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通海大地震40周年:文革中鲜为人知的万人浩劫:通海大地震
警报器响了,短而急促的声音把熟睡的余美轩惊醒。
昆明北郊黑龙潭的地震台,悬在空中的灯泡在不停摇晃,她感觉有点头晕,立刻警觉到是附近发生了地震。
时间定格在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零37秒,光点记录地震仪的指针已经出格,想要做出准确预测颇有难度。
在紧张的分析之后,余美轩向位于昆明下马村的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做了汇报:7.8级。
此时,在昆明以南100余公里处,以玉溪市通海县高大公社五街村为震中,一条长约60公里、宽约20米的断裂带,已如刀切一般沿北西方向将大地撕开。
1777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重灾区,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成片的民房被夷为平地。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死亡人数过万人的大地震,较唐山尚早6年。
但因灾情本身受到有意的遮蔽,长期以来外界对其知之甚少。
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灾后救济与重建也具有了鲜明的革命特质。
地震发生后第四天,新华社才刊发不及400字的电文,称“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7级地震”,“毛主席林副主席亲切关怀受灾人民”。
2010年1月4日,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在当地举办了盛大的纪念仪式。
和40年前刻意的遮掩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的通海和云南希望全国都能正视并关注那场万人浩劫。
地震前夜的通海,“抓革命,促生产” 对30岁的张玉华而言,1970年1月4日与往日并无特别的不同。
她的丈夫吴广喜和其他6个社员去山上砍树已经有一个多月了,留在村里的她参加了生产队在晚上8时许召开的会议。
“抓革命,促生产”,晚上开会是很平常的,而且一开就到半夜。
晚上11点多,在确定次日集体上山砍伐用来烧石灰的木柴之后,大家就散去回家,有的吃点夜宵,有的径自睡去。
元旦刚过不久, “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进行,全国性的“武斗”高潮刚刚落幕。
距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珍宝岛事件”)事发不及一年,“要准备打仗”、“深挖洞、广积粮”、“提高警惕。
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等口号此起彼伏,并落实到每个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
在通海县高大公社陶茂生产队,作为民兵营长的李庭有,时常带领大家到山头挖好的防空洞内,进行应对“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侵略”的演练。
1月4日这一天晚上,张玉华开完会回家就和三个女儿在一张床上睡着了,她最小的女儿出生才三个月。
而劳动了一天的吴广喜没有睡意,他和一个社员在山上搭建的茅草房里下象棋。
李庭有也在开会,岁末年初。
生产队要评每家每户的工分总数,午夜12点左右他回到家,妻子已经带着两个孩子在一楼房间内睡着了。
这是一栋土木结构的二层阁楼,原是地主的住房,新中国成立后没收并分给了包括李庭有家在内的4户贫农合住。
李庭有时年45岁,他的儿子已经七八岁了,女儿只有三四岁。
喜欢男孩的他把熟睡的儿子抱起,与他一起上了二楼,很快进入了梦乡。
“赶快躲起来,苏修放原子弹了” 恍惚间,李庭有感到阁楼向一方晃了一下,又晃回来,然后整体下沉。
房子倒了! 正在下棋的吴广喜听到“轰”的一声响,茅草屋外竖立的木板齐刷刷倒地,一个腌咸菜的坛子也滚跑了。
他本能地想起身看看发生了什么,但人刚站起来就扑倒在地。
“我当时就认为是地震,很挂念家里面。
我们在几百米高的山上,受到的震动还这么大,在平地上的家人受到的损害应该更严重。
”吴广喜说。
他提议下去看看。
但只有一个社员附和他。
两个人提了一盏煤油灯,沿路向五街村赶去。
余震时常来袭,他们的身体随之摇摆。
山体的塌方挡住了去路,他们又绕路前行。
一声巨响后,她听到自己女儿哭喊的声音。
“我被压住了,不能动。
我不懂地震,以为是被电住了。
”张玉华回忆,那个没有月亮的寂静深夜,突然间哭喊声一片。
住在隔壁的小叔没有被压住,他喊着“嫂嫂”,并把压在她们身上的土木移走。
“我让他赶快救女儿。
大女儿被刨出来的时候,已经不会哭叫――晕过去了。
”张玉华的肩与腿部也受伤了,她坐在断壁残垣中无法走动。
小叔给她找了根木棍,支撑她走到附近的一个草垛躲藏起来。
住在附近的嫂子,已把她的三个女儿转移到这里。
“天太黑了,但村里人喊:不能点火!那时中苏关系不好,大家都说,赶快躲起来,苏修放原子弹了。
”张玉华和十四五个受伤无法跑动的村民躲在草垛里,手唧便利者则跑到山上将自己隐藏。
吴广喜这时也提着煤油灯赶到村里,“整个村子都被平掉了,村人哭的哭喊的喊。
”嘈杂声中,有人让他把煤油灯灭掉,因为苏联开始侵略了,“不能暴露目标”。
但他没管那么多,他回到了家,看见自己平日睡觉的那张床被一堵墙压扁,“如果在家,我就死定了。
” 李庭有的妻子和女儿,就是这样被压死的。
他和儿子在二楼,与瓦片梁柱一起倒地,但侥幸生存下来。
到处都是美帝和苏修打到中国来的耳语,作为民兵营长,他也感到有些惶惑,“有人说,我们每天都挖防空洞,怎么还被炸成这样?” “如果当晚抢救,可多救很多人” 在张玉华的视野所及,除了同屋与隔壁的亲属互救,地震来袭的那个深夜,村民们“基本上没有去救人”。
因为处于敌人来袭的恐惧中,不让点火,也无人组织救援。
待到天亮,村民们才开始相互救济。
此时距地震发生已有五六个小时。
有人从废墟中爬出来,也有尸体被零散堆积在路边。
张玉华一家五口全部幸存。
她的丈夫吴广喜,去自己的妈妈家寻找亲人,发现妈妈和弟弟都已长眠在土木中。
他的妹夫吴正平是生产队长,一家12口人,死去了9个。
房屋大抵都是土木结构的,平房居多,所以救起人来相对容易。
大家缺少相应的工具,就用双手刨。
“活着救出来的也有,但不多。
如果当晚抢救,就可以多救很多人。
”吴广喜说。
吴广喜所在的五街上村原有人口597人,死亡者194人,加上8名外来人口共202人遇难。
牲畜死亡2/3以上,伤者无数。
李庭有生活的陶茂村,原有人口357人,死亡者167人(含外来人口17人)。
按照事后公布的数字,在整个高大公社,共有7847人,死亡人数1777人。
另外两个重灾乡镇,分别是峨山县的小街乡与建水县的曲江乡。
其中,建水县的曲江乡,是死亡比例最高的地方,高达30%。
当曲江的人们正在紧张抢救被埋人员时,忽有人传附近的玉溪东风水库坝体倒塌,曲江地处水库下游,有被水淹的危险,救灾群众心慌意乱,很多人逃离救灾现场。
随后查清水坝并未倒塌,等到救灾人员第二次返回现场时,拖延了抢救时间,伤亡加重,使曲江死亡人数多达4600多人。
曲江人员死亡比例是震中高大公社的近3倍(后者死亡比例为11.3%),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抢救拖沓,贻误了时机。
据云南省玉溪市地震局资助出版的《一九七零年通海地震》,地震发生当天,2时30分大致圈出了受灾范围,凌晨4时向中央做了汇报。
昆明军区及时向所属部队发布命令,哪里有灾情,就在哪里救灾,5时许各项救灾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凌晨,省政府召开紧急会议,正式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
但并非每一个重灾区都及时获得了救援。
在高大公社五街村,部队参与当地抢救的时间是在地震发生的次日中午,医疗队比部队来得更晚些。
高大公社五街上村的吴广喜说,他的岳父在地震中受重伤,等到第三天医疗队赶来,尚未来得及抢救,就过世了。
小干部跟着大干部喊,不要外省救济粮 在1月5日凌晨4时接到来自云南的汇报后,中共中央于7日下发了慰问电。
慰问电全文约300字,内称:“党中央极为关怀,向遭受地震灾害的广大革命群众致以亲切的慰问。
中央相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灾区广大革命群众,一定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云南省和当地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国家的支援下,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 1月9日,《云南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慰问电全文,但《人民日报》只于同日转发新华社电,称“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七级地震”,中共中央立即向受灾地区的人民群众发了慰问电云云。
当时奉行的是“内外有别”宣传策略,直接面对灾区的《云南日报》,就做了持续一个月的报道,报道以宣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战胜灾害”为主基调。
“党和政府对灾民是关心的。
解放军是亲人。
”时至今日,吴广喜仍然这么认为,他感恩解放军与医疗队。
他们参与救人和掩埋尸体,搭建简易房,发放食品和衣物,还给受伤的群众医治。
他的爱人张玉华就在医疗队住了40多天院。
不过吴广喜也承认,作为灾民,他们很少见到前来慰问的县及公社领导,遑论更高级别者。
“每天早上和晚上,大家都被集中到空地上,拿着红宝书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吴广喜回忆,受灾后仍沿袭了震前的“早请示晚汇报”传统,只是忠字舞不再跳。
中央慰问电中的“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被归结为“十六字方针”,成为灾区震后重建的指南。
当时的《云南日报》和各地汇报材料中,涌现出很多轻伤不下火线,在救灾和重建中表现优异的先进模范。
当时五街村树的典型是积极参与救人的社员吴家龙,他因表现优异而在灾后人了党。
另一个更常被提起的英雄,是当时的高大公社革委会主任李祖德,他手捧红宝书,在广播里宣扬:高大公社人民地震压不弯腰,我们不要国家救济,自力更生。
同时被村民提及的还有,他拒绝了中央用于灾后重建的木料援助。
“小干部都跟着大干部喊,不要外省救济粮。
”吴广喜说,每个慰问团下来,他们都会收到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
在《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电的1月9日,云南省革委会秘书组即要求把已接受的金钱与物资捐献全部退回,红宝书、毛主席像章和慰问信除外。
而红宝书实在太多,分发不完,以至于现在的高大乡政府仓房内还存有十余编织袋。
在拒绝金钱与物资捐献的同一天,云南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开始响应中央号召,要求全省军民“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狠抓革命,猛促生产。
加强战备”。
吴广喜记得,震后各种政治会议仍然频繁。
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是“备战、备荒、为人民”。
灾民的生活很困苦,每天“早请示”之后,就去,从事生产。
作为典型的通海县高大公社,在拒收救济粮之外,每年还照例上缴国家百万公糖。
“前辈泪迹留后人,眼含热泪写碑文” 1975年9月,“文革”尚未结束,通海县高大公社五街上村就将纪念凝成了一块石碑。
除了简要叙述灾情。
他们还将194名本村死难者的姓名永久刻在了碑上。
新中国对通海大地震的第一次勒石纪念,以这样的方式横陈在一个受伤乡村的一角,碑末还有这样的诗句:后辈儿孙须牢记,前辈泪迹留后人。
自力更生立壮志,披星戴月建家园。
全村干群同意定,眼含热泪写罅文。
人人都应同保护,不许损坏碑和文。
6年之后,几里外的陶茂村也立了一块记有全村死难者名单的碑石。
而官方第一次立碑,是在1982年的7月,云南省地震局与通海县政府,在该县秀山接近最高处的凤仪亭内,立了一块“通海地震记事碑”,上面刻有中央的慰问电,并首度公布了官方认定的死亡人数:15621人。
这块记事碑上,地震级别由1970年新华社电的 “七级”升格为“七点七级”,目前尚不清楚何以产生这样的变动。
当时在昆明黑龙潭地震台的余美轩说,历史记录就是7.8级,“北京没有数据,得听我的上报。
”她还记得,美国地震台当时向世界宣称,中国西南发生8级以上地震。
凤仪亭记事碑的凭吊者,以当地人居多。
就全国而言,有关通海大地震的林林总总,仍遮盖着一层雾一样的面纱。
立碑只是一种静悄悄的纪念,官方真正大张旗鼓对外发声,还要再等18年。
千禧年姗姗而来的时候,通海县政府开始知会记者参加有关地震30周年祭的报道,那一次,有关15621人死亡的信息,才正式经由媒体发布出去。
但在2000年的1月5日,地震的级数仍沿袭旧说――7.7级。
对原幸刀记录7.8级的回归,是近几年的事情。
其实,当时地震仪已经出格,7.8级也大抵只是一个估算的数值。
但对历史记录的尊重,显示出一个时代渐远讳疾忌医的窘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