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特的“政治转向” 美国的政治体制是什么
冥冥之中，我感到自己与品特有缘。
在此之前，零星读过他的《看管人》（许真译，收入袁可嘉、董衡巽、郑克鲁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和《送菜升降机》（施咸荣译，收入朱红作序的《荒诞派戏剧集》），这两部翻译作品集当时在国内影响很大，但我未曾特别注意到其中的品特。
进入中戏读博，师从廖可兑先生，在系统学习西方戏剧史的时候，我对品特有了更多的了解。
一九九○年，同在中戏读研的孟京辉导演了《送菜升降机》，后来，他将此次演出称作他“与品特的初恋”。
我当时观看了他的演出，第一次产生了对品特的浓厚兴趣。
在我的博士论文中，对品特的研究成为一个组成部分。
二○○五年，品特获诺贝尔文学奖。
二○○七年我申请国家项目“哈罗德・品特戏剧研究”，获得批准。
为进行这项研究，二○○八年，我应彼得・拉比教授之邀，赴剑桥大学访学交流。
当时曾想拜访品特，但拉比告诉我说品特已因喉癌卧病在床，我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
回国之后，我与译林出版社签订了有关品特戏剧选的翻译合同，开始着手翻译，当时想尽快将戏剧选集出版，让品特在其有生之年看到自己作品的中文版，但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品特于当年驾鹤归西。
如今选集终于出版，希望能以此慰藉品特的在天之灵。
品特创作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威胁的喜剧”、“家庭戏剧”、“记忆的戏剧”和“政治戏剧”。
我将其中“威胁的喜剧”和“记忆的戏剧”分别看成是人对于生存空间与时间的感受和哲学思考，“家庭戏剧”是对家庭关系与矛盾的现实主义分析与表现，而“政治戏剧”则是对于现实生活中迫害与被迫害的直接而又激烈的反映。
品特第一部戏剧《房间》（一九五七）上演之后不久，评论家哈罗德・霍布森写道，“（这部戏剧）具有尤涅斯库的味道和贝克特的回声”，从而将他与荒诞派戏剧联系在一起。
在《荒诞派戏剧》（一九六一）一书中，作者马丁・艾斯林明确地将品特置于荒诞派作家的行列，强调了荒诞派戏剧的哲学性，将其与布莱希特史诗剧的政治性进行比较，实际上就是说品特等荒诞派戏剧家基本上是非政治的。
这种观点当时被品特本人所认可，早在一九六一年品特就宣布：“作为一个作家，在通常的意义上，我既不介入宗教也不介入政治。
我没有心存任何特别的社会目的。
”而到了一九八九年，有人对他说“你一直是一位政治剧作家”的时候，他却说：“我想早年，事实上是三十年前，我就算是政治剧作家了。
”二○○○年，品特最早的戏剧《房间》与最新的戏剧《庆典》在伦敦同场演出，在接受采访时，品特认为以上两部戏剧的共同之处就是涉及暴力问题，有位学者这样说道：“非常有趣――你刚才谈到的是一种关于戏剧的政治性的阐释。
”而品特的回答是：“噢，是的，绝对如此。
” 可见，品特的前后戏剧创作和思想倾向似乎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政治转向。
无疑，早年的品特无论是在创作上还是在生活中，都与政治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这在当时的戏剧环境中尤其明显。
一九五六年，约翰・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首演，此时奥斯本、阿诺德・威斯克、约翰・阿登和爱德华・邦德等“愤怒的青年”正在英国剧坛横冲直撞。
而品特却与他们不同，从而被归入了“荒诞派”行列，他的戏剧显然是哲学性的，虽然他也受前者的强烈影响，作品具有那种所谓“厨房水槽现实主义”的风格，特别是在细节上。
后来的品特有了巨大转变，其后期作品绝大多数是倾向鲜明的“政治戏剧”。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品特先后在各种场合就国际与国内政治问题旗帜鲜明地发表意见，对于土耳其政府镇压库尔德人、美国颠覆尼加拉瓜桑地诺政权和智利左翼政府提出抗议，指责撒切尔夫人领导的政府及其右翼政策。
一九八六年，品特与其夫人安东尼娅・弗雷泽女士在家中组建了“六月二十日协会”，这是一个众多左翼人士参加的定期讨论会，活动直至一九九二年解散。
其实，这有着外部社会与个人内在两方面的原因。
外部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一系列国际性的、主要是美国对于左翼政权的颠覆与干预事件，以及英国国内右翼势力的猖獗；二是品特与许多左翼朋友的密切接触与相互影响。
然而，更重要的是内因，即品特本人的总体观念，这又体现在他的宗教观念、种族观念、政治观念和社会观念上。
品特出身于犹太教家庭，从小接受犹太教的教育。
但按照他的说法：“我去上课，因为我知道我只能去，我决定不了这件事情。
但是过了十三岁，就是这样，我永远地与宗教分手了。
”品特与宗教的决裂与其母亲及家族影响有关，其父亲的家族属于犹太正统，而母亲的家族比较世俗，曾有人问其母亲是否上犹太会堂，她坚定地回答：“不，犹太会堂属于那些负罪感强烈的人。
”品特在与宗教分手之前进行了怎样的思想斗争，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看看《忏悔录》中奥古斯丁皈依宗教的精神历程是多么痛苦，就可以想象品特做出脱离宗教的决定也非易事。
正如犹太人的宗教意识与犹太人的种族意识息息相关一样，与品特的宗教观念直接相关的是他的种族观念。
在历史上，犹太民族多次长时期地遭受苦难。
品特生于一九三○年，少年时代正值“二战”前后。
一九三二年，以奥斯瓦尔德・莫斯利勋爵为首的英国法西斯主义者联盟成立（时至今日，互联网上还有其相关网站），一九三四年，反犹主义成为它的纲领。
在“二战”之前一段时间及战争期间，纳粹法西斯对德国国内和欧洲境内的犹太人进行了大规模迫害和种族灭绝。
少年品特曾经直接受到反犹势力的人身威胁，几乎爆发肢体冲突。
所有这一切，肯定都在品特心中留下了阴影，并体现在其“威胁的喜剧”中。
这里的“威胁”很大程度上就来自品特作为犹太人对于生存空间受到压迫的感受。
这些压迫在多种层面、多种角度上存在：国际的与国内的，宗教的与种族的，精神的与肉体的，经济的与政治的，社会的与个人的等等。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一家酒吧里，年轻的品特曾经因为一个家伙当着他的面侮辱犹太人而向对方发起攻击，结果双双被带进了警察局。
当被问及为何如此凶狠的时候，他的回答是：“不是因为他侮辱了我，而是因为他侮辱了许多其他人。
他侮辱了死去的人，受难的人。
” 然而，品特的民族认同不是无条件的。
犹太民族长期怀有强烈的复国主义情绪，而英国则是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策源地。
品特的父亲就是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他毫无保留地拥护以色列政府的民族主义政策。
而在对待以色列国家的态度上，品特则显示出完全独立的、努力公正的立场。
他公开批评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难民的态度，抗议以色列因核武器计划被揭露而对和平主义者、工程师瓦努努进行监禁，为此，他甚至亲自参加了位于伦敦的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门外的游行集会。
品特也许对犹太人有更高的要求，但不是民族主义的，而是人类正义的。
在宗教和种族的问题上，品特与他所喜欢并深受其影响的卡夫卡十分相似，他们尽管与犹太人身份和犹太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都拒绝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犹太教徒。
不同的是，与卡夫卡相比，品特在这两个问题上更加理智，态度也更鲜明。
对于战后英国极右翼分子和死灰复燃的法西斯主义来说，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是最主要的种族与政治仇敌。
有一次，品特和他的“男孩帮”一起参加一个“英国国家党”（战后成立的英国极右翼政党）的集会，会上他们中有人被指为“共产主义分子”，以致发生了暴力冲突。
而用品特自己的话说就是“每一个人都遭遇过这样那样的暴力。
在战后的伦敦东部，我就遇到过它的极端形式，当时法西斯主义在英格兰卷土重来。
我在那儿参加了多次打斗。
如果你看起来有点儿像犹太人，你就可能遇上麻烦。
还有，我去一家犹太人俱乐部，在一座旧铁路拱桥旁边，有好多人经常等在我们必须经过的一条巷子里，手里拿着破奶瓶。
……我们经常被当做共产主义者。
如果你走过，或者碰巧经过一场法西斯主义的街头集会，眼光带有对立情绪――就是在里德利街市场，靠近达尔斯顿枢纽站――他们就会把你当成共产主义者，特别是你胳膊下夹着书本的话。
在那些日子里，那儿充斥着暴力”。
作为犹太人，品特在感受到种族歧视的同时，一定也体会到了共产主义者受到的政治歧视，这种共同的受压迫感导致他对于左翼思想产生了亲近感。
品特曾经就读于伦敦皇家戏剧艺术学院，然而，这位戏剧家对于这座英国最高等的戏剧艺术学府印象很坏，他说自己“根本就受不了那个地方”。
他讨厌那里的任课教师，而任课教师也讨厌他。
他不断地逃学，但不告诉家里。
对教育制度的厌恶只是他社会反叛的序幕，而对兵役制度的抗拒则是其高潮。
一九四八年夏天，苏联围困西柏林，美国将核武器运到了英国的军事基地，战争一触即发。
正是在这种严酷的冷战氛围中，当年十月，十八岁的品特接到了兵役征召通知书，然而他毫不犹豫地明确选择成为“良心拒绝者”（出于宗教或者道德上的原因而拒绝服兵役者）。
为此，他受到了来自家庭与社会的巨大压力，父母要求他回心转意，而军事法庭则两次传唤了他。
他在法庭上严肃地回答说，战争意味着大量生命的死亡。
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求助于宗教信仰的庇护。
结果他被罚款一百二十五英镑，父亲为他缴清，这对于那位可怜的穷裁缝来说，当时已是一大笔钱。
应该说明的是，品特充当“良心拒绝者”并非出自某种特别明确的宗教、伦理或者政治原因，而是出于某种本能性的良知，以及对国家机器或者官僚机构的拒斥。
这就是年轻时代的品特，他不一定是无神论者，肯定不是反犹主义者、共产党人或者无政府主义者，他不是任何既定学说、理论或者主义的忠实信徒。
但是，此时的他在宗教、种族、政治观念上，都与社会主流截然不同，甚至公然与之对抗。
他是真正的特立独行的个人，勇敢地面对庞大的社会。
早期，他超然世外，然而在他身上，已植入了异端思想的基因，在后来面对严酷现实的时候，就发展成为明确的政治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