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榜题名歪路多:位面之金榜题名
幸逢“屁事”中秀才 据清末文人潘起凤《谐铎》所记，清同治年间，某京官被任命为陕西学政使。
赴任前，特地拜访自己中进士时的“座师”――陕西籍的礼部尚书，名为“聆听教诲”，实乃借机拍马屁。
正交谈时，见尚书皱眉又咧嘴，表情不太自然，他以为可能有事不好直说，忙说：“恩师有事只管吩咐，学生一定照办。
”尚书略显难为情地说：“无他，下气通耳。
”他马上“心领神会”说：“学生知道。
”随即告辞。
到任后不久即逢“岁考”。
这是读书人通向仕途的起步点，至关重要，先要经过县、州、府三级选拔后才能参加。
在录取秀才时，学政使牢记恩师的“托付”，仔细查阅考卷，果然找到“夏器通”的卷子。
一看文章狗屁不通，错字连篇，心想怪不得老师特别交代，此等白痴若不“走后门”，想考得功名，那是小鬼晒太阳――影儿也没有。
这次我取了他，在尚书面前岂不是大功一件?最后，他不顾其他考官反对，大笔一挥，将夏器通列为头名。
考毕回京，学政使急忙拜见尚书，邀功讨好地说：“恩师所托‘夏器通’之事，已遵嘱办妥。
”尚书一听，不禁哑然失笑，说：“贤契误矣!当时与你谈话因腹胀难忍，一时失控放了个‘闷屁’，言之不雅，故曰‘下气通’耳。
何来‘嘱托’之说?”学政使羞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
这真是“公爹驮着儿媳跑――出力不讨好”，白白便宜了那个“无才有命”的臭小子。
水烟袋里中举人 清朝对于科场舞弊者的惩处非常严厉，杀了不少贪污受贿、违法作弊之徒，表面上看人们似乎有所收敛，但实际上科场舞弊之事并未销声匿迹。
受贿的主考与行贿的考生串通一气，搞“迂回战术”，发明了“送关节”，也就是定“暗号”的办法。
考前嘱咐考生在试卷上指定部位写上约定的字句，如连用“也欤”、“也哉”、“也矣”，或连写几个特别的词等等，到时凭“暗号”录取。
光绪某年，湖南乡试。
主考官是个昏庸颟顸的家伙，正在呼噜呼噜吸水烟，一时想不出好暗号，就说：“你把‘水烟袋’塞进八股文‘点题’(八股文由破题、承题、起讲、人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8个部分组成，破题要求用两句话点题)中去吧，到时候我心中有数就是了。
”该考生心想，让我在科考文章里写个水烟袋，这不是“狗皮挂南墙――不像画(话)”吗?不得已，只好又花钱请人写了“烟水潇湘地，人才夹袋储”两句，把“水烟袋”3字嵌了进去，临考时写进“点题”中。
尽管后面的文字一塌糊涂，离题万里，主考官还是依“暗号”录取了这个“水烟袋举人”。
误犯“圣讳”中进士 封建时代非常重视“避讳”，特别是对皇家名讳，规避极严。
一旦“犯讳”，轻者革职坐监，重者处斩甚至灭门。
但在唐朝，却发生了一次“犯讳得福”的奇事。
唐宣宗李忱酷爱文学，对从科举“正途”人仕的进士特别看重，曾经异想天开地要参加进士考试，还在金銮殿御座后壁亲书“进士李忱”字样，表现出对进士出身这个“金牌商标”的崇拜。
大中十年(856年)丙子科会试，有个考生叫李衷忱，名字明显犯了“圣讳”，监考大臣们一致奏请严惩。
李忱一听来了个“忱进士”，正合口味，非但没有“震怒”，反而“龙心大悦”，说：“其名与朕同字，定然才智非凡。
‘衷忱’者，忠臣也，岂可妄惩乎?”主考官也不看试卷，立即将其取为一甲进士。
幸亏此人“命好”，遇上了“进士迷”皇帝，若在明、清时代，碰上朱元璋、雍正那样的皇帝，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癸酉科会试，主考官李防徇私舞弊，选人唯亲，落第举子徐士廉等击“登闻鼓”鸣冤，皇帝亲自复试，情况属实，立即查处纠正。
为了避免再发生类似弊病，就规定以后会试结束，再由皇帝亲自主持“殿试”，以免“遗贤”。
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科举制终结。
开宝八年(975年)乙亥科殿试时，又规定交头卷并合格者为状元，结果考生王嗣宗、陈识二人同时交了头卷。
赵匡胤仔细审阅二人考卷，竟然是双璧争辉，难分伯仲，一时无从取舍。
正犹豫间，忽然想起儿时与小伙伴玩摔跤角力、胜者为王的事来，灵机一动说：“你二人摔一跤，胜者夺魁。
”就这样，在金銮殿上一番摔打后，王嗣宗胜出，中了状元。
朝臣们对此多有微词，背后议论说：“手搏状元，何足道哉?”王嗣宗本人也觉得这个状元赢得荒唐，但“奉旨摔跤”正大光明，谁又能说啥子呢? 自编“典故”中解元 清朝同治某年，河南乡试，主考官本人就是“走后门”考中的进士。
因善于阿谀逢迎而官场得意，被选为主考。
此人虽是“半瓶醋”，却爱卖弄“典故”蒙人，写诗作文必以用典多为“渊博”。
他这种癖好早被考生们摸得一清二楚，考试时都在文章中大量堆砌典故。
有个考生是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来赶考只是混一混，根本不懂什么典故。
拿到考卷后，半天不知如何开头。
正在为难之际，忽然想起自家村后水井边有两棵大槐树，人称“两槐夹一井”。
他提笔就写道：“自两槐夹井以来……”接着云里雾里地往下扯了一大篇。
主考官一看文章开头，不知道这“两槐夹井”典出何处，心想或许在我没读过的古籍中吧，看来此人对“典故学”研究比我还深刻。
我若不取他，恐被他笑我浅薄。
于是大笔一挥，点了他个头名解元。
鼻烟壶当“主考官” 据《清朝野史大观》载，道光年间某次科考，主考官是内阁大学士穆彰阿。
他是满洲镶蓝旗人，嘉庆进士，任过詹事府詹事、礼部右侍郎、内务府大臣、督察院左都御史、户部和吏部尚书、军机领班大臣等要职，是嘉庆、道光皇帝的宠臣．曾多次主持乡试、会试、殿试，是个“主考专业户”，科场上的“老油子”。
他认为自己经常干这种“枯燥无味”的事，“至今已觉不新鲜”，不如变个花样玩玩，省得一个个细审。
他想出一个“改革”妙招，找出两个款式、形状、大小完全相同的琥珀鼻烟壶和白玉鼻烟壶，放在衣袋里，然后焚香净手，闭着眼抽出一份试卷，又伸手在衣袋里摆弄着，口中念念有词：“你个‘走运’的孩子给我出来!”随手摸出一个，一看是琥珀的，就笑眯眯地说：“你祖上积了阴德!”当即录取；若是白玉的就嘀咕：“下科再来吧!”立即淘汰。
然后再接着抽、摸，如此循环往复，直到摸满预定的录取名额，余下的无论优劣，一律拜拜!身为两朝元老、朝廷重臣，就这样把“为国选材”的大事当儿戏，那“神圣”的金榜题名焉有不歪之理! “三夹”夹出丑状元 明思宗朱由检刚登基就下决心励精图治，重振朝纲。
崇祯元年(1628年)戊辰科会试，他非常重视，命主考官施凤来、张瑞图将最优试卷36份上呈御览，钦定魁首。
仔细批阅后，他发现安徽安庆人刘若宰文章锦绣，欲点为状元。
明朝科举取士向来重视相貌，当他得知刘“貌丑而背驮”时，又将试卷扔下，才、貌之间取舍两难，最后决定由“天定”。
下令将36人的名字制成“神签”，放入金瓯中，朱由检手持金箸，闭目夹出一支，一看是刘若宰，马上扔掉。
再夹，还是他。
可能是签没摇匀吧?使劲摇，闭目再夹，又是他!朱由检不由感叹：“刘若宰，邀天幸耳!”立即点了这个丑状元。
后此人为官清廉，政声远播，若不走崇祯帝那个“三夹”歪路，可就真的“遗贤”了。
权势高压污金榜 科举舞弊情况很多，一般是考生向考官行贿，但也有以权压考官就范的。
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己亥科会试，吏部尚书吴鹏之子吴绍，不学无术，找“枪手”代考。
万历二年(1574年)甲戌科会试，内阁首辅张居正长子张敬修因成绩差而落榜，张居正大怒，下令停止这一科的“馆选”。
到下一科，即万历五年(1577年)丁丑科考试，他的次子张嗣修就“一帆风顺”中了榜眼。
再下一科，即万历八年(1580年)庚辰科考试，他又亲自替三子张懋修当“枪手”代作“廷试策问”卷，三儿子又“一帆风顺”中了状元。
可见其骄横跋扈到何等程度!在他这个“光辉榜样”的带动下，朝中大臣纷纷效尤，众多“高干子弟”如辅臣吕调阳之子吕兴洲，张四维之子张泰征、张甲征．申时行之子申用懋等皆“相继得举”，还有的“儿子不与试，则录其婿，其他私弊不乏闻”。
除高干子弟外，被录取的“一半是富室”。
万历十年(1582年)壬午科主考官沈懋孝，一任主考下来，就“新置上好田六千多亩”。
一些太监也乘机“发科考财”。
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年)戊辰科会试，大太监刘瑾一次批了50个名单，命令全部录取。
主考官大学士王鏊和吏部尚书梁储，慑于刘瑾的淫威，不得不把原定额300人增加到350人。
这50名“保送生”走个过场就全部中了进士，而许多有真才实学者却被挤到“孙山外”，只能望榜兴叹。
腐朽黑暗的科举制度延续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终于在时代潮流的猛烈冲击下，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责编 何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