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建华：把自由经济进行到底 叶建华
世界上是没有免费午餐的 叶建华 生于香港，早年就读爱国学校，中学毕业以二优二良的成绩进入香港大学修读经济学，师从张五常教授。
现为澳门经济学会理事、信濠地产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澳门地产业总商会理事长、澳门福建总商会荣誉顾问。
Ye Jianhua， Born in Hong Kong and studied in the patriotic school in his early years , graduated from the middle school and admitted into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with scores of “two A+ and two A”, majoring in Economist. His teacher is Professor Zhang Wuchang. Ye is known foradvocatingFriedman’s economic theory and defending the theory of “ Free Economy and No Government Intervene”. Presently he serves as the director of the Macao Economy Academy, the president of Xin Hao Real—State Investment Limited, the president of Macao General Chamber of Real—State, honorary consultant of Fu Jian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inMacao. 叶建华先生举止儒雅，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谈吐不俗，滔滔不绝而且条理清晰、逻辑严密。
不可否认，他是个成功的商人，旗下的信濠地产在澳门颇有名气。
他同时也是澳门经济学会的理事，写过不少很有见地的经济评论文章，字里行间流露出学者风范。
在澳门经济界，一提到叶建华先生，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把他和自由经济联系起来。
每当叶建华先生出席各种经济学会议，总会有学者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这个自由经济者又来了!”叶建华先生听后总是微微一笑,他从来不反对别人说他是自由经济的支持者。
作为实业家，作为地产商，叶建华先生对经济有着和学院派学者截然不同的理解，对自由经济更是认识深刻！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叶建华先生对自由经济的坚定信仰和支持，一方面来自港大经济系的学习以及后来对经济理论的研究，另一方面则是经商过程中的亲身体验和观察。
在经济学越来越追求实证的今天，叶建华先生从实际出发，综合各种因素作实证分析，在实践中检验了自由经济的正确性。
因为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经济学理论，所以叶建华先生坚定不移地信奉并支持。
两笔经济帐 随着澳门的回归，澳门和内地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在中央政府给予澳门特区许多优惠政策的同时，大量内地投资者也涌入澳门，其中不乏投资移民。
而这些因素在促进澳门经济繁荣的同时，也给澳门的住房带来了压力，供房日趋紧张，房价持续上涨……对此，澳门的部分本土居民和一些议员反应强烈，要求政府干涉经济尤其是房地产的呼声此起彼落。
一些从事经济研究的澳门学者也在不同场合撰文、演讲，敦促政府干预经济。
作为自由经济的支持者，叶建华先生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并算了两笔经济帐―― 其一，澳门经济的发展状况及房地产的近况和未来趋势： “澳门经济从1991年到1993年是个高峰期。
1993年以后，由于内地实行宏观调控，对澳门经济产生了影响，增长下滑。
澳门房地产也出现了低潮，从1993年一直持续到2000年。
当然,澳门也有其它原因，比如金融风暴的影响。
1996年澳门经济开始负增长，一直到1999年澳门回归，何厚铧特首执政后才渐有起色。
2003年增长率达到15个百分点，2004年更是高达28%,2005年大约是8%－9%，和内地基本一致。
2006到2007差不多也应是这个数字。
经济增长必然带动房地产增长，这种增长是健康的。
就房地产而言，未来几年保持8到9个百分点的增长属于正常。
我曾经应国务院港澳办港澳研究所的邀请，在《港澳经济年鉴》撰文论述回归后澳门的博彩旅游业的情况。
文中我指出澳门的经济增长，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澳门博彩业的迅猛发展；一是内地游客的激增。
2002年底写的原文大致如下：“港澳游便宜了，中国内地旅客也因而增多。
因为中国人民可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而愈来愈富裕, 许多人也脱离了一穷二白的日子, 所以，中国开放旅游市场的形势不可能逆转。
而且，展望将来，中国内地旅客将成为港澳的第一大旅客来源地。
2002年香港旅客仍为澳门的最大旅客来源地，中国内地旅客为第二大旅客来源地。
随着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人们愈加富裕，游澳的需求曲线向右移，而且境外游市场更加开放，供给曲线向右移，来澳之中国内地旅客超越香港旅客，指日可待。
庞大的中国内地旅客将会惠及澳门经济……”相关资料显示，从2003年开始，内地取代香港，成为澳门的主要客源地，这将一直保持下去，这些都证实了我当年的推测。
和香港游客不同，内地游客来澳门不主要是看景点，而是购物和投资，比如买化妆品、数码相机、手机等等。
他们看好澳门房地产的投资前景，买房子一方面出租，另一方面等到增值足够多后卖出。
就出租而言，澳门的年回报率现在比内地要低了，内地能达8到10个百分点，而澳门和香港一样，在5%左右。
但内地投资者买房的时候价格较低，回报率可以达到10%。
由于大量资金注入房地产，导致房价上涨。
几年前50万元一套的房子涨到了现在的130万元，但房租依然在5000元左右，回报率下降到了5%以下。
几年来房价涨得太厉害，而澳门人习惯了低价买房，所以现在很多人买不到房子。
一些议员在这上面大做文章，要求政府出面干预。
但我认为市场自己能有效调节，不需要政府干预。
回报率从10%下降到5%，投资者还会盲目投资吗?如果政府干预，则会令市场更大起大落，影响整个澳门经济。
” 其二，一名内地大学生拥有自住物业所需时间： “由于澳门人习惯了低价买房，所以直到现在，许多年轻人大学一毕业就想拥有自己的房子。
从经济角度看，这是不正常的。
我在南京呆过,不妨以南京为例论证一下这个问题。
一个南京大学的毕业生，假设他的妻子也是南京大学毕业，在不依靠父母的情况下，他们要工作多少年才能拥有一套房子呢?南京房子的均价大约每平方米5000元，如果买一套80平方米的房子，就是40万元,按30%算，首付需要12万元。
一个南京大学的学生在南京工作月薪3000元左右，除去一切花销，夫妻俩一年大约能存4万元，3年之后他们才能做银行按揭买房。
而想整个拥有房子，则需要多10年左右的时间。
而澳门房地产之所以叫得很响，是因为许多人都想一毕业就要拥有房子。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对的。
放眼北京、上海或者香港，即使北大、复旦或香港大学等当地顶尖的毕业生，也要8年左右才能拥有自己的物业。
所以，澳门的年轻人必须改变对于住房的观念，而澳门政府为此也有大量工作要做，引导年轻人消费而不是干预经济。
” 为此，叶建华先生提出了“享用物业”和“拥有物业”两个概念。
即政府可以为暂时买不起房的年轻人或别的无房者提供低价的租房，让他们先享用，然后通过奋斗自己按照市价买房达到对房屋的拥有，而不是人为地压低房价，让年轻人不经过任何奋斗就直接“拥有物业”。
认真分析叶建华先生的观点，既免除了市场规律的人为干扰，又促进了年轻人奋斗，无疑是正确的!是什么原因让叶建华先生对澳门经济和地产业发展有着如此精辟的见解呢？ 与众不同的经历 叶建华先生出生于香港的一个爱国世家，父亲是知名爱国人士。
在港英政府统治香港期间，政府设立免费的英文学校，但提供的都是英式教育。
叶父就把他送到汉语学校念书。
他自小就受到了良好的爱国教育, 所以对祖国大陆的认识比较全面，不像一些香港人那样对大陆存在较多的误解。
中学毕业后，叶建华以二优二良的好成绩进入香港大学，修读了三年的经济学。
由于有着良好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和对祖国大陆的正确认识，叶建华先生对祖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持肯定的积极态度，八十年代就认定内地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会逆转。
大学毕业后，他在感受到祖国大陆改革开放汹涌之势的同时，也亲自投身其中。
1988年，叶建华先生来到南京，当时一家贸易合资公司在南京设有办事处，叶先生主要负责该公司江、浙一带的业务。
由于工作出色，表现突出，一家瑞典合资公司看中叶建华先生，该公司任命他为北京区域的总经理。
这一年他26岁。
有趣的是，公司领导一本正经地对叶先生说：“到了北京,你不要说你26岁，你要说你30多岁，要不然人家会欺负你!”确实，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到首都北京去做总经理略显“嫩”了点。
但是他的表现很快让领导放了心，因为他做得非常出色。
那时候，该公司在北京的主要业务是楼宇管理，类似于国内的物业管理。
此时国内物业管理刚刚起步， 所以叶先生的公司相当有竞争力。
当时，正值北京亚运会举行，他因此为公司创造了很多利润。
就他个人而言，也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叶建华三年内地生活基本上是在打工中度过的，完成了从学校向社会过渡，从而对市场经济有了更深刻、更直观的认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大陆改革开放进行了十多年，正处于攻坚阶段。
而叶先生所先后生活的南京和北京，都是改革开放的焦点。
他置身其中，目睹国家日新月异的变化，深刻领略到了市场经济的威力。
他在港大学的又是经济，在校期间就接受了弗里德曼领军的芝加哥学派的自由经济学说。
和大陆改革开放所推行的市场经济相印证，叶先生所承袭的自由经济学理论得到了实践的检验，坚定了信仰。
于是，年轻的他此时想到了创业。
1991年，叶建华先生来到了澳门――又一片陌生的土地――和朋友一起成立了一个公司，从事地产中介，开始了创业生涯。
叶先生的公司取名顺濠，后来改名为信濠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信，即信用、信誉；濠，即濠江――澳门的别称。
与人合作，一方面可以综合利用资源，涉及到不同的东西可以分头解决；另一方面还能减少风险。
而此时的地产在澳门乃是朝阳产业，前景光明。
叶先生的信濠地产以诚信为本，提供优质的服务，渐渐在澳门闯出了名气，做出了品牌。
2003年, 信濠地产投资有限公司着手开发楼盘，业务进一步扩大。
从经济专业学生到合资公司总经理，从打工仔到自主创业的公司董事长，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香港到改革开放的大陆，从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内地再到澳门，叶建华先生走出了一条不同寻常的人生道路。
对人生、对奋斗、对成功、对经济都有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冥冥中他实践着这么一句话――“最重要的是，我始终有自己的专业而不是仅仅批评政策。
”这是现代经济学泰斗、自由经济的倡导者、现代货币主义即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名言。
而他，是叶建华先生的“祖师爷”! 弗里德曼传人 1988年，叶建华先生在南京遇到了弗里德曼教授，老师张五常教授介绍时对叶先生说：“他就是我经常向你提到的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他是我的老师，是你的祖师爷啦。
”介绍后，人握了手。
叶建华先生后来感慨说：“我虽然不崇拜权威人物，但是那一刻我确实激动了!心里想，有幸能和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握手的人，不会太多。
”早在港大念书的时候，叶建华先生读了弗里德曼的很多书，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弗里德曼造”。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港大，有张五常教授任教的经济学系，是芝加哥学派的天下。
而作为“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弗里德曼的理论，及张五常教授的产权经济学和价格理论更是十分风行，叶建华先生也深受其影响。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芝加哥学派”指的是过去一个世纪里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中的成员；而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讲，“芝加哥学派”是一支具有独特研究理念和方法的经济学派，他们坚定地支持新古典价值理论的经济分析，在其政策建议中频现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思想，同时一贯反对滥用数学形式主义，并主张放弃精密严谨的一般均衡的逻辑推理而倾向于更具有结果导向的部分均衡分析的方法论。
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的《货币、利息与就业通论》，对排斥政府干涉经济生活和自由放任的理想主义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反对和彻底的批判。
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过利率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和借助于工资的变化来调节劳动供求的自发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地创造出充分就业所需要的那种有效需求水平；在竞争性私人体制中，“三大心理规律”使有效需求往往低于社会的总供给水平，从而导致就业水平总是处于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
因此，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抛弃自由放任的传统政策，政府必须运用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以确保足够水平的有效需求。
凯恩斯最根本的理论创新就在于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经济学的证明，这是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任何经济学都根本做不到的。
随着凯恩斯主义的横空出世，别的经济学派都遭到了政府的冷落, “芝加哥学派”也同样日渐式微。
二战结束后，实行凯恩斯干预政策的西方政府出现了麻烦，一方面是经济增长缓慢，引起大量失业；另一方面是长期的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引起的物价持续上涨，暴露了凯恩斯主义在当代西方的危机。
20世纪60～70年代是西方经济学最繁荣的时期，“在野”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新保守主义的旗帜下休养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凯恩斯主义陷入危机时东山再起；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学派林立，它们或是自诩为“嫡传”的凯恩斯主义者，或公开声明是凯恩斯主义的叛逆者。
“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全面维护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历史传统和全面恢复“自由放任”的理论纲领，倡导的对新古典的回归和凯恩斯经济干预主义的抗衡，坚持以哈耶克为代表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经济学体系和市场自由竞争的根本原则得到了西方政府和学界的认同。
作为“芝加哥学派”新的领袖，弗里德曼从“个人主义”的微观经济结构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论基础之上恢复了货币在宏观经济结构中的关键地位，以此提出了与凯恩斯干预主义相抗衡的自由主义论点，认为：第一，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财政政策是无效的。
在凯恩斯那里，由于人们的欲望已经得到满足，所以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呈递减趋势，而储蓄则呈递增趋势，这样，政府应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抵消个人消费的减少以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以有效地控制货币供给数量则应是货币政策的惟一最佳选择，即根据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制定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增长率。
弗里德曼认为，1929～33年大危机中约有1万家美国银行倒闭破产，造成美国国内货币供给量下降了1/3。
如果美联储能在这次大危机中发挥作用，那场大危机原本可以避免，最多也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经济衰退。
第二，关于“自然失业率”。
凯恩斯主义认为，高就业水平是有效利用社会资源的保证，即要想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就必须有高水平的就业。
弗里德曼认为，这是一种模糊甚至错误的想法，高就业水平恰恰可以被认为是没有最好地利用社会资源的一个标志：为了社会生产而牺牲了对闲暇的享受，而前者的价值要远远小于后者的价值，这样，通货膨胀政策就会使人民产生错觉，“强迫”人民认为他们的实际工资高于这些工资的实际价值。
第三，关于失业与通货膨胀。
既然自然失业率是一个常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那么，自然失业率就是一种经济条件，这样，货币就是具有“中立”的性质，人们就很难通过改变通胀率来改变自然失业率即改变经济条件。
如果要把失业率减少到“自然率”以下，那么通胀率就会非常之高，代价也会非常之大。
弗里德曼指出，在1960～70年代，美国政府因为要达到全民就业的目标，结果使国内通胀率从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弗里德曼在经济学上的巨大贡献为他赢得了197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同时也把“芝加哥学派”再次推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
叶建华先生此时正在香港大学经济系攻读,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自由经济思想,也从此成为了自由经济的坚定支持者，捍卫至今。
那么，经济为什么必须“自由”呢? 经济为什么必须“自由” 政府该不该干预市场，“是市场还是国家”，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叶建华先生举了个简单的例子：说是三个经济学家讨论政府出台的一项经济政策，A说政策好，B说政策不好，C则说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
叶建华先生主张政府不干涉，而把经济的主动权交给市场，即市场经济。
曾经有位总统问一位经济学家：“如果你是总统，你如何管理国家的经济?”经济学家回答说:“不管!”“不管?”“是的，不管。
对经济而言，不管理就是最好的管理。
因为市场自己能对经济做出有效的调节。
叶建华先生说:“拿房地产来讲吧，有买了房子的希望房价上涨，没有房子的则希望房价下降，基本上分两类。
反映到政府，不同的官员就持不同观点。
比如有的官员希望把地皮便宜的卖出来建房子，然后低价出售给没有房子的人。
但是我不支持。
我的观点是澳门的地皮应该拍卖，然后收税，用税收为补贴。
把房子低价出租给低收入人士，而不是低价出售。
政府可以让市民享有物业，但不应让市民低价拥有物业。
不能牺牲澳门40多万人的利益来解决区区几百个人的物业问题。
这不但扰乱了市场的秩序，还会滋长一些人的懒惰心理，依赖政府而不自主奋斗!” 市场经济已经得到了大陆经济强劲增长的证明，是资源有效配置的最有效手段。
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经济具有一定的残酷性，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反对市场经济希望政府干预市场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这种“残酷”，对社会的进步无疑也是一种促进。
作为从打工者到实业家的经济学者，叶建华先生深谙市场经济规律。
既能维护市场的秩序又能激发人的志气，可谓一箭双雕。
这，也许就是经济为什么必须“自由”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结语 “最重要的是，我始终有自己的专业而不是仅仅批评政策。
我在学术界有牢固的地位。
我不怕失业，不怕受到迫害。
我的一些学生全力以赴去做政策评论，有些人的日子还凑合，但有些，尤其是那些到了华盛顿住着不走的，则处境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