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传的经典好段【梁启超新闻思想中的精英意识】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学者，也是一位杰出的报刊活动家和政论家。
从1895年开始参加《中外纪闻》的办报工作到1922年《改造》停刊，梁启超的办报活动长达27年。
在这27年间，由他亲自创办和主持的报刊有11种，得到他支持和指导的报刊有6种，此外还有许多报刊经常请他撰稿。
除了发表过大量关于时政国家的政论性文章外，梁启超还发表了很多文章阐述他的办报思想和新闻思想，如报纸和舆论的作用、宣传方法、报刊文体等，对当时的报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这些论述新闻思想的文章中，梁启超表现出一种浓厚的精英意识，他始终站在一个启蒙知识分子的角度来阐述报刊的种种，如认为报刊的功能是“去塞求通”、“新民”，报刊的主持人应是“怀才抱德”之士，办报的最高宗旨是“122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等。
可以说，这种精英报刊思想在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精英意识在梁启超新闻思想中的具体表现 1901年，梁启超曾为他的老师康有为著《南海康先生传》。
在文章的第一章，梁启超论述了英雄与时势的关系，他认为：英雄人物有两种，即应时之人物、先时之人物。
梁启超认为“今日中国所相需最殷者，惟先时之人物而已……凡先时人物所最不可缺之德性有三端：一日理想，二曰热诚，三日胆气……其精神专注于前途”。
在梁启超的心目中，当时中国缺的不是时势所造之英雄，而是能开中国之新局面的造时势之英雄，而符合这个要求的人物，古有孔子，现只有他的老师康有为而已。
梁启超概念中的英雄与我们今日所说的英雄在含义上似乎稍有不同。
他更强调人物精神层面的东西，恰似今天所说的“精英”。
如果根据他所下的定义来判断，梁启超本人无疑也是属于英雄即精英行列的。
作为当时最早觉醒的国人，他希望用包括他在内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来改变中国闭塞愚昧的状态，从而使中国步入世界强国之列。
这种强烈的精英意识不仅体现在他的政治思想中，也体现在他的新闻思想中。
梁启超虽是一个报人，但他首先是一位政治家，他从事报刊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以言救国、以言论易天下，这种思想直接体现在他对报刊功能的论述中。
在1896年办《时务报》时，梁启超认为报刊的功能是“去塞求通”。
他认为，国家的强弱主要在于“通塞”。
“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反鼓其舌”。
为了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最重要的就是“去塞求通”，而要实现这一目的，“报馆其导端也”。
他还在文章中详细介绍了西国报界的状况，如报刊内容、报刊在国家和国民心目中的地位，最后得出结论：“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
曰：惟通之故。
”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又主编《清议报》。
1901年，为庆祝《清议报》满一百册，梁启超发表了《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
在这篇文章中，他借西谚赋予报刊以更重要的功能，“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即报刊不仅能助国家“去塞求通”，更能为民众提供思想、行为的借鉴，既满足当下所需，又能指明未来的方向。
为此，他提出，好的报刊应“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以语言文字开将来之世界”、“则又当校本国之历史，察国民之原质，审今后之时势，而知以何种思想为最有利而无病，而后以全力鼓吹之”。
此后，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梁启超进一步将报馆的天职总结为两条“一日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日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
从以上梁启超对于报馆功能所作的一些论述中可以看出，他自始至终是站在一个从上至下的角度来看待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对社会和民众的意义。
在梁启超所生活的时代，中国的社会、政府、民众都存在种种问题。
作为率先觉醒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梁启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希望能用包括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改变现状。
虽然梁启超在观念上已有国民意识或公众意识的萌芽，但他仍然抱有强烈的精英主义情怀。
在他的眼中，大众是愚昧无知的，政府也是腐败不完善的，必须要对他们进行启蒙和监督。
在潜意识中，他将自己看作拥有某种道德使命或先知精神的特殊人物，相信只要坚持不懈，便可以改变国家和大众的面貌。
由于认为报刊具有救国救民的作用，梁启超十分重视新闻从业人员的素质与教育问题。
他认为，中国的报业之所以发展缓慢。
原因有四个，而“病根之根”就是“从事斯业之人，思想浅陋，学识迂愚，才力薄弱，无思易天下之心，无自张其军之力”。
由此可以看出，在梁启超的心目中，理想的新闻从业人员不仅要有深厚的思想，还要有高赡远瞩的眼光，不仅要有渊博的学识，更要有胸怀天下的气度。
因此，符合这个标准的，只能是知识分子中的一小部分人。
为此，梁启超提出，新闻从业人员应加强自身的修养，导人先导己，“为向导者，必先自识途至熟，择途至精，然后有以导人”。
从梁启超对中国报业的惋惜、对当时新闻从业人员的批判可以看出，在他心目中，报刊应该是掌握在像他一样的精英知识分子手中，他的自我意识的中心仍然是在知识分子自身。
他认为，只有让精英知识分子掌握报刊，报刊才能真正发挥强国、新民的作用，一般的民众或知识分子是断然不在此列的。
在这种思路中，他提出报业从业者要精英化，要改变“由于主笔时事等员之位置，不为世所重，高才之辈莫肯俯就”的局面，希望中国报刊能像欧美各国报刊一样得到重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
在《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这篇文章中，梁启超详细论述了他所理解的舆论与豪杰的关系。
他认为，舆论是一般人所能看到的，但“未必为公益之所在”，而豪杰能“见寻常人所不及见，行寻常人所不敢行”。
豪杰能够洞察时事，然后唤起舆论，再利用舆论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而要达到“母舆论”、“仆舆论”的目的，还要摒弃私心，一心为公。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以格兰斯顿为例，而格兰斯顿除了是政治家以外，也曾是报馆主笔。
在他的观念中，舆论是一般人形成的观点，但是，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普通民众的认知能力不同等众多原因，民众所形成的舆论并不一定就代表了社会和国民的真正利益。
这时，就需要一个持有公正之心的人，引导 民众形成符合时势需要的舆论，从而改变风气和国家民族的面貌。
在梁启超那里，与其说是多数人，不如说是精英知识分子掌握着国家的思想资源，他们既是报刊理想的组织者，也是社会的“先知先觉者”。
舆论虽是大众形成的观点，但这种观点是在精英的引导下形成的，又是通过精英表达出来的，普通民众根本没有自主权和话语权。
精英意识形成的原因 梁启超之所以在新闻思想中表现出浓厚的精英意识，与他所生活的特定的历史时期、个人的成长和教育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哲学历史观是分不开的。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从一个封建国家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内忧外患、民生凋敝，而梁启超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他一生中既接受了中国儒家经典教育，又受到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熏陶。
在当时，受教育只是少数人的权利，大多数民众仍然混沌未开。
作为觉醒的一名知识分子，梁启超心中的愤懑与忧虑可想而知，一方面他为政府的腐败无能气愤，另一方面又为民众的麻木漠然痛心。
在这种情况下，他很自然地赋予自己“救国救民”的神圣任务，把包括自己在内的精英知识分子们看作改变现状的力量，而报刊就是实现这一理想的媒介。
除了现实的原因外，梁启超的哲学历史观也是他新闻思想中精英意识产生的根源。
梁启超认为，社会的不断进步不是人民群众推动的，而是英雄人物推动的。
他说，“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吾读数千年中外之历史，不过以百数十英雄之传记磅礴充塞之；使除出此百数十之英雄，则历史殆黯然无色也”。
这种“英雄人物是历史的主宰者”的历史观自然而然也反映在他的新闻思想中。
结语 梁启超办报是为了“救国救民”，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与今日报纸“提供信息”的功能截然不同。
虽然知识分子是民众的一部分，但在梁启超的潜意识中，知识分子尤其是精英知识分子是高于普通民众的，这种潜意识反映在他的新闻思想中，就是“办报是为了强国、新民”、“报刊应由怀才抱德之士主持”、“舆论是豪杰引导的并帮助豪杰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等一系列论述。
只有对梁启超新闻思想中的精英意识有所了解，才能更好地解读他的主张。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新闻系) 编校：杨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