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社会文化基础
摘 要：当前中国正处于一个历史的新阶段，社会改革进入攻坚期，各项矛盾与问题不断，一些人由此出现道德沦陷、个人价值破灭等现象，沉迷于物质的快感中而不能自拔，不同程度的受到虚化价值观的侵蚀。这在当前的社会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人民群众精神状态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发挥，因而本文力图追溯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得以滋生文化起源，找到破解历史虚无主义侵蚀的办法。
（一）老庄哲学的虚无取向。
作为道家学说的代表人物，“无为而治”是老庄哲学的思想核心。战国时期，面对天下诸侯纷争，百姓生活困苦的现实状况，老子和庄子从相对主义的哲学立场出发，对于人生现实，极尽否定与蔑视，“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彼又恶能愦愦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哉！”，老庄认为人应该摆脱现实生活的枷锁，顺应自然、顺应本性，实现不受现实约束的自我解放状态，可以说，这种消极无为的生活态度被中国后世的隐士们一直奉为圭臬，也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虚无主义的最初肇始之地。战国时期，由于周礼的“退出”，一时间各种新的价值学说层出不穷，各个学派各执己见、争论不休，整个社会处于一种价值观混乱的状态之中，因此庄子怀疑客观价值标准的存在，提出“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观点，即如果相互对立的彼此都可以是是非标准的话，那么，整个社会就没有统一的是非标准，也就是否认是非标准存在的客观事实，大家的思想和行为都失去了客观依据。这种看法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主观性的是非确实难以统一，但是这种似是而非的无序价值导向必定会使人们陷入思想的混乱中，在懷疑一切中否定一切，并最后衍生出价值虚无主义。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老庄这种消极避世思想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密不可分。战国时期，诸国争霸，统治者出于自身利益以及统治的需要，常常对百姓横征暴敛，而作为社会底层的百姓在面对这些强加的“责任”时，往往毫无反抗之力，生活的困顿逼迫着他们只能转而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自由。老庄哲学的出现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与特征，面对利益复杂的社会，虚无那些所谓的繁文缛节与“社会责任”，否定人生存在确切的是非善恶观，转而追求人生的洒脱本性。
（二）魏晋玄学的复兴。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之后，儒学开始逐渐成为求取功名的工具，内容日渐趋于繁琐，并且与老庄哲学相比，魏晋玄学产生的社会背景更加复杂，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人们面对这种朝不保夕的生活时，内心的疑虑与困苦更多，而旧有的经学教条已经失去了安抚人心的功用，魏晋玄学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条件下产生的学术思想，并逐渐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成为魏晋时期的主流哲学，它以《周易》、《老子》和《庄子》为基本经典，通过对本末、有无、动静、言意、性情及名教与自然的“清谈”论辨，来探索现象世界背后的本质，究极宇宙人生之理。“玄学者，所以宅心空虚，静观物化，融合佛老之说而成一高尚之哲理者也，”玄学这种以佛老之说为依托，探讨形而上的学术，在继承老庄哲学的基础上，也自然而然的表现出价值虚无主义的特征。其中以王弼的《老子注》最为突出，“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在《老子注》中，王弼宣扬一种“无”的思想，认为世界万物有生有亡，从其产生开始，都是以“无”作为其存在的依据。
但是相对于老庄的消极避世主义而言，魏晋玄学不仅仅是追求玄之又玄的道德体系构建，更多的则是意图通过对人性的思考，来批判现实境况。玄学认为只有率真、洒脱的人性才是这世间真正的自然名教，因此为了人的健康发展，必须摆脱束缚，回归自然、回归本性，“越名教而任自然”。
从以上可以看出，古代价值虚无主义流行，往往其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在社会面临变革之时，旧有的价值体系遭遇破坏，社会矛盾与利益纠纷愈加复杂，人们在这种动荡的环境中，生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各种失望、不安、焦虑的情绪充斥着整个精神世界。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出于自保，往往会选择一种消极反抗的避世态度来企求解脱。在否定过去的基础上否定现实，并通过抨击现实道德体系来打击现实政治统治，从而表达出自己不满的情绪。
从根本上说，历史虚无主义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在五四时期，历史虚无主义主要诞生于“无政府主义”以及“全盘西化”论。
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宣传主要以朱谦之、易家钺、杜冰坡、刘石心等人为代表，他们往往打着宣扬“社会主义”的旗号，向大众灌输历史虚无主义，从而走上了一条根本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无政府主义者在反对清王朝建立的腐败政府的同时，却否定建立列宁式的革命之统一政党，否定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国家是伴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而产生的阶级统治工具，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所应该倡导的是，推翻旧有的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统治，从而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并非无政府主义者所理解的抛开历史的事实，建立一个无法律、无军队、无宗教的社会。无政府主义所提出的口号，这不仅脱离了当时的历史现实，彻底否定了人类自古以来建立的文明成果，本质上更是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破坏。而由无政府主义衍生出的新虚无主义，甚至提出推翻世界的宇宙革命论，认为世界万物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强权，主张废除现世存在的一切万物，一切制度，最终实现无人无物的最高境界，而这些都是符合虚无主义的极端主张。
近代以来，封建王朝的没落使得中国在面对“船坚炮利”的西洋入侵者时，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这种国力上的贫乏引发了人们对于民族自身的怀疑，认为中国事事不如西方，并进而引发了一种文化自卑感，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高喊“科学”与“民主”的口号，提出中国学习西方不能仅仅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更应该从改善国民劣根性的角度出发，得出只有对自身文化进行彻底否定，才能更好的接受西方的先进文化，学习西方的思维逻辑与价值观念的结论。陈独秀曾强烈表示：“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不可否认的是，“全盘西化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以及文化的“吐故纳新”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否真的应该将西方文化全部拿来照搬照抄呢？彻底的抛弃传统，将中西文化对立起来的做法，必然要陷入历史虚无的陷阱。
文化作为一种人们长期社会生活创造的产物，其本质也是一种社会历史的沉淀物，“全盘西化”论的出现无疑是在特殊的语境下出现的一种悲剧心理，是在面临民族危机时产生的一种对于本民族文化的抵触心理。究其本质来说，”全盘西化”的理论出发点还是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企图在现实的困境中找到一条救亡救國之路，只不过其理论弊端明显，不能真正带领中国上一条复兴之路。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面对传统文化，我们应该采取的是辩证否定的方法，既不能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能对西方文化“照单全收”，对于文化遗产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的继承，然后在实践中推陈出新。而最后的实践结果也证明，也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人们才慢慢树立了正确的文化观，并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改变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命运，并最终实现了人民解放，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作为对“现代”一词的继承，“后现代”最早出现于1917年德国哲学家鲁道尔夫·潘维兹的《欧洲文化的危机》一书，主要用来指代弥漫于20世纪西方文化中的虚无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反传统，反理式、反本质、反规律，以至于最后反对它自己的传统、理式。美国学者劳伦斯·卡胡恩在《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文集中对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做了一个总结，就是批判在场、批判本原、批判统一、批判范式的超验性，以及建构的“他者性”。而后现代主义的这种反叛的特性必定使它最终批判自己的传统、理式、本质与规律，最后陷入一片虚无中，也注定了它不能长久的未来。而后现代主义被大量引入中国，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也开始加快了现代化的步伐，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价值权威也受到了挑战。在当代的中国社会中，经济理性的泛滥、物质主义的扩展以及娱乐至死的流行等等都使中国文化的陷入了危机之中。
1、经济繁荣下的文化生态危机。
随着“发展就是硬道理”原则的确立，可以说改革开放后的这几十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腾飞的新时代，GDP的持续增长带动了所有经济领域的发展，但是中国的人文环境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在一场“数字”增长的狂欢过后，长期以来积累的体制、文化与生态矛盾问题终于陆续显现出来。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在2012年发布的《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中清晰的指出，在中国目前迅速发展的外衣之下隐藏着一场巨大的社会危机：逐年扩大的贫富差距，导致社会底层群众不满日益增加；官民冲突、社会犯罪现象加剧，社会成员安全感的缺失日益严重。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中国政府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是：在社会道德体系崩溃的现实下，政府还未能建立一个得到广泛认同的主流价值观；民主化进程缓慢，自由独立的公民意识还未建立起来；官员腐败、环境污染现象层出不穷等等，这一系列现实状况让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充满着一种危机感，这主要表现出以高端知识分子和财富群体为代表的中产阶层正在逐渐“退出”中国，而缺乏保障机制的低层“草根”却由于自身经济以及知识能力的贫乏，从而导致了他们内心不安焦躁的情绪，并且被“有心的”政治思潮以及利益集团所利用，正逐渐积累成愤怒，已经开始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安定和谐。
2、消费主义洪流下的大众审美扭曲。
消费主义最初在发达国家产生并流行起来，指的是人们把消费当做人生最高目的的一种价值观。人们在消费主义的指引下，往往毫无节制的消耗物质与自然资源，而其在文化领域的表征就是在物欲和商业利益的驱动下，消费主义对于传统文化秩序的消解，意图打破传统经典文化永恒性、艺术性的至高地位，从而将过去通常被认为是神圣永恒的一切进行不计后果的商品化以供人们进行消费。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与完善，中国社会的文化结构也随之历经一场深刻变革，而其中“去经典化”的文化倾向便是其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在现代化的都市王国中，市场经济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一个质变领域。现代城市中随处可见的巨幅广告牌、奢华的购物中心以及爆炸式的媒体信息无一不在诱发着人们内心的物欲，大众被不断鼓励去追求一种形而下的身体感官快乐，从而忽视了自身的精神追求。这种低俗的审美品格使我们同时丧失了艺术的内涵，人类文化的精神创新为高新技术的包装所取代，人们不再追求文化的本质，转而迷醉于外观的光怪陆离，这种表征意识催生了一种对道德和理性的中立情态，使主体放无原则的放弃了价值判断，认同于形象的标新立异。
参考文献：
论文。
[2] 《魏晋玄学及其学术地位的确立—刘师培论魏晋玄学》李孝迁。
[3] 《论王弼<老子注>思想之归属》刘季东。
[4] 《五四时期“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之影响及其探讨》周良书。
书籍。
[1] 《后现代文化景观》陆扬。
[2] 《文化正义—消费时代的文化生态与审美伦理研究》傅守祥。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