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史研究理论与近代东北区域史研究
摘要：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地方史研究的复兴，区域性历史研究也日益繁荣，并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一个新取向。在这种形势下，近代东北史的研究也逐渐突破了传统的地方史研究模式，兴起了一股区域史研究的浪潮。然而，在近代东北区域史研究中也存在着概念混淆、理论研究不足、研究方法单一等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些关键性的问题，才能更好地推动近代东北区域史研究工作向纵深方向发展。 。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59—8095(2008)01—0090—07。
。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区域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引入和推广，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工作也开展得如火如荼。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近代区域性史研究呈现出一种方兴未艾的局面。随着全国范围内区域性研究工作的深入展开，近代东北区域史研究工作也日益高涨，在近代东北社会史、近代东北城市史等方面都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由于研究理论和方法等方面的局限，当前近代东北区域史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
东北是在历史的风雨激荡中逐渐形成的涵盖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区在内的相对独立的区域。清末，随着民族危机和边疆危机的日益加剧，兼具“龙兴之地”和边疆重地双重身份的东北地区逐渐引起了国内一些爱国人士的关注，出现了徐世昌的《东三省政略》、曹廷杰的《东三省舆图说》、《东北边防纪要》、《西伯利东偏纪要》等关于清代东北地区的最早著述。此后，日俄等西方列强出于侵略的目的，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进行过专门的调查和研究，出版了一批歪曲东北历史事实、鼓吹东北独立的著述，特别是日本“其搜材之富，立说之繁，著书之多，亦足令人惊叹”。［1］（p.2）为了反驳列强的反动谬论，傅斯年、金毓黻、冯家升等一批最早的东北史研究学者分别从疆域、民族、文化等方面对东北地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从史实上论证了东北地区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地抨击了列强的侵略言论，也揭开了东北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①。
建国以后，东北史的研究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反映东北不同时期的历史资料和综合记录地方社会的史料集、方志和地方报纸等资料相继出版，极大地便利了东北地方史研究工作的发展，直接推动了一批东北史研究著述的问世。在这些研究成果中，虽然不乏关于近代东北民族、地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但研究主要集中在鸦片战争、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九一八事变、五卅运动时期东北人民的革命斗争和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方面，著述也多以进行反帝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为主，具有浓厚的革命史研究色彩。关于这时期的研究成果，作者主要参看黄定天等编《东北史论文资料索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从索引所搜集到的论著目录中可以窥见这时期东北史研究的成果基本上都是围绕着阶级斗争这一主题展开的，这无疑就是当时盛行的革命史研究范式下的产物。这一时期的近代东北史研究，基本上是以革命史研究范式为框架，这种研究范式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其特点是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以突出下层民众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为主要内容。这种研究范式对于推动近代东北史研究的发展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弊端也越来越明显。由于范式自身所带有的局限性，导致这一时期的近代东北史研究主题单一，内容陈旧雷同，缺少理论创新和个性化研究，基本上是围绕着反帝反封这一主题，而忽略了其它一些同样具有研究价值的领域，从而限制了近代东北史研究向广度和深度方向发展。。
80年代以来，随着国外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引进，传统的东北地方史研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东北区域史研究异军突起，并很快在东北史研究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区域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主要来自法国年鉴学派和美国汉学界，是一种学术视野的转换，由关注国家、民族、王朝、精英的宏大叙事转而关注下层、特定区域、普通民众的历史，立体地、多层面地展现历史发展的细节过程。这种“历史研究单位”的改变，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范式的兴起，即跳出传统的国家政治史、王朝兴衰史体系，而以区域社会的整体历史为研究内容，运用系统分析、比较研究、跨学科或多学科研究等方法，在区域史中发现历史演进的独特性，从而建构一种新的历史解释模式，深化对历史整体性或“总体历史”的认识。。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编撰地方史地著作的传统，古今方志汗牛充栋，各种地方史著述亦有如山积。一些人由此认为，地方史即是区域史，将二者混为一谈。实际上，区域史和地方史是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两者在概念层面、研究对象、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运用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是概念层面上的差别。地方与区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地方是相对于中央而言，虽然研究对象也有大或小的变化，但基本上是一个相对固定的静态的概念；而“区域则是相对于整体而言，区域的概念既是个动态的概念，包括经济、交通等因素，又是个开放的概念，涉及区域的辐射问题”。［2］（p.213）一般而言，地方表现为一定范围的行政区划，而区域的划定则不一定与行政区划吻合，它可以以流域、山系、平原、海岸等自然地理的角度来界定，也可以从经济、文化、人口等人文角度来划分。区域注重的是区域内同一性和系统性。这种“地方”和“区域”在概念上的差别，直接导致了地方史和区域史在概念上的区别。张博泉认为：“中国地方史，是以我国历史上的区域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对象，进行多系统、多层次、多门类的研究，从各个地区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特点。”［3］（p.1）那么，东北地方史作为中国地方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就应该是以东北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对象，对东北地区进行多系统、多层次、多门类的研究，并在研究东北地区的基础上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特征；而“中国区域史是研究中国特定地区历史发展规律与特殊性，以及中国各地区的互动关系及其凝聚为一个整体的历史过程的中国史分支学科”。［4］（p.2）那么，东北区域史作为中国区域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就应该是把东北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及揭示东北地区历史发展的规律与特征，并探讨东北和其它地区及东北与全国之间互动关系的一个历史过程。可见，从概念层面上讲，东北地方史研究与东北区域史研究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的。。
其次，是研究对象层面上的差别。由于地方史和区域史在研究地域上有重叠性，使得二者在研究对象选择上存在着某种交叉和重叠，这也是经常令人把二者相混淆的重要的原因。其实，二者在地域选择的标准上存在着显著的不同。从选择地域的标准来看，地方史是一种“时空结构下的历史”。［5］（p.84）也就是说，“大到民族国家（国家或民族）的历史、或者跨民族国家的地区史（如东亚史等）、小到县域历史、甚至个案类型的村落史等等”［5］（p.84）都可以作为地方史研究的对象，地方史的研究首先要服从行政区划，研究的是区划内的历史；而区域史是“一定时空内具有同质性或共趋性的区域历史进程的研究”，“如果讨论的问题并不具有区域同质性或共趋性，就不应该归于区域史，而只能归属于其他规范下的历史。”［5］（p.85）进一步说，“能够作为区域史研究对象的区域，一定是一个具有历史发展完整性的地区，而不是对地球表面所作的任意的人为的分割”。［4］（p.1）这种区域单位，是人在历史活动中自然形成的，往往是变动的。在研究对象上，地方史与区域史也有着明显的不同。。
再次，是方法论层面上的差别。地方史从属于传统史学研究的范畴，区域史在学科性质上虽然有历史学分支和社会史分支的不同认识，但从研究趋势看，则更趋近于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这种学科属性上的差别导致二者在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运用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区别。“地方史、地方志虽然具有区域性，但其研究理念、视野和方法与区域史并不相同，它们不过是通史内容的‘地方化’，或者通志的地方化而已。”［5］（p.84）这种研究虽然也运用了一些民族学、地理学、人口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但基本上还是运用传统史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而“区域史并不是研究主题的地方化，而是立足于文化、民族、语言、地理、气候、资源等结构性要素，从整体上探讨影响一定区域内的历史进程的力量及其原因或区域历史发展共性特征的一种视野或方法”。［5］（p.85）因此，在区域史研究中并不是以史学研究理论的运用为主，而是广泛的运用地理学、经济学、人口学、统计学、民族学、社会学、心理学的一些研究理论和方法。其中，又以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应用为广泛。。
当然，有一点我们也应注意到，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和发展，区域史研究与地方史研究的差异性也在逐渐淡化，并出现了一种两者不断交叉和融合的趋势。首先，区域史研究与地方史研究存在着一些共性。虽然区域史与地方史研究在区域划分标准、研究方法和理论的运用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但是两者在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资料的使用和理论指导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共性。这些共性的存在正是二者出现这种“从对立走向统一”趋势的必要前提。其次，随着新的国外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引进和吸收，传统的地方史研究也呈现出了一种“区域化研究”的趋向。在地方史研究中，一些学者也注意借鉴和吸收国内外区域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从而推动了地方史研究的新发展，出现了一种“新地方史”研究的局面。当然，区域史研究也在参考和借鉴地方史研究中的某些理论和方法。这些共性的存在及相互交融的关系都使得区域史研究与地方史研究的差异性在逐渐缩小，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因此，在区域史研究中，在注意到区域史与地方史研究存在差异的同时，还应该把二者更好的统一起来，形成“以区域性研究的发展推动地方史研究的进步、以地方史研究的进步带动区域性研究的发展”这样一种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局面，努力实现区域史研究与地方史研究工作的“双赢”。。
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国外区域性研究理论和方法的传入，在国内也兴起了一股区域史研究的高潮，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因之呈现出一种区域化研究的格局。在这种形势下，近代东北地方史研究也开始走出传统的的研究模式，逐渐呈现出一种研究取向区域化的倾向，其明显的标志就是区域史研究的论著和学术论文的发表。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主要围绕着东北群体与人口、东北城市史和东北区域社会三个方面展开了系统的研究。移民群体是东北社会群体研究的一个热点，在现有成果中，既有关于流人开发东北的研究，也有关于近代外来移民与东北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有关于某一区域如黑龙江、辽东地区的个案移民研究，出版了吴希庸著《近代东北移民史略》、张士尊著《清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1644—1911）》、路遇著《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定宜庄著《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历史文献、人口统计与田野调查》（合著）等著作。此外，其它关于少数民族群体、知识分子、商人群体也有论著发表；东北城市史的研究兴起于80年代中后期，先后出版了吴晓松《近代东北城市建设史》，曲晓范《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等著述；东北区域社会的研究也有相关的研究，先后出版了石方著《黑龙江区域社会史研究（1644—1911）》、《黑龙江区域社会史研究（1644—1911）（续）》，焦润明著《近代东北社会诸问题研究》、胡玉海主编的《奉系教育》等奉系军阀丛书等著作及一批涉及到东北的政治、经济、教育、风俗、文化、灾害等内容的学术论文。关于近代东北人口研究的学术论文有：吴雪娟、刘淑珍：《清代黑龙江人口资源资料评价》，《满语研究》2000年第2期；赵英兰：《清代东北人口的统计分析》，《人口学刊》2004年第4期；王晓峰：《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长浅析》，《东北亚论坛》2000年第4期；赵英兰：《清代东北人口与群体社会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4月）。关于东北知识分子的研究，有揣丽华：《论东北近代知识分子的历史特征》，《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7月，第4卷第3期；《论东北近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沈阳大学学报》第16卷第1期，2002年2月；《浅析东北近代知识分子产生的历史背景》，《沈阳教育学院学报》第4卷第2期，2002年6月；《奉系军阀统治时期的知识分子及其历史作用》，《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5卷2期，2002年3月。商人群体的研究有程美秀：《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东北地区的商人》，《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1期。文化习俗方面有盛丽春、韩梅：《东北方言与地域文化的关系》《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5卷6期，2006年11月；定宜庄：《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此外，近年来，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辽宁大学等学校也相继出现了一批关于东北区域史研究的硕士论文。关于近代东北区域史的研究状况，还可以参阅李玉：《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综述》，《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不过，该文将所有地方史的研究都视为区域史值得商榷。此外，还可以参阅李治亭：《东北地方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边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近代东北社会也引起了国外一些学者（主要是日、美、俄三国的学者）的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外的一些学者对近代东北的教育、乡村社会、群体、经济、城市、习俗等各个方面都展开了相应的研究。关于东北教育方面的研究主要有：荫山雅博：《清末奉天省の教育近代化过程—初等教育の普及过程を中心として》（《清末奉天省的教育现代化进程—以初等教育的普及过程为中心》），《学习院大·东洋文化研》40期，1993年6月。平石淑子：《二十世纪初頭の哈尔滨における女子教育にます初期的考察—民国初期の女子教育にまするノート研究纪要》（20世纪初哈尔滨女子教育初探——有关民国时期女子教育笔记），《大正大·人间·文》87期，2002年3月。Vander Ven, Elizabeth: Village—State Cooperation:“Modern Community Schools and Their Funding, Haicheng County,Fengtian,1905—1931”（乡村与政府的合作：奉天省海城县的现代社区学校及其经费，1905—1931），Modern China,Vol.31,No.2。Vanderven，Elizabeth Ruth: Educational reform and village society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northeast China，Haicheng county,1905—1931（20世纪东北乡村社会的教育变革与乡村社会：海城县，1905—1931.）.University of the California, Los Angeles,2003。关于东北城市的研究主要有： Clausen, Soren：“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City: The History of Harbin in the Mirror of the Official City Gazetteer” （一座中国城市的自传：官方城市志书中的哈尔滨历史）,Historiography East and West,Vol.2, No.1。Carter，James Hugh:Creating a Chinese Harbin: Nationalism in an International City,1916—1932（创建中的哈尔滨：1916—1932年间这座国际化城市中的民族主义），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72pp。尾形洋一《奉天駅の駅位置から见た瀋阳の都市构造》（从奉天站的车站位置看沈阳的城市构造），《近代中国研究汇报》23。Леньошко С. С.：“ГородДальний в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радо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в Маньчжурии” （满洲俄国城市建设史中的大连市），Вестик Л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Академии экономики илравлентя，2000.No.4等。关于东北社会方面的研究主要有： Campbell, Cameron；Lee, James: “Social Mobility from a Kinship Perspective: Rural Liaoning,1789—1909” （透过血缘关系观察社会变迁：1789—1909年间的辽宁农村），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Vol.48,No.1。Виленски，В(Сибяков)：За великой китайский стеной：Люли，бьгт ношеинось（长城以外：民众，风俗习惯，社会生活），Ann Arbor:UMI.A Bell&Howell Сотpany,2001（Перепечатка изд.М.,1923）等。。
综观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成果，国内与国外之间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国外的研究成果，有两点经验值得我们去借鉴：其一是在研究中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往往融会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东北实际相结合进行研究，从另一种角度诠释东北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区域史研究的学科特征鲜明。这一点，国内学者尚显不足，在今后的研究中应付出更多的努力。从现有成果看，近代东北区域史的研究亟需理论的指导，诸如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理论对于近代东北区域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只有在理论的指导下，才能推动研究工作的深入，否则，就会貌似而神离。其二是研究方法和视角的独特性。目前，在近代东北区域史研究方面，国内的学者基本上都是就易避难，选择那些便于搜集资料的地域和易于研究的选题进行研究，而对于那些资料难以搜集或需要花大力气进行研究的选课往往是“敬而远之”；而国外学者的选题往往都是以小见大，诸如选取某个学校、某个县城或某个人物作为研究对象，穷尽资料，力图通过对每个个案的研究来透视整个区域社会的全貌。国外学者这种不畏困难的钻研精神和选题上新颖独特性都值得学习、借鉴。。
国内近代东北区域史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研究的不足之处也很明显，大体说来，这时期的研究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四各个方面：。
其一，区域史研究的特色不鲜明，不少成果尚带有浓重的传统地方史研究的痕迹。如前所述，区域史研究是一种新的历史解释体系，在研究理念、视野与方法上都是一种创新。许多论著仅仅是吸收了区域史研究的某种理论或某些方法、概念，便以区域史研究自称，实际上，这仅是地方史研究中的区域化倾向，而非区域史研究。严格地说，现有的近代东北区域史的研究成果中，尚无如《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王笛，中华书局，1993)《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李伯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这样较为典型的区域史研究著作。一个习见的问题是，几乎无人对“东北”这一区域或东北内部的次级区域的划定作出符合区域史研究规范的阐释，而区域的界定与选择，恰恰是区域史研究最核心的问题和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作为区域史研究的区域界定，按徐国利的研究，应从三个原则出发，即具有同质性、系统性和独特性。［6］（p.124）“东北”一词虽然在先秦典籍中就已出现，但在很长的一段历史岁月中，它仅是个表示方位的地理概念。到清末民初，它才成为行政区划。用东北作为历史研究中的空间范围，是传统地方史的界定，从区域史的角度来说，是否符合三原则，是应当推敲的。即便是大体可用，如果区域史研究的主题不同，也应各自有别。如近代东北的区域经济史、区域文化史、区域人口史、区域社会史，在区域界定上不可能完全一致。而现有的相关成果中，并没有人对此进行过分析。近代东北区域史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出现这样的问题在所难免，但一直得不到克服，则会对深入研究造成障碍。。
其二，研究视角上的相对单一性。这时期的东北区域史研究尽管有大有小，大到整个东北，小到县城和乡村，还有个别学校和人物的个案研究，但是在研究视角的选择上还是存在一些空白或薄弱的环节。一方面，研究的对象基本上是发达的地区和城市，如辽宁、吉林地区及沈阳、大连、哈尔滨、长春等少数几个大城市，而欠发达的黑龙江地区和其它中小城市，特别是地域广袤的东北乡村社会，还没有引起国内学者们的足够重视。另一方面，研究领域虽然也涉及到了群体、人口、城市史、文化教育和经济等几个方面，但还相当粗糙，诸如东北的乡绅、学生、教师（塾师）、官员、妇女、贫民等群体的研究，乡村新旧教育的变革，近代东北生活习俗的变迁、东北基层社会的管理与运作，官、绅、民三者之间在地方事务中的合作与冲突、乡村与城市的互动关系及村庄、宗族、家庭等方面的都缺乏深入具体的研究和分析。在今后的研究中，如果学者能在这些方面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必将大大推动近代东北区域史的研究工作向纵深方向发展。。
其三，理论研究环节的相对薄弱性。理论是研究的指导，只有提高了研究的理论水平，研究者才能更深入地进行学术研究工作。关于区域史理论的研究，国内的一些学者已经进行了较深入地研究和探讨，提出了“关中模式”、“无事件境”、“医疗空间转换模式”、“中层理论”等研究模式，这些理论的出现都极大地推动了相应区域史研究工作的发展。然而，近代东北区域史的研究，不仅对于国外相关区域史研究理论的应用不够充分，也没出现一种从东北地区的实际出发创造出的具有东北特色的区域史研究模式和相应的理论阐释。诚然，理论的创新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也不能为模式而模式，但缺少理论框架的研究是无法做出重要的学术贡献的。一些研究虽冠以“区域史”之名，其实不过是对稀见地方资料的发掘整理，或对过去为人忽视的地方性知识的揭示。这就需要从事东北区域史研究的学者在充分借鉴国外区域史研究理论的基础上，从东北地区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努力实现外来理论的消化吸收和东北区域史研究理论的创新。。
其四，资料使用的相对单一。目前，在近代东北区域史的研究中，使用的基本上都是地方志资料、文史资料和报刊杂志等资料，而其他一些更具价值的资料使用得还不充分，这不能不说是研究工作的一种缺陷。在近代东北区域史的研究中，地方档案资料的使用十分重要，东北三省的档案馆和各市县档案馆里藏着大量反映东北社会社会状况的珍贵资料，东北高校的图书馆里也藏有满、蒙、日、俄外文档案，这些都是东北区域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此外，虽然东北地区开发较晚，但东北地区仍存在着一些谱牒、碑刻、古迹、遗址等珍贵的资料。以族谱资料为例。笔者所知，仅吉林大学图书馆就藏有清代稀见族谱近二百种，另外，还有一些珍贵资料散落在东北的乡间社会，只有通过学者们不懈的访寻和艰苦的挖掘才能使其“英雄有用武之地”。口述史料也是从事东北区域史研究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史料。目前，东北区域史研究者对于口述史料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近代时期东北地区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还有很多的亲身经历者或旁观者在世，通过他们的口中会获得一些更珍贵的史料，这些资料或许远比那些官方记录的文字资料和报刊资料更具有说服力。。
在今后的东北区域史研究中，研究者应该着重解决好以下“四个统一”的问题：。
1实现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统一。“区域”作为区域史研究的单位，是一个多层次的、不断变化的有机整体，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是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因此，在近代东北区域史研究中，我们“应当注意吸收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注意吸收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自然科学的某些方法”。［7］（p.158）在吸纳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还要倡导学者走出书斋，走向田野与社会，［8］（p.44）搜集文字与非文字的资料，进行设身处地的考察，亲身体验那种有别于“故纸堆”的来自东北田野与社会的切身感受，这样，更有利于研究者在一定的时空场景中更好的解读文献，进行实证研究，从而推动东北区域史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
2实现外来理论的消化性汲取和东北区域史理论创新的统一。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历史学似乎进入了一个“模式研究”的时代，即试图通过某一种理论模式的运用概括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解释各种历史现象，甚至预设出历史发展的方向。当然，西方史学界的一些研究理论和方法对我们的研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然而任何理论模式都有其自身的适用性，如果不加改造地照搬照抄，就会出现一种淮橘为枳的结果。因此，在进行近代东北区域史研究时，我们应该从东北研究的实际出发，在借鉴和吸收外来理论的同时，努力实现外来理论的消化性吸收。国内一些学者已做出了很好的尝试，如杨念群等一批青年学者进行的“中层理论”的建构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这些文章尽管在运用西方社会理论的程度上有所不同，却大多通过修正与反思的途径，力图设问出个性化的中国式问题，并力图实现其本土化的转换。”［9］（p.231）由于各种条件的局限，近代东北区域史的研究中还存在一些生吞活剥、套用西方研究模式的痕迹，在推动外来理论本土化和从东北实际出发进行理论创新方面所作的工作尚显薄弱。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从事东北区域史研究工作的学者付出更多的辛勤和努力，以宽容的精神和开阔的视野实现外来理论本土化，“最重要的不是去掌握它那层出不穷的所有理论，而是要掌握西方学术界新理论新思路得以层出不穷的学术思维与学术机制”。［10］（p.106）探索出适合东北实际的区域史研究的理论，东北的区域史研究工作自然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
3实现区域研究与整体研究的统一。目前，在近代东北区域史研究中，学者更多关注的是区域内部的研究，而忽略了东北与其它区域间的比较研究及东北与全国之间的比较研究，因此出现了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历史研究碎化的现象。要解决这一问题，正确地处理区域与整体研究的关系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在2006年11月安徽大学举办的“区域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术讨论会上，王巍先生提出：“区域史研究必须跳出这一区域”，即研究区域史要有全局的视野，不以区域自我封闭，要看到整体与区域、区域与区域之间的互动。［11］（p.105）做到这一点，就要进行比较研究。一方面，要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不同的区域由于其经济社会结构、文化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在发展的方向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应该进行不同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这种研究既包括东北与其它不同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也包括东北同国外同时期相似的区域的比较研究。只有通过这种横向的比较研究，才能更好地了解所研究的区域在全国及世界发展中所处的地位，也才能更深入地认识本区域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另一方面，还可以进行区域内的比较研究。东北社会地域广袤，其内部在政治、经济、文化、习俗诸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在研究中，不仅注意东北区域内部诸要素之间横向的比较研究，还应注意东北内部“小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这样才能正确地处理个案研究与东北整体之间的关系。同时，还要注意到东北与全国这个大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在东北区域史研究中，我们既要注意把东北置于全国这种宏观的视角下进行研究，也要注意在这种宏观研究中突出东北地域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在进行近代东北区域史研究时，“继续进行更多的个案研究是必要的，但同时要注意到处理好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关系，适时地在小区域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大区域的整合，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总体的综合，使区域史研究得到健康稳定的发展”，［12］（p.95）达到宏观与微观、整体与区域的辩证统一。。
4、实现近代东北区域史研究的传统关怀与现实关怀的统一。“以史为鉴”一直是史学研究的一个宗旨，也是史家治史的目的所在。近代东北区域史研究自然也不会例外。通过对所选取研究对象进行详实的研究，力争最大限度的“还原”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让今人尽可能多地获得那个时代的感同身受般的体验，对于这种史学的“传统关怀”，史学家们只要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基本都能得到实现。然而，在现实关怀这方面，从事近代东北区域史研究的学者们还需继续努力。在以往的研究中多着重强调区域研究的文化积淀功能，而忽略了史学研究中应有的现实关怀。“许多学者认为区域历史研究如果越来越与现实靠近，可能使区域历史研究的科学性丧失。”［13］（p.10）这是一种误解。其实，区域史研究并不是与现实关怀相背离的，特别是随着史学研究中一些新方法和新思维的运用，近代东北区域史研究工作与现实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它的现实关怀也就日益明显。要实现这种“现实关怀”，史学工作者就要经常深入到东北社会，积极投身于社会改革实践，站在现实的高度去观照历史。史学家可以通过对东北区域社会的细致研究，为东北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提供一种发自历史深处的人文关怀。。
。
参考文献：。
［1］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第6卷［M］．重庆：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
［2］杨齐福．首届“中国东南社会变迁与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近代史研究，2002，（6）．。
［3］张博泉，程妮娜．中国地方史论［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
［4］杨军．区域中国——中国区域发展历程［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7．。
［5］王先明．“区域化”取向与近代史研究［J］．中国近代史，2006，（9）．。
［6］徐国利．关于区域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区域史的定义及其区域的界定和选择［J］．学术月刊，2007，（3）．。
［7］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J］．历史研究，1988，（3）．。
［8］行龙．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山西明清社会史研究［J］．史学理论研究，2004，（4）．。
［9］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10］张国刚，吴莉苇．西方理论与中国研究——从＜白银资本＞谈几点看待西方理论架构的意义［J］．史学月刊，2002，（1）．。
［11］李文海．深化区域史研究的一点思考［J］．安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4）．。
［12］万灵．中国区域史研究理论和方法散论［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2，（3）．。
［13］蓝勇．区域历史研究应有新的理念和现实关怀［J］．史学月刊，2004，（4）．。
责任编辑：吴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