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０广州亚运会研究的进展、问题与前景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和内容分析法，对广州亚运相关研究文献65篇进行深度分析，概括了广州亚运研究在经济、旅游、场馆建设取得的成果；指出以往研究中存在理论基础薄弱、研究重点有失偏颇、研究方法上重定性轻定量研究和研究结果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较差等问题；对未来研究提出建议并对其前景进行展望。
中图分类号：G 811，1文章编号：1009—783X(2008)06—0056—04文献标志码：A。
虽然与奥运会相比，亚运会的国际影响力较为逊色，但作为一项洲际的超大节事活动，其对主办城市的影响也是广泛而深远的。广州申亚成功既是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见证，又是促进广东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良好契机，但前提是必须认真研究亚运会对广东经济社会的影响，尤其是亚运会后的长远影响。在广州获得2010年亚运会主办权之后，国内对广州亚运影响的研究逐渐升温，但其热度远不及对北京奥运会的研究，社会影响力也不足，本文拟对迄今为止的广州亚运研究相关文献进行分析，点评以往研究成果，探讨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研究方向提出建议，以引起各界学者对广州亚运研究的重视，促使其研究更深入、更广泛、更具实用性。
2002年韩国釜山亚运会期间，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建议，广东省政府、广州市政府向国家提出了广州申办2010年亚运会的请示，拉开了广州申亚的序幕。经过认真准备、仔细筹划和全面论证，在中央政府、广东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2004年7月1日，亚奥理事会主席法赫德在多哈郑重宣布广州获得2010年亚运会主办权。
当2010亚运会主办城市确定为广州之后，广东省、广州市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一些社会科学学术团体立刻开展了一些亚运研究。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广东省体育科学学会对此展开了专题研究；以亚运为主题的社会体育国际论坛、广州市亚运、广州系列论坛相继举办；国家体育总局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广东省体育局软科学课题中也批准了数十项亚运相关研究；亚组委与中山大学合作成立了广州亚运研究院，下设若干子机构，在合作协议中广州市将支持中山大学亚运会各项目的立项，整合广州市相关力量参与项目研究。迄今，在各相关机构的共同努力下，基本建成了广州亚运研究的学术平台，形成了一个由社科研究人员、体育人文社会学者为主的研究梯队，确定了亚运相关研究方向。
1.2多学科视角综合研究不断涌现。
以题名包含“广州”、“亚运会”和“亚运”为检索项，对中国期刊网CNKI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更新截止日期为2008年4月20日)，结果从2004年至今，共有广州亚运研究相关文献65篇。2004年亚运申办成功之后，国内学者对广州亚运研究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研究领域不断扩大，2004—2006年各学科学术论文发表数量逐年增加，但2007年又呈趋缓之势。
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检索到的相关文献进一步深度分析发现，已有的研究论文研究内容和研究视角较为广泛，研究内容涉及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城市规划、新闻传播、物流等多个领域，涉及学科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旅游学、传播学、城市规划、场馆建设、物流管理等，但从经济学视角对广州亚运会经济影响的研究占绝对多数。
在亚运研究中，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经济影响研究都占绝对优势。众多学者研究结果显示，亚运会对广州经济的宏观影响似乎已有定论，且基本形成共识。学者们普遍认为亚运会对广州经济具有促进作用，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整体形象提升、经济结构调整、人文社会环境优化及扩大就业等方面，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亚运经济影响涉及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旅游业、体育产业、建筑业、服务贸易等行业。从理论上分析亚运会对经济的积极效应主要有：1)向前诱导效应；2)间接效应；3)后续波及效应，具体表现为：1)促进城市经济增长。2)带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3)增进消费，拉动需求。4)提高增加就业率，增加旅游外汇收入。
但在具体影响研究方面比较欠缺，尤其是缺乏具有坚固理论支撑的定量研究，因此也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可信性。在23篇亚运经济影响研究的论文中，仅有方达儿采用两种计量方法，对亚运会对广州经济拉动进行测算，推测亚运会在未来6年平均每年可拉动广州市GDP增长O.865个百分点，并进一步推算广州亚运会也在未来6年每年拉动我国GDP增长O.27个百分点，但该研究同样着眼于宏观经济影响，未对各行业具体影响进行预测和分析。广州亚运会对广州各行业的具体影响，尤其是对体育竞赛表演业和体育服务行业等方面能够产生怎样的积极影响，广州亚运会对于珠江三角洲都市圈经济发展有何促进作用，广州亚运会对提升广州都市竞争力方面有何具体作用，这些问题都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由于国内体育旅游研究近些年才逐渐兴起，亚运会对体育旅游相关研究也崭露头角。为数不多的几个研究也对亚运旅游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探讨。如沈维克、林少娜、陈华胜和张红松等分析了广东省开展体育旅游的优势和举办亚运会对其发展影响的因素，提出利用广州举办亚运会的契机促进广州旅游业发展的一些建议。此外还有学者从广州亚运期间旅游资源的配置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其研究方法是根据广州近年来过夜旅游者的平均增长率和住在旅游住宿设施的比例预测亚运期间广州的主要客源市场，基于此对与旅游业息息相关的饭店、交通、公益服务及吸引物等设施的科学配置进行了分析，为亚运期间如何合理配置旅游设施，高效利用现有资源提供参考。这种从小角度出发实用性强的深入研究应当大力开展。
在亚运场馆建设方面，主要对场馆的建设和赛后使用及风险防范方面进行研究。有学者建议：“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场馆建设中要体现出人文亚运、科技亚运、绿色亚运的精神，要处理好眼前和长远的关系、比赛和训练的关系、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的关系、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注重场馆规划的远见性，场馆建设的先进性和科技性，以及赛后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性”。另有研究认为：“广州亚运场馆建设应根据广州实际，充分利用旧场馆，适当修建新场馆，尤其要考虑亚运场馆的会后利用问题，避免‘后奥运现象’。同时，将亚运场馆建设与广州市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联动发展的模式”。这些建议都特别关注了亚运场馆的会后利用问题，未雨绸缪，可为场馆的规划和建设提供参考。此外，李圣旺也对广州亚运场馆投资、建设与经营以及广州亚运场馆建成后的风险及其防范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对策。
在城市规划方面，研究更注重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无论是学者的个人学术研究，还是论坛的众多学者讨论，必须结合亚运会规划广州城市空间已经达成共识。彭涛从城市供给与需求的视角，分析重大体育赛事与主办城市空间发展之间的关系，探讨亚运会背景下广州城市合理的空间发展走向。提出“亚运会的举办为广州城市空间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从广州城市未来需求和现实发展形势看，以“1x1”模式为主、以1+1”模式为辅的空间发展模式，是现阶段乃至未来一段时间内广州城市空间发展的选择。但空间建构方式总是受不同时代、不同地理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对于合理模式的探讨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在2005年广州市举办的城市设计论坛上，多位专家学者对举办亚运会等重大事件对城市发展与建设的影响、进一步提升广州城市建设的文化品质等进行研讨，对于广州城市发展如何借亚运契机，整合城市空间发展战略，构筑“亚运城市”的形象和空间格局，得出了一系列共识，学者的研究和建议已经为政府提供充分的规划建议。
1.3.5其他研究未具规模，有待深入。
在物流管理、新闻传播方面的研究多从各自学科角度，对广州亚运会成功举办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而社会学和文化学方面主要就广州亚运会与城市发展、人文亚运等课题进行了一些探讨。但上述领域研究比较薄弱，研究广度与深度都不够。
通过对已有的研究成果深入分析，发现绝大多数的研究理论基础较为薄弱，缺少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广州亚运经济影响研究方面，仅有方达儿的研究运用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产业关联理论和李江帆的产业经济学理论对亚运会对广州经济的拉动作用进行具体分析，绝大多数研究都是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泛泛而论，缺乏细致认真的理论分析。在其他研究领域也存在相似的问题，这与国内一直以来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基础理论研究较为薄弱，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欠缺密切相关。
2.2研究重点有失偏颇。
举办亚运会作为政府一项重大的决策和投资项目，收益与风险并存，举办亚运会既有积极因素又有其不利影响，如何充分发挥“后亚运效应”的促进作用，尽量减少“负效应”，更具有重要的实用研究价值。但从广州亚运研究现状分析，已有的研究重点有失偏颇。研究普遍以积极影响为重点，轻视不利影响研究。
此外，在研究中重经济影响研究，轻社会影响研究也是一个明显的问题。举办亚运会对举办地的直接影响表现为经济方面，间接影响则体现在社会方面，既要注重亚运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要发挥亚运会对社会发展的良好影响，这样才能促进举办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从亚运研究文献的数量上可以看出，对亚运经济影响的文献占大多数，而亚运会对广东社会和谐发展的综合影响，包括：1)举办亚运会对广东建设文化大省的促进作用；2)举办亚运会与广州社会环境改善；3)举办亚运会对广东省群众文化观念的影响；4)亚运会与广州市弱势群体利益的保障等社会研究方面，却少有研究者涉足。
广州亚运研究中，主观成分较多，在研究方法上，基本上多为传统的人文方法，重定性研究，轻定量研究，以描述和推断为主。社会调查与统计、数量经济学方法和系统科学方法虽有应用，但不够广泛和深入，缺少系统的研究设计、理论框架以及系统的文献检索和评述，议论多于事实，缺少访谈、案例分析、统计检验等研究方法以及调查、数据采集等步骤，由此导致研究结论的信度、效度和推广度均有待提高。
2.4研究对策和建议针对性不强，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较差。
理论研究的意义在于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亚运研究本具有突出的实践意义，但多数研究得出的结论和建议针对性不强，和实践操作脱节，虽然大多数研究都将研究意义定为为政府部门提供理论参考，但因研究缺乏系统的理论分析和令人信服的论证，在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时不能为其提供实用的数据和引证论据，在研究的实用价值方面大打折扣。
3.1选题更广泛：多学科合作，共同开拓研究视野。
由于亚运研究涉及到诸多学科，需要从多学科、多视角进行观察和探究。必须综合运用多学科视角，调动多学科力量进行合作研究，在此可借鉴北京“奥运会总体影响(OG—GD”研究项目的运作方式，即由北京奥组委公开招标，通过各研究机构的投标竞争，最终确定研究项目的实施单位。中标的中国人民大学为此专门成立了由社会学、经济学、环境科学、新闻学等学科的十多名优秀教师组成的课题申报小组，经过多次课题研讨和详尽的报告论证，向北京奥组委提交了一本包括上百页方案书和数百页附件的投标书，最终在竞争中胜出。广州也拥有多所国内外知名高校，绝对有实力对广州亚运影响进行多学科全方位的深度研究，但前提是必须建立高度组织化的研究体系，在研究人员的分工、合作等方面进行协调，并将各方面研究结果整合，形成一份完整的亚运影响研究报告。
3.2方法更科学：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结合，使研究更具说服力。
由于亚运研究存在多个研究视角，涉及多个学科，跨学科研究也日益成为一种研究趋势，因而，各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普遍被运用在研究中。而亚运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也要求其研究方法进一步呈现多元化特征。在方法论侧面应注重还原论(从局部机制和微观结构中寻求对宏观现象的说明)与整体论相结合；科学推理与哲学思辨相结合；在具体方法的操作层面应推崇定性判断与定量计算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综合相结合。
由于以往研究多以定性分析方法为主，基本上是通过对事实和一些资料的描述，通过作者本人的分析，得出一定的结论，这样的研究主观性较强，比较难得到一致的结论，也影响了研究成果的应用性，即使是有些研究不得不以定性研究为主，在研究中也应注重对研究理论框架的选择，虽然不提倡因循守旧，一切从教条出发，但由于理论自身逻辑性强，在特定条件下对事实的分析结果比较一致，所有在研究中应尽量运用已被广泛认可、成熟的理论，如社会学的结构——功能理论、批判理论、冲突理论、符号互动论等，经济学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产业关联和产业波及理论、外部性理论等。
今后研究应注重运用定量研究方法，尤其是对亚运经济影响的研究，应运用借鉴奥运影响研究，以统计研究与数量经济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基础，在全面地掌握广州亚运投入数量和投入方向的同时，系统研究亚运经济的特征及相关经济形态的特点，合理分析亚运经济与常规经济现象的区别和联系，通过建立投入产出模型和相关经济模型，分析预测亚运前期、中期和后期不同阶段社会发展形态，不同的投入产出效益，对2010年前后不举办亚运和举办亚运的广州经济进行对比，科学地描述和明确预测亚运会对广州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并予以量化分析。
理论归根结底源于实践，又要回到实践中，并指导实践。在深入进行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要加大应用研究的力度，特别是要注重对理论成果指导和改造实践的可能性、相关条件及具体方式的研究。在北京奥运会研究中既有基于理论研究的奥林匹克文化研究中心(北京联合大学)、专注于“人文奥运”研究的人文奥运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又有侧重实践领域专门研究奥运经济的奥运经济研究会，“北京体育赛事管理与营销研究基地”(首都体育学院)。这些专门的研究机构对奥运会相关理论和应用实践进行了大量的针对性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得到了北京市政府、奥组委的认可，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今后，广州亚运研究应在积极开展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亚运经济影响、亚运的社会影响、亚运文化影响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应用研究，通过在应用研究所形成的认识结论和操作方案，对亚运组织和操作实践进行指导。随着今后亚运研究中应用研究的开展，亚运研究的实践价值将会得到政府和相关机构的认可。
4、结语。
自从广州亚运会申办成功之后，国内涌现出了一批亚运研究成果，但与广州市政府斥资千亿试图举办一届有特色、出色的亚运会相比较，理论研究尚显不足，也未及深入，虽然以往研究中不乏一些有影响的多学科综合成果，但总体上来说，研究中存在着理论根基薄弱、研究重点有失偏颇、研究方法单一、研究结论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因此，笔者建议在今后的研究中应避免低水平重复研究，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对一些重点问题深入研究，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增强研究结果的可信性与可操作性。
广州亚运会筹备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全面展开，筹办中的大量实践问题为亚运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课题，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亚运会后效应也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如何做到“借鉴经验、理论先行”，从理论研究中得出对实践工作具有真正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的研究结果，这是当前关注亚运研究的各学科学者应该深思的问题，也是本研究抛砖引玉之用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