户外咖啡馆占用,噪音和光学污染,游客对遗产本身的破坏,游客数量的季节性周期性变化等。
另外,发展中国家还面临资金来源有限及公共福利不足等阻碍。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自身经济的贫弱使得一些国家无暇顾及遗产保护。在印度,不可思议的印度计划所展示的美好愿景,并非印度许多遗产地的真实反应。在许多遗产地,已经涌现出如旅馆房间不足、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政治局势动荡、暴力犯罪激增等问题。这一困境的根本在于难以达成旅游发展与遗产保护之间的平衡,这也正是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冲突之源。每个利益相关者有不同的规划,对事物的轻重缓急也有不同判断,于是相互之间不易协调,也难以在遗产的管理、阐释、配置等问题上达成共识。
对以上问题,目前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办法。不过,人们也不断探寻出更好的管理策略与更有用的新技术,比如前文提及的,一些国际组织已开始在将可持续旅游理念整合到遗产管理规划和遗产保护之中。200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授权世界遗产中心发起了一个长达十年的可持续旅游项目,合作方包括世界遗产中心的咨询机构、世贸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基金会。同时,在旅游界,新的合作方式与社会网络在全球范围内已渐成气候。社会风格的重要性与时俱增,网络化群体及个人也越来越多,这些都为遗产旅游带来了深远的意义。
2009 年,世界遗产中心和 TripAdvisor 网站签署了合作协议,由 TripAdvisor 向游客提供关于遗产地技术和经济协助,并延伸发起了增强保护遗产地意识,呼吁社区共同参与的线上问答等活动。网站请其访客( 访问率高达每月 4500 万次) 为全球的世界遗产现状与发展出谋划策,投票选出他们最想要保护的地点,并鼓励网友们进行捐款。
世界旅游组织将 1999 年的世界旅游日口号定为为新千年保护世界遗产。201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家地理》等杂志发起了我们一起保护这些地方( People Protecting Places) 的运动,希望借大众的力量来保护这些不可替代的文化珍宝。然而,这类大型合作项目的成效很难度量,所以若要更好地了解这些项目的动态过程与具体成效,需要长期的民族志研究。这种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方法能为遗产旅游的全球性发展带来曙光,并为遗产旅游业的实践带来新的视角。成功的遗产管理政策的另一关系因素是遗产阐释。作为提升游客管理的一个平台,遗产阐释通过当下重建过去,而将遗产和旅游关联在一起。
阐释并不是对遗产过去的历史事实的简单描述,而是要切入精神层面的事实、情感回应、更深层意义与理解层面。通过帮助游客理解遗产的意义、遗产环境、历史意义及社会价值,遗产阐释能借助教育、营销、管理等方式,来调和遗产与旅游。遗产阐释使游客与当地社区双双增强了保护意识,并且是引导游客远离敏感区域的有效管理工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曼谷办公室和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 ICCROM) 合作建立了遗产管理亚洲学院,并于 2005 年以来联合发起了一个特殊的培训计划,培训在世界遗产旅游地工作的导游。该计划基于建立一个当地旅游部门、培训机构、国家旅游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区域办公室的合作框架,旨在提升受训者的导游技能,使他们能教给游客一些关于文物保护的基本要领和守则规范。这项计划已经开始在泰国、印度、马来西亚、老挝、印尼等国实施。2011年,该项目在越南的世界遗产地美山古迹和会安古城实施,二十多位导游参加了有关当地历史、文化、考古、文物保护方面的培训。越南广南省还计划将此培训模式推广到所有的文物景点,要求所有导游都必须接受这类培训。
目前,旅游界的学者们正密切关注遗产与旅游的交互式发展。不少专业期刊相继面世,如专门对遗产旅游业的趋势与大事进行研究和评论的《遗产旅游学刊》( Journal of Heritage Tourism) 。同时,《国际遗产研究学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of Heritage Studies) 这类专门研究遗产的期刊也加强了对遗产旅游的关注。从 2002 年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旅游与发展跨学科合作网络共计有世界各地三十多所大学参与,共同推动遗产旅游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012 年批评性遗产研究协会成立,进一步推动了更深层次的研究以及对遗产旅游的政策与实践的梳理。
五、结论。
保守主义者一直呼吁保护先于旅游,而现实情况是,我们并不能因旅游产生的消极作用而抹杀之。如本文阐明的,遗产的旅游发展既是机遇也有风险,需要全面周到的考虑、计划、实施和管理。可持续旅游发展应采取成熟的战略规划,既保留旅游的积极作用,又避免其负面效应。既然旅游已逐渐成为遗产的核心要素,那也就需要为遗产地找寻更多导向性措施,以查漏补缺,从旅游中提取更多经济效益用于地方社区。可持续旅游发展需要当地利益相关者长期参与其中,也急需新的创意和概念来调和旅游和保护之间的矛盾。除此之外,旅游中的道德因素也应得到更多的关注,尤其是当地社区参与、旅游道德守则( 比如联合国世贸组织制定的旅游业全球道德守则) 、文化遗产的道德内涵、博物馆的责任以及遗产的拥有权和阐释权等。
当前的趋势是要努力寻求平衡之道,以化解遗产保护与当地生计需求以及与游客享受旅游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关注遗产保护和促进旅游的诸多国际组织均已越发意识到自身曾经的误区: 过于注重遗产保护和发展高品质旅游本身,而未能给予地方居民及其知识的活态实践以足够关注。全球旅游的持续扩张,也使得遗产地将迎来前所未有游客量。许多迹象表明未来十年世界旅游业还会有巨大增长,预计到 2021 年,仅中国就将输出 1. 25 亿人次跨境游客。有趣的是,休闲游的增长中,将有大量是境内游而非跨境游带来的。我们甚至可以预见,这种境内跨区域旅游将持续增长,预计在 2020 年达到每年 12 亿人次,这也将极大地改变全球旅游的格局。尽管遗产管理是归特定社区或其看管团体负责,但对特定地方或人群的文化多样性的保护、维系、阐释、呈现及再现,却是世人均无可逃逸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