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父爱]《感悟父爱》
作者简介：朱汉生，北京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编审。
曾工作于京西大台煤矿、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中国戏剧出版社外国戏剧编辑室、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编辑出版部、《当代电视》杂志，历任编辑部主任、副主编等职，翻译出版有前苏联长篇小说《矢志不移》(与林明虎合译)、《苏联电视剧本选》(与童道明合译)、《电视美学》、《斯大林传奇》和《多面人生》等理论与文学作品。
人老了，常感孤独，喜欢怀旧。
很多的往事，有些似乎忘记了，其实它们都隐藏在心灵深处，会突然地涌现出来……常常使我不能忘怀。
其中一个对我一生影响深远，他就是我的姑父――养父卢盛法（笔名费枝）。
这话要从小时候说起。
一九四五年端午在西安，还不到三十岁的妈妈因肾结核去世，留下我们三个孩子。
他穿着蓝布大褂，西裤，皮鞋，戴礼帽，是个英俊的男人，他就是卢叔叔。
可是我们不欢迎他，因为我偷看了他给姑姑的来信，知道他要和姑姑结婚并把姑姑带走。
”正式见面后，卢叔叔给我们讲故事、笑话，直到把我们逗乐了……在欢笑声中，我们接受了他，也开始接受他的爱。
此后几十年来，我们习惯地称他“卢叔叔”，总觉得这样的称呼，比“姑父”更亲切。
抗日战争胜利，我的生父娶了继母，但我并没有融入那个新家……姑姑和卢叔叔把我们带回了老家――北京。
从此，我们一直生活在姑姑和卢叔叔的家里，成为他们家庭的一员。
卢叔叔是姑姑的大学同窗，俩人由于喜爱文学、忧国忧民而结合在一起。
还在大学期间，卢叔叔满怀爱国热情，投笔从戎，考取了昆明航空学校并赴美留学。
当他学成归国，抗日战争结束了，国内却面临着内战。
他不愿意中国人自相残杀，抛弃了待遇优厚的空军工作，开了小差，竟然因此成了国民党空军第一号通缉令的对象。
新中国成立后，卢叔叔在《新观察》杂志做编辑、记者。
当时生活清苦，为了抚养我们，他和姑姑决定只要一个孩子，不多生育。
卢叔叔是个事业心很强的知识分子，工作之余，他进行文学创作。
这时卢叔叔已经写出《美丽的呼伦贝尔》和《在绿草茵茵的路上》等散文和小说，开始引起读者的关注。
其实，卢叔叔的文学创作开始得很早。
记得在一九四五年，我刚十岁的时候，卢叔叔来西安看望姑姑，我就听到他给姑姑朗读他写的一个短篇小说，是描写抗战后期贫苦的中国妇女卖身给美国大兵的故事。
中国人民的屈辱生活和对祖国富强的渴望，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难忘。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给了这个家庭致命一击。
姑姑因一篇小品文《六亲不认与墙》获罪，被打成“右派”，受到降职、降薪处分；卢叔叔虽然平时不大讲话，但也被“鸡蛋里挑骨头”，被定为“内控右派”，降一级工资；在大学二年级的我因发言不慎，被划为“右派”，受到开除团籍、留校察看处分。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姑姑被下放到农村劳动，卢叔叔一个人顶着压力维持着这个家。
有一次，他发高烧，十几天未能上班。
单位领导特地前来探视，实际上是启发他要“站稳立场，和朱磊（即姑姑）划清界限，不要受她的错误思想影响。
”言外之意，不言自明。
在当时的政治运动中，一方出了问题，成为敌我矛盾，虽然政策上没有明文规定，但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婚，划清界限――这是革命行动，受到组织和社会舆论的鼓励与支持。
俗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在那个时代，这更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事情。
没料到卢叔叔竟对领导讲：“朱磊比我进步得多，对党非常忠诚；对工作特别积极，一丝不苟；对同志热情真诚，没有一点坏心眼。
”这番话说得领导十分尴尬，只好说：“既然你这么认为，我们也不好再说什么。
不过，提醒你注意，要站稳立场……”后来，姑姑听说了这件事，哈哈大笑，接着又泪流满面。
在那样一个时代，能顶住政治压力，直言不讳地说出心中所想，是多么坦荡、率真和光明磊落！面对这样一个富有责任心、敢作敢当的男子汉，难怪姑姑会感动得落泪。
一九五七年的冬天分外寒冷。
我从一个“天之骄子”落得被打成“右派”，情绪低落，萎靡不振。
平时，我是个很注意仪表的青年，那时却穿得破破烂烂，不修边幅，一副穷途末路的样子。
姑姑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对我说：“我们在政治上栽了跟头，精神上不能垮。
做人要争一口气，遇到再大的挫折，也要挺起胸膛做人！”站在一旁的卢叔叔，突然从箱子里取出一件衣服，对我说：“天冷了，你还没有棉衣，先把我这件大衣拿去御寒吧！”捧着衣服，我惊呆了，因为我知道这件华达呢大衣是他最珍爱的一件衣服，面料高级样式新颖，平时连他自己都舍不得穿，现在却拿出来让我御寒。
大衣穿在身上不但身子暖洋洋的， 整个人的精神面貌也为之一变，一扫往日颓唐。
我暗自发誓：“姑姑、卢叔叔，我懂得了你们告诉我的道理，我一定要重新站起来，将来做出成绩，绝不辜负你们对我的关爱！” 一九六○年我从北大俄语系毕业，因为是“右派”，被分配到京西煤矿去当矿工。
去煤矿的前夕，卢叔叔语重心长地说：“汉生，我们把你培养大了。
今后你要开始独立生活，我送你一句话：学会保护自己――这是指在政治上和生活上，沉默是金――你太爱说话，热情冲动，这在今天的社会不行啊，会惹麻烦的。
‘反右’期间的这个教训你应该牢牢记取，这会让你终生受用不尽的。
另外，我去过原始森林，那里和煤矿一样，都是高强度的特重体力劳动，非常危险，所以你要注意安全，学会保护自己。
”那个夜晚，那段父亲对儿子的谆谆教导，一直留在我的心里，直到今天。
在苦闷的压力下，卢叔叔依然拼命地读书、写作，以费枝为笔名，连续写出《春晖寸草》、《白貂记》和《中秋佳节》等比较有影响的小说，展示出他的艺术才华。
在当年的文联办公大楼里，他被称为“大楼三作家”（其他两位是冯宗璞和张葆莘）之一，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关注和评论界的好评，老作家冰心都曾十分赞赏他，亲自写文章推荐他。
当时的中国文坛充斥着公式化、概念化作品，费枝通过描写普通的凡人小事，挖掘出小人物心灵深处的美好情操和善良品质，那清新诗意的文笔、细腻的观察、巧妙的构思，编织出一个个温暖人心的故事，宛如一股清风，受到人们的喜爱。
六十年代初，费枝连续发表了二三十篇中短篇小说， 一九六二年他被吸纳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一九六五年，毛泽东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内部传达后，卢叔叔和姑姑被下放回原籍，落户老家辽宁省海城县小河村。
卢叔叔当农村中学教员，姑姑在家种菜养猪，当起了农民，就这样，他们一起在农村度过了十三年时光。
而费枝，就像一颗流星划过夜空，一闪而过，早早结束了瑰丽的文学梦。
在这段艰难日子里，亲人间互相的关怀、交流是巨大的精神支撑。
平素寡言少语、性格内向的卢叔叔就曾给我写过几封长信，谈到他的痛苦和郁闷，那些过去只会对姑姑一个人讲的话，如今也对我敞开了心扉，这让我激动万分……灾难使我们心连着心。
“文化大革命”末期，我带着妻子去小河村探望他们。
两位老人像过节一样，准备着孩子的归来。
卢叔叔收拾土炕，安炉子，宰猪，冻肉，忙得不亦乐乎。
像很多父亲一样，他不是用语言，而是用默默的行动，表现着爱。
直到今天，回忆起这些细节，我都会潸然泪下，这就是父爱！ “文革”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姑姑和卢叔叔回到北京。
二战时期在美国的那段传奇式经历，在卢叔叔的心里总是难以割舍，几经考虑，他再次拿起了笔，写下了费枝最后一部作品：长篇小说《二战飙尘》。
一九九六年，姑姑因肝硬化去世。
这个打击对卢叔叔来说格外沉重。
卢叔叔变得越发沉默了，他摆脱不了失去老伴的伤痛，那始终如一的爱情让卢叔叔沉湎在对姑姑的怀念中。
面对床头的骨灰盒和照片，卢叔叔用惊人的毅力和精神整理着姑姑的读书笔记、日记，最终编辑出版了一本历史记录：《时光倒流在我心上――朱磊日记》，用以表达他的那份浓浓的爱，向世人诠释一段纯朴真挚的感情。
它描写一个女体操运动员的成长，刻画她如何在新中国、在党的阳光沐浴下茁壮成长，最终成为“全能冠军”。
经过“文革”十年浩劫，我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我曾对卢叔叔说：“《在绿草茵茵的路上》把我们的社会过分理想化了，粉饰现实。
人际关系中哪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卢叔叔苦笑着回答：“那个时代，不这么写，行吗？何况人总得要有那么点希望，才能活下去，生活本来应该是美好的。
” 一晃几十年，我也垂垂老矣，回首往事，我突然发现，生活中美好的事物确确实实存在着，它们就在我的眼前和身边。
比如说，卢叔叔对待爱情、对待责任，对待我这个无家可归孩子的态度，就是生动的例证。
知者易，行者难。
这些简单的道理，是需要一个人用一生来讲述，需要命运用太多的磨难来考验这份担当。
在那个严酷的历史时期，这些尤其难得。
常常有亲友对我说：“汉生，你真是幸运，有个好姑姑，改变了你的一生！”我总是告诉他们：“你这话只说对了一半。
如果没有一个伟大的、默默的男人站在姑姑的身后，支撑着她，用宽广的胸怀和父爱滋润着我，哪里有我的今天啊！那句古诗写得何等的好啊：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 （责任编辑：郭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