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 吴晗和《碧血录》
那时候吴晗同志正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书，专心攻明史。
年青的吴晗富有正义感，喜爱明史中象海瑞、于谦这样一些敢于同奸党斗争的杰出人物。
对明朝后期的东林党人，他也很崇敬，认为东林党人是些“有骨气”的知识分子。
但其时的吴晗是个穷学生，生活费靠“工读”来维持，根本没有多余的钱来买书。
有一天，吴晗去游厂甸，偶然在旧书摊上看到一部《碧血录》，价钱很便宜，就买了下来。
读完之后，他便在《碧血录》末端的白页上，写了买得此书的经过：“在厂甸巡礼，凡帙巨者，虽翻阅不忍释，顾终不敢一置问。
偶于海王村侧一小摊得此书，价才三角，大喜，持归。
”这段话反映了一个穷学生酷爱古籍的心情。
他不仅在书后题了字；而且，从北平到昆明，从昆明又回到北平，以至解放后，三十多年来，这本书都一直伴随着他。
吴晗为什么这样珍爱《碧血录》呢？《碧血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碧血录》一书的书首《题辞》中写道：“碧血一编，纪明天启时死阉祸诸忠也。
”又说：“碧血纪死忠也，其同事而生者不具载。
”也就是说，这本书记载了明朝天启年间，东林党的一些著名人物被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冤杀的史实。
书中收集了死者的就逮诗、狱中的血书、绝笔、自谱、自叙，以及当时人记述这一惨祸的经过等等。
读之令人悲愤交加，难以忘怀。
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发生在明朝后期，一直延续到明亡以后的南明小朝廷。
明朝后期，以皇帝、宦官、王公勋戚、权臣为代表的大地主集团，异常腐朽反动。
万历时，神宗深居宫中，吸食鸦片，纵情声色。
他在位四十八年，倒有三十年不上朝，一切大权委之于权臣、勋戚和宦官。
以皇帝为首的大地主集团的无休止掠夺，不但使农民、手工业者无法生活下去，而且也侵犯了中小地主和商人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罢官废吏”、中小地主、一部分地主知识分子和商人，看到明朝统治覆亡在即，就极力想维护本身的利益，改良政治，缓和社会矛盾，挽救危局。
这些人形成一股政治力量，同以皇帝、宦官、权贵为首的大地主集团展开斗争。
但是，他们由于政治上受排斥，多不当政；只好利用集会讲学的方式，来“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抨击当权派，宣传他们的主张。
万历三十二年(一六○四年)十月，被明政府革职的吏部郎中顾宪成等人，在顾的家乡无锡的东林书院，召集东林大会讲学，还制定《东林会约》：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
东林党就以此得名。
东林党的著名人物大都有功名，有学问，为人也比较正派，在地方上声望很高。
他们倡导读书，关心国事。
顾宪成曾写过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表明了东林党人的抱负。
他们每一讲学，“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
”(《明史・顾宪成传》)不但在地方上，而且在中央，也有一些官员和他们往来，支持他们的政见。
东林党的政见，最主要的是政治上反对宦官、权臣专权，要求向广大地主阶级开放政权；经济上反对矿监、税监的公开掠夺，反对王公、勋戚无限地掠夺土地。
天启初年，东林党人一度当政，控制了军、政、监察大权。
但由于他们一味排斥异己，包括排斥了一些较为正派的官吏，这些人仅在某些问题上与东林党看法不一致。
这样就使东林党在朝廷上处于孤立地位。
在东林党内部，又以乡里为界，分为许多小组织，互不团结。
所以，东林党人并没有利用执政的时机，去实现自己的政见。
反而给宦官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以机会，把东林党排斥的官吏，拉在自己门下，增加了阉党的势力。
魏忠贤一伙的手段极为毒辣，东林党的领袖和知名人物如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顾大章、黄尊素、缪昌期、李应升等，都被逮至京师。
就连与东林党没有什么关系的原吏部员外郎周顺昌，只因同情东林党人的被陷害，而又与东林党人魏大中有姻亲，也被逮捕。
他们在京师狱中，每日遭到严刑毒打，一个个遍体鳞伤，腐肉生蛆，折磨至死。
其中，尤以杨涟死得最惨。
但他们在狱中大都刚毅不屈，视死如归。
《碧血录》中留下了这悲壮的一页页： 杨涟在狱中的《绝笔》上写道：“但愿国家疆固，圣德刚明，海内长享太平之福，涟即身无完肉，尸供蛆蚁，愿所甘心。
……而痴愚念头，到死不改。
” 顾大章入狱后作一联云：“故作风涛翻世态，常留日月照人心。
”他还在《狱中杂记》里，表达了自己以同阉党斗争而死于狱中为光荣的心情：“予以不祥死，犹胜死牖下而无闻者。
” 缪昌期听到自己将被捕的消息，“了无怖恋”，“浩然往矣”。
李应升在狱中的《就逮诗・别友人》中慷慨陈词说：“有客冲冠歌楚词，不将儿女泪沾裳”。
这些东林党人视死如归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在邪恶势力面前傲然不屈的正气。
这种正气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它不仅为当世人所敬佩，也为后世人所赞颂。
但是，由于东林党所反对的是明代历史上最黑暗、最反动、最邪恶的势力，所以，他们的斗争是为人民所同情和支持的。
《碧血录》中，这种记载很多。
魏大中被捕，“士民号恸者几万人。
”李应升被捕，“常州郡城士民聚观者亦数万。
方开读时，有发垂肩者十人，各挟短棍植呼：‘入宪署杀魏忠贤校慰’。
士民号呼从之。
诸尉踉跄走，越墙脱履，甚狼狈。
”其中一个卖甘蔗的少年，向着捕人的校尉大喝一声：“我极恨矣，杀却江南许多好人！”举起削甘蔗的刀砍去，砍下校尉臂上的一块肉，扔给狗吃了。
周顺昌在苏州被捕时，聚集了几万市民。
一些读书人上前要求以民情上闻，校尉以东厂之命，举起枪械要打那些读书人。
群情激愤，一拥而上，以颜佩韦为首的五人，向校尉打去。
一个校尉当场被击杀，其余负重伤。
后来，颜佩韦等五人怕连累那些读书人，自动到官府投案，并向官府的大人豪迈地说：“你们陷害周顺昌至死，官大人小；我们为周顺昌事死，百姓小人大。
”五人被处决时，个个大义凛然，面不改色。
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人民为反抗封建专制统治，流血牺牲，汇合成无边的血海。
这五位壮士的碧血，正是这血海中的一滴。
吴晗珍爱《碧血录》，也正是珍爱人民不畏强暴，敢于斗争，以至流血牺牲的英雄气概。
吴晗读《碧血录》的时代，正是“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时代，正是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外妥协投降，对内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时代。
那时候，在学校里，进步学生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而象吴晗这种专心攻读的正直学生，也开始关心国事、坐立不安了。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五日，他在给小学时代的老师杨志冰的一封信里说，“平中此来，受内外种种堪为痛苦之恶现象所困，凡事都无生气。
”五日之后，他又在一封信中说，我“有一疑难问题，数月来亘亘于胸，未能解决，盼望先生指示一个出路！”什么难题呢？吴晗说：“处在现今的时局中，党国领袖卖国，政府卖国，封疆大吏卖国，每日看报所能得到的最初是‘镇静！镇静！’次之是‘政府已有最后准备，下最大决心，请信任，信任！’现在是：‘一切你们所要的都答应，只要不拆我们的台就感谢不尽，无条件的屈服，屈服！’翻开任何朝代的史来看，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
”“看着人家大批出卖你的父母兄弟，听着若干千万同胞的被屠杀的哭声，成天所见到的消息又只是‘屈服’、‘退让’，假如自己还是个人，胸腔中还有一滴热血在着的话，这痛苦如何能忍受？”“过去四个月，无时无刻不被这种苦痛所蹂躏，最初的克制方法，是把自己深藏在图书馆中，但是一出了馆门，就仍被袭击，后来专写文章，冀图避免此项思虑，但是仍不成功……。
”国难民困萦绕着吴晗。
就在这种痛苦的环境里，他读了《碧血录》，更加加深了对祖国前途的担忧。
明末统治的腐朽、黑暗，一批忧国忧民的东林志士惨遭杀害。
与明末相比，现实的中国的灾难更为深重了。
于是，他提起笔来，在《碧血录》的底页，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读完此书，胸中不知是甜是辣，因想及自己将来如何死，若死在床上则未免太笨拙，最好是自己作一主意，想一洒脱干净死法，活得不耐烦，便撒手告别，岂不快哉！ 一九三三年二月甘日辰伯” 这段话表明，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东林志士的碧血，浇灌了吴晗的心。
这颗正直的心，变得更加刚强。
他不愿再过安安逸逸的生活，而愿有所作为，愿象东林死难志士那样，为献身事业而死。
当然，其时的吴晗，深受“读书救国”的思想影响，虽对现实极度不满，可又并不知道自己应当献身于什么事业，思想上充满着矛盾和痛苦。
出路何在？他说不清，他的那位老师也绝不可能把他引上正确的救国道路。
但是，不论是“读书救国”也好，醉心于钻研明史也好，都压抑不了他的那颗正直和爱国的心。
抗日战争期间，吴晗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下，终于找到了他所应当献身的事业。
新中国成立以后，吴晗更以无限的热忱、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倾注到社会主义事业上，勤奋战斗了十多年。
然而，吴晗竟没有想到会遭遇到“四人帮”一伙惨绝人寰的迫害，蒙受着比三百多年以前的东林党人更甚的奇冤。
吴晗同志发扬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实现了自己三十年前的意愿：他没有安逸地“死在床上”，而是用他沸腾的碧血，写下了新时代的《碧血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