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及其时代价值
周美慧。
摘 要：中国文化中长期存在着狂者精神的传统。孔子第一次对狂狷赋予了正面意义并以之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孟子又对其做了进一步阐释，使之成为“中行”之下，与“德之贼”的乡愿相对立的两种人格精神。其中狂者在于志向高远、积极进取，狷者在于坚守善道、有所不为。两汉，特别是魏晋时期，“狂狷”一词连用基本定型，其界限早已没有先秦那么分明，成为一个共通的精神内涵。狂者精神实质上已经可以成为指代狂狷人格的代名词。宋明时期，狂者精神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成为“胸次悠然”“无累无滞”的精神境界问题。可以说，狂者精神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资源，对其进行弘扬，有助于优化党内政治生态，激发文艺学术的创造力，强化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缓解当今社会的人心浮躁现象。
自孔子赋予狂狷以正面意义以来，狂狷就成为士人所推崇的人格范型之一，由其进一步发展而来的狂者精神更是为儒者所称道与赞叹，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精神资源。本文试图对中国文化中的狂者精神，尤其是狂者精神的几个重要发展阶段做一简单梳理，以期深入解读狂者精神的意涵与时代价值，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
一、孔子对狂狷思想的革新。
“中行”，亦即“中庸”之道，是孔子所追求的最高性向品格，是人的理想人格。孔子周游列国，目的就是寻找“中行”之人，推行王道，以实现自己“仁”的政治理想。但中庸是很高的思想道德境界，一般人很难达到，即使达到了，也很难持久，孔子感叹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1]。那什么样的人能达到中庸的品格呢，孔子说：“唯圣者能之。”[2]。但纵观春秋时期的社会国家情况，又有几人能称之为圣人呢？由此，孔子发出：“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1]的感慨。可见，人世间几乎没有人能够践履中庸的道德品格。
世上几无能达到“中庸”品格的圣人，但貌似有中庸之德的人屡见不鲜，“乡人皆好之”[1]，孔子称其为“乡愿”。孔子对“乡愿”持激烈的否定态度，认为这类人是“德之贼也”，意即道德的败坏者。孟子更是对乡愿做了进一步地刻画和抨击，认为他们在世上献媚邀宠，“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3]。总之，“乡愿”这类人表面看上去忠信廉洁，受到大多数人的赞美与追捧，但究其实质，是媚俗于世、四处讨好、没有自己的是非观、与世俗同流合污，对社会风气造成很多不良影响。
正是基于上述情况，“中行”之人不可得，“乡愿”之人不足取，孔子提出了新的人格建构方案。“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1]。狂者的特点是志向高远、意志自由、积极进取，狷者的特点是精神独立，坚守道德底线，有所不为。孟子上承孔子，对狂狷做了进一步解释，“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3]。意思是说狂者志大言大，嘴里总是说着古圣先贤，但行为往往与言语不能完全吻合，有言过其实的弊病;狷者能够洁身自好，不做损害德性操守的事情，但由于狷者过于洁身自好，刻板遵循道德原则，有时不免有失宽容，与众人落落难合。狂、狷虽各执一偏，但它们身上所体现的锐意进取、洁身自好，意志的自由与独立精神比之媚俗的“乡愿”更接近于“中行”的成圣之道，具备了独特的人格之美。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论语·先进》篇中，孔子问志于弟子，子路、冉有、公西华均阐明了自己在政治上的理想与主张，唯独曾皙鼓瑟而乐，向往“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1]的悠然生活，获得了孔子的赞叹与理解。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简要理解这段对话，一方面是儒家亲近自然，追求狂放自适、悠然自得的生活;另一方面是当面临“道之不行”的现实状况时，可以选择避退隐世，坚守自我，有所不為。
“狂狷”第一次连用是在《论语》子路篇中，但同时期与其相关的材料非常有限。直至两汉时期，狂狷再次合体且频繁使用。《汉书·刘辅传》中提到，“广开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4];《汉书·叙传》中说，“狂狷好刚，辅亦慕直，皆陷狂狷，不典不式”[4]，在这里，狂狷与忠直相联系，成为忠诚、刚直的代表。《抱朴子·逸民》中记载，“昔狂狷、华士义不仕上，隐于海隅，而太公诛之”。此处，狂狷与坚守底线、有所不为的隐士联系在一起。通过前文所举材料，结合《论语》中“狂狷”与“乡愿”的对立，我们可以看出，最迟在东汉时期，“狂狷”连用已成为定型，并逐渐形成了其独特的精神内涵，代表一个共通的整体精神，指代独立自由、积极进取、洁身自好、敢于与世俗对抗的人格精神。有时侧重于志向高远、富于进取精神的狂者，有时侧重洁身自好、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狷者。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两汉，特别是魏晋时期，狂狷之间的界限早已没有先秦时期那么分明。汉武帝时为了在朝廷中避世而“佯狂”的东方朔，魏晋时期受佛道两家特别是道家和道教崇尚自然观念影响，虽有狂言异行、但不与当时政治势力低头合作的阮籍、嵇康等人，蔑视功名富贵、“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这些狂士身上已不仅仅具备狂者的典型特征，还具备有所不为的狷者特质。可见，除了一些需要对二者进行明确区分的特殊情况以外，说“狂”必然离不开“狷”，狂者精神实质上已经可以成为指代狂狷人格的代名词。后世狂狷精神都是顺着这条理路丰富发展的。
总之，自孔子滥觞的狂狷人格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发展，合体使用成为常态，代表了共通的整体精神，狂者精神实质上已经可以指代狂狷的整体内涵，这对后世狂者精神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但我们认为，直至宋明时期，尤其是王阳明建立心学以后，狂狷人格中注重个体精神自适、自得、无累，甚至是逍遥的一面才得到凸显与张扬，成为一个精神境界的问题。
“狂者”是历代士人追求的一种精神，一种人格范型，对整个宋明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宋明理学家吸收佛、道二氏“泊焉无求”、“无滞碍”的“无”的心灵境界，更多的是将狂者当成一种精神境界，将境界称为“胸次”“气象”。如，二程有对“狂”的讨论，并把“曾点言志”作为狂者的代表，“曾皙言志，而夫子与之，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特行有不掩嫣耳，此所谓狂也”[5]。朱熹在《论语集注》中也感叹曾点言志是“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5]。这些都足以说明，狂者精神在宋明时期有了新的发展，转向了人的生存情境及深度感受的境界方面。
在对待狂者胸次的态度上，宋明理学家们有所差异。作为程朱理学代表的朱熹，更多的是提倡装整齐肃的“主敬”修养功夫，认为“行不掩言”、追求个体精神自适的狂者境界不是为学的首要或根本功夫。尽管学界普遍认为，朱熹对曾点的评价是复杂且矛盾的。即他一方面将曾点乐处解释为“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5]的道德境界，另一方面又对作为狂者代表的曾点进行批判，认为“曾点意思与庄周相似”[6]，徒骛高远、缺少功夫践履，有流于空疏之弊。但在这矛盾的态度中，朱熹究竟更倾向于何者？我们可以考之朱熹晚年，尤其是其去世之前与弟子程淳的讨论，姑且可以看作是朱熹对这一问题的最终态度。“圣贤教人，多说下学事少说上达事，说下学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会下学，又局促了。须事事理会过，将来也要知个贯通处。不要理会下学只理会上达，即都无事可做，恐孤单枯燥……而今只想象那熟处，却不曾下得种子，如何会熟？”意思是，踏实的下学功夫是“种子”，上达的高妙境界是“熟处”。为学要多做下学功夫，久之自然豁然贯通，二者有机结合，达到“与理为一”的道德自由之境。在这里，朱子显然把境界与功夫要两手抓，但要更重视功夫的意思表达的清楚明白。朱子为何更重视功夫？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基于理学家的基本立场，儒家一贯秉持入世、济世的情怀，经世致用是儒生的追求，他们希望能够辅佐明君，开创盛世，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这种追求的实现只能依靠踏实的下学功夫，而不是个体达到的心灵境界;二是缘于儒家与佛老的虚实之辨，朱熹常把曾点与庄周相提并论，认为其对精神自由、个体自适的追求容易使人流入佛老的虚无之境。而作为心学集大成者的王阳明，对狂者则是持积极的肯定态度。《年谱》中记载了甲申年中秋之夜，先生设席于碧霞池上，兴之所至，曾作“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一诗。王阳明对狂者的推崇由此可见一斑。
王阳明在人格性向方面，大体沿袭了孔孟中行、狂狷、乡愿的划分。其对狂者的典型论述有三处，一是居越夜宴时，“点也虽狂得我情”的千古名句，交代了阳明之所以推崇狂者的原因，那就是他已经不能再忍受乡愿态度的折磨，彻底摒弃了世俗的顾虑与声名，追求率性而为、一往无前、无累无滞的精神境界。二是与门人回顾江西平藩之后的那段险恶处境时说，“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胸次，使天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7]。王阳明认为，他在南京任职之前，身上还有些乡愿的习气，但平藩之后，他完全依照自己心中的良知是非去行事，达到了狂者的境界。三是弟子请问乡愿狂者之辨，他说：“乡愿以忠信廉洁见取于君子，以同流合污无忤于小人……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矣”[8]。意思是狂者有很高的志向，立志效法古人，世上一切名利喧哗都不能扰乱他们的心，只要稍加“克念”之功，就能成就圣人的理想人格。归纳起来，王阳明所说的“狂者胸次”就是指，保持精神的自由与独立，立定高远志向，自信心中的良知去行事，勇往直前，不要执着于外界、外物，保持心灵的明莹澄澈，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无入而不自得”，保持心灵的平静与舒适。
以“狂者气象”为特征的阳明心学，在王阳明去世后发生了分化，部分阳明后学表现出疏离现实规范的“狂禅”倾向，进而发展为异端，主要代表是王艮之后的泰州学派。之所以发生这种异变，是因为王阳明把良知规定为人所本有，不虑而知，不学而能，不假外求的本体，为王门后学的现成良知说埋下了种子。王艮认为，良知是当下圆成，不学不思，直心任意，率性而行的，這种“乐夫天然率性之妙”的倾向发展到李贽的童心说达到了顶峰，使一切本能直觉都变成了被肯定的良知良能。整体来说，泰州学派夸大了阳明哲学中的个体主观因素，取消了良知的规范意义，把“狂者胸次”引向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成为冲破一切罗网的异端和抗议。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狂者精神发展到宋明进入了鼎盛时期，那种冲破世俗羁绊、勇往直前、无滞无累的状态，成为众多儒者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尽管部分王门后学尤其是泰州学派将狂者境界引向了极端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但不能否认的是，这些都对瓦解封建制度和外在天理的精神压迫，高扬感性自我，促进个性解放起到了促进作用。
狂者精神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精神资源，具有重要的价值。狂者的价值不仅仅局限在学术上，还可以延伸到政治、文艺、教育等其他领域，古为今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一）敢于担当、有所不为，优化党内政治生态。
优化政治生态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一环。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提及“政治生态”一词。2014年，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9]2016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讲话中，他强调要“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10]。优化政治生态，不仅需要铁的制度与纪律，还需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氛围。在党内宣传狂者精神，可以为营造良好政治氛围提供文化支持。
以狂者精神优化党内政治生态，主要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要坚持原则、恪守规矩、抵制诱惑，有所不为。作为官员要为政以德，要坚守道德底线、法律底线、做人底线，不做违背道德的事，不做违背党纪国法的事，不做有伤风化的事，不做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事。另一方面要敢于担当，坚决不做政治生态中的“乡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好好先生、老好人。政治生活中的老好人圆滑世故，八面玲珑，趋时媚势，从不轻易得罪人，做事时往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官员要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敢于打击违法犯罪之事，为百姓做好事、做实事。但需要注意的是，鼓励官员勇于作为不是为求政绩、急功近利的胡作非为，要避免面子工程而造成“人走政息”的恶果，要会民心、谋实事，营造实干的为政氛围。
（二）突破平庸、不为乡愿，激发文艺、学术创造活力。
孔子对狂狷思想进行了革新，这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是有革命的意义。尤其是秦汉之后的士人所追求和带有的“狂者精神”的色彩，无疑成为人文艺术创作迸发活力的源泉。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凡是张扬狂者精神的时代，大都是中国历史上创造力喷涌、人才辈出、艺术与人文的精神成果集中的时代。如魏晋时代，不仅有“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陶渊明等狂士，还有《桃花源记》、《世说新语》，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女士箴图》、《洛神赋图》，兰陵王破阵曲等大批文学艺术瑰宝。而充满“诗狂”气息的唐朝，则给我们留下了至今仍脍炙人口的唐诗。这也许就是西方往往把疯癫和天才联系在一起的缘故。
当今时代，文艺、学术持续迸发活力，需要突破平庸、不为乡愿的狂者精神。要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以别人的是非、审美为标准，不刻意迎合别人或某种艺术形式，要勇于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从而推动文学艺术的发展。否则盲目跟风，最终只能沦为“以忠信廉洁见取于君子，以同流合污无忤于小人”的乡愿，碌碌无为。但是，敢于突破平庸，坚持自己的观点不是“一条路走到黑”的执拗，也要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和建议，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志”是狂者精神的重要特征，放在今天，也就是理想信念教育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來，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工作。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11]2019年4月30日，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远大理想。青年的理想信念关乎国家未来。青年理想远大、信念坚定，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坚不摧的前进动力。”[12]对狂者“志”之精神的弘扬，有助于坚定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强化新时代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
强化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需要立恒定专一的志向，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引导大学生树立远大人生理想和崇高的人生信念。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和西方一些不良价值观的影响，部分大学生没有彻底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也缺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深刻理解，不能正确看待党和国家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因此，强化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志向和奋斗目标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理想信念向实践的过渡还需要坚毅的意志作为保证。高校的理想信念教育，除了部分大学生出现的理想信念困惑和偏差以外，还存在知而不行、行不彻底的问题，这往往是缺乏坚毅的意志造成的。我们在树立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的同时，要注意培养自己坚毅的意志品格。因为坚定的意志品格一经形成，将成为强化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强大内在力量。
（四）胸次悠然、无滞无累，缓解人心浮躁现象。
随着科技和互联网的发展，各种信息成几何式爆炸，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内心深处的不安与焦躁不断加深。缓解人心乃至整个社会的浮躁现象，不仅需要立定志向、躬身实践的务实精神，还需要狂者精神中注重个体自适、无累无滞、无入而不自得的境界一面。
我们要注重提升自己的心灵境界，在喧嚣的社会生活中保留一方心灵的“静土”。王阳明对狂者精神推崇备至，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狂者能够做到“一切纷嚣俗染不足以累其心”。他认为，“曾点言志”中的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人是有“意必”的执着。提升心灵境界，一方面要克服“意必”，认清现实，不执着于自己没有的或不能达到的;另一方面则要做到“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无入而不自得矣”[13]，也就是说要专注于自身范围内的事情，不被纷繁的外物所影响，在自己的岗位和境遇中踏实耕耘、积极进取。做到这两点，自然而然就能够达到平静舒适的心灵境界，缓解甚至解决人心的浮躁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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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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