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拓的“书生式政治家办报”] 邓拓
书生式政治家的形成 邓拓的父亲是中国典型的旧知识分子，他促使邓拓形成了“士”观念――“超越他自己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为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①，使得邓拓对矛盾遍布的现实社会苦苦思索的同时，自觉承担起那份旧中国“士大夫”阶层所特有的对社会与民众的责任与关怀。
1929年，邓拓在上海光华大学就读期间，经过对诸学说的反复观察思考，选择共产主义作为其政治信仰。
与单纯满怀一腔热血的书生相比，政治家更多了一份现实改造社会、追求政治理想的政治素养；与其他背景政治家相比，书生式的政治家更多了一份对人文的关怀、对真理的执著、对社会环境变化的敏锐、对灵魂深处的不断叩问，他们更紧密地将自己与社会兴衰、民生疾苦联系在一起。
作为一个书生式的政治家，邓拓的独特性最初体现在他编写《中国救荒史》的过程中。
为了确保结论得出的充分性，他“将调查材料提高到与历史文献并列的位置”②，其对真理的执著与脚踏实地的求实可见一斑。
在《中国救荒史》中，他大量参考国外学者关于中国史的资料，并运用统计学方法，将分散的资料归纳统计，提出许多重要的结论，获取开阔的视野、理性独立地思考已逐渐内化为他的下意识思维方式。
从他后期的新闻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时学术研究思想的许多影子。
拥有坚定政治信仰并加入一个党派的邓拓注定要被卷入时代的潮流，历史却选择了他作为新闻工作者站在历史的最前沿。
抗战时期邓拓的办报思想内涵 1938年，邓拓被任命为晋察冀省委机关报《抗敌报》的报社主任，开始了将要伴随他一生的党报新闻宣传事业。
1942年11月，上级又进一步将《抗敌报》升级为北方分局机关报兼北岳区党委机关报《晋察冀日报》。
自创刊至1948年6月14日终止，该报前后共发行2840期，发表社论、评论和专文900余篇。
如《论党报与党的工作》、《贯彻全党办报的方针》、《如何提高一步》、《再论如何提高一步》、《三论如何提高一步》、《改进我们的通讯工作和方法》等，并在实践中身体力行。
关于党报的作用与性质。
邓拓认为“它要成为边区群众的抗日救亡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它要代表广大群众的要求，反映和传递广大群众实际斗争的情形与经验，推广各方面的工作，教育群众”；针对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政治格局形成的新形势，他敏锐地指出“从‘秘密工作环境’下办报到‘公开的全国性的或在广大区域中的合法性’的办报”③，新的环境形势的变化促使他重新认识党报的任务作用以及方法。
邓拓认为：“报纸应该经常就党和国家的总任务和实际生活的各项问题进行马列主义的教育。
应该强调理论宣传的文章要从实际出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
”④“报纸的好坏，其最基本的标志就看它与群众有无联系和联系标准如何。
”⑤“改造我们的通讯工作和报道方法，就要从群众内容、群众形式、群众写作这个‘新路线、新观点’入手，实行全党办报的方针。
他要求新闻从业者“要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进行采访，不能依靠浮光掠影与道听途说，要依靠老老实实地亲自动手去搜集材料，发现问题”⑦。
作为政治家，他并没有为了达到政治利益最大化而肆意践踏新闻真实性的原则。
这与他早年严格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对追求真理、维护真理的执著，对现实问题不断的深刻理性思考，对自身道德标准的苛求与良知的拷问，以及解决问题时的严谨与认真。
书生的济世责任、广阔视野与渊博学识导致他最终政治途径的选择，使他由一个踌躇满志的热血青年迅速成长为一个理智成熟的政治家。
政治家的身份则使得他拥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坚定的政治信仰以及严格的政治纪律、明确的政治方向，他在新闻宣传活动中不遗余力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表了大量政治鲜明、文字激扬、文风朴实的指导性社论，充分发挥了党报“宣传者和组织者”的作用，促进了党在晋察冀根据地抗日活动的开展。
而早年书生的经历又为他的政治活动提供了切实有效开展宣传的知识基础、不断探索党报办报规律的理性思维能力、恶劣环境中“游击办报”的坚定意志、避免办报走向“书生办报”与“客里空”办报两个极端的严谨作风、重视宣传效果而非空洞理论宣传的求实态度。
政治家是他的本质，作为一个“昂首天柱低”的热血青年，他必然要选择通过一定的政治途径实践他的政治理想，而书生的经历则为他提供了从事政治活动时的独特思维与做事方式。
主持《人民日报》时期邓拓的办报思想的内涵 1949年，邓拓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总编辑，1957年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按邓拓办报环境划分，可以将之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年领导《人民日报》到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人民日报》基本上受到上级肯定；第二阶段，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到1957年邓拓被任命为报社社长，《人民日报》不断受到上级批评，最终邓拓被调离新闻战线。
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57年邓拓发表的一系列理论文章以及主持《人民日报》的实践活动，我们可以总结出《人民日报》时期邓拓的新闻思想。
关于办报方针，他认为：“要办好报纸就必须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应该是人民日报的方针。
对党报来说，更是唯一的方针。
”⑧如何处理报纸“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的统一，是邓拓办报思想形成的基点。
通过群众办报体现全党办报的方针，一方面，“迅速反映实际生活和各种工作的成就”，运用生活的事实，以利于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群众中的宣传和指导；另一方面，“反映党和人民政府政策在各方面实施的情况”，以便检验和改进党的政策。
从这个基点出发，可以引申出邓拓的其他新闻思想，如：严格遵守党报的党性，严格确保新闻的真实性，加强报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重视社论工作，提高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职业化等。
这段时期《人民日报》的工作基本是受肯定的，特别是1956年以《人民日报》改版为标志，《人民日报》受到上级领导与社会群众的普遍赞扬。
第二阶段，1957年，毛泽东对邓拓和《人民日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无声音，没有跟随其他的报纸进行‘大鸣大放’。
”次年1月，在南宁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批评道：“邓拓就是无能，我说他是教授办报、书生办报，又说过是死人办报。
” 那么，毛泽东又是怎样解释与“书生办报”相对的“政治家办报”呢？1958年6月，毛泽东对即将赴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一职的吴冷西说：“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览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做政治家办报。
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
”⑩9月，他又说道：“搞新闻工作，光务实，不务虚，不好，报纸一个时期要有一定的方向，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过来。
” 很显然，毛泽东所批评的邓拓“书生办报”的弊端有两点：一是宣传没有抓住主题，突出中心，是指邓拓没有重点宣传阶级斗争的新形势的变化；二是缺乏运用报纸从事政治斗争的灵活性，即《人民日报》在实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中没有迅速高调地“大鸣大放”。
1958年6月，“书生办报”的直接被指者邓拓被调离新闻宣传第一线，其职务由毛泽东亲自任命的吴冷西接任，《人民日报》开始按照“政治家办报”的方针进行宣传。
然而，1961年，刘少奇这样批评《人民日报》：“三年来，报纸在宣传生产建设方面的浮夸风，在推广先进经验的瞎指挥风，在宣传政策和理论宣传方面的片面性，对实际工作造成很大的恶果。
也许，如果我们了解毛泽东此时的新闻思想变化和对政治形势的估计，会比较客观地评价邓拓此时的办报内涵。
1957年6月19日，邓拓被边缘后，《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中增加了强调阶级斗争还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的论述。
这与“八大”所作出的“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判断直接冲突。
同年，毛泽东提出的“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观点开始成为中国新闻学的立论之本，成为中国新闻工作者最基本的指导原则。
事实上，“毛邓”根本的分歧在于对现实认识及其判断的巨大偏差。
其实早在抗日战争时，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便已由中央确定：“我们的报纸是人民大众的喉舌，要向人民大众负责。
因此，与群众联系的程度如何，为人民服务得好不好，是报纸办得好与办得不好的一个重要关键。
”[12]如果是在正常的政治环境下，那么政策必然要回到现实接受实践检验。
历史却不是这样。
邓拓最终选择了在中央领导人的不同判断以及自己对现实的认识中，竭力寻找一条可以妥协的道路而不是盲从。
究其根源，文人式政治家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使邓拓必须而且能够深切地洞悉现实，并根据事实作出自己的独立理性判断。
也许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邓拓为什么会一而再地被批评，被批评后却是希望可以辞职。
他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内化于心的政治素养要求他不能公开地与中央唱反调，而是必须服从中央的安排进行宣传与报道，他必须对自己的政治组织承担责任；但是，他又不是一个盲从的政治家，早年学者生涯培训出的理性思维使他拥有反思权威的能力，政治家承担的社会责任迫使他不能违背良心说话。
然而，当中央政治决策与社会现实差距越来越大时，他只能选择辞职，因为违反任何一个原则都会超越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底线。
面对一些人对他的“资产阶级”办报的污蔑，他既无法扭曲自己的人格去迎合现实，甚至保持沉默，更不能忍受对自己政治品格与政治忠诚的一丝怀疑和污蔑。
当社会利益严重受损与自我政治身份被否认的双重打击沉重砸向他的时候，他只能选择以死维护自己的尊严。
反思 邓拓常说“不当新闻官”，他的一生也是在努力实践着这一思想，其目的还是在防止主观和客观的脱离。
可以说，“通过群众办报体现全党办报”与党报“是为人民服务的”，这两个思想奠定了邓拓整个办报思想的根基，也清晰地反映出他所认定的政治责任与自我价值。
然而，这恰恰注定了他的悲剧。
因为当他选择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后，他便无法跳出党派政治家的视野局限去思考社会现实。
从主持小块根据地的机关报《抗敌报》到后来主持影响全国的第一大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他越来越坚定的是站在政党角度考虑如何为人民服务。
即使后来他主持的、为毛泽东所不赞成的《人民日报》改版使得报纸更接近其正常功能――新闻信息大量增加、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舆论监督增多、报纸文风更为受众所接受，但这也只是一个政治家在认真观察现实和理性思考基础上向着“如何更好地服务人民”的政治理念的前进，他只能是依靠政治决策层作出正确决策，继而通过执行决策来服务社会公众。
他更愿意做的是当好政治组织与民众之间的衔接，而不可能超越政党直接为民众利益去奋笔疾书。
因此，他对办报规律的探索只能是从统一党派利益和社会利益出发，而不可能站在学者角度上思考新闻实质与报纸的功能作用。
无疑，从早年书生生涯中内化的对真理的渴求与对现实的独立思考，如同天鹅孤鸣着滑过天际的双翼，在他一生经历过的不同政治环境下，同时成就了他的辉煌和悲剧。
注 释： ①吴廷俊、阳海洪：《“健笔终存天地间”：论邓拓与书生办报》，《新闻大学》，2006（4）。
②李乔：《略论邓拓的史料观》，《北京社会科学》，1994（2）。
③⑤左禄：《邓拓在抗战时期对新闻学的贡献》，《人民新闻家邓拓》，人民出版社，第259页，第259页。
④⑥[11]童兵、林涵：《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第347页，第347页，第296页。
⑦李悦：《从〈晋察冀日报〉的创办与发展看邓拓的新闻思想》，《采・写・编》，2005（5）。
⑧胡绩伟：《“平生赢得豪情在”――纪念邓拓逝世二十周年》，《人民新闻家邓拓》，人民出版社，第43页。
⑨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第141页。
⑩童兵：《要政治家办报――毛泽东新闻思想要点之六》，《新闻与写作》，1993（12）。
[12]赵凯、丁法章、黄芝晓：《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新闻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90页。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