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诺贝尔”身旁的一株小草] 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小波
与中医的不解缘 1930年，屠呦呦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父亲起这个名字是摘引诗经《小雅・鹿鸣》中经典的句子：“呦呦鹿鸣，食野之蒿。
”描述的就是小鹿在野外快乐地吃艾蒿的情景。
想必当时父亲也不会料到，多年后屠呦呦会因这个名字和青蒿结下不解之缘。
屠呦呦自幼耳闻目睹中药治病的奇特疗效，立志长大后去探索其中的奥秘。
考大学时，她觉得药物学最可能接近探索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医药领域，符合自己的志趣和理想，于是选择当时的冷门学科药物学为第一志愿，并如愿考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
在大学4年期间，屠呦呦努力学习，取得了优秀的成绩。
她在专业课程中，尤其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有着极大的兴趣。
1955年，屠呦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卫生部直属的中医研究院工作。
从此，她埋头从事生药、中药研究，开始了终身平凡而高尚的事业。
当时，正值初创的中医研究院工作条件差，设备简陋，科研人员不足。
但是，党的“继承、发扬中医药学宝库，积极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政策，成为广大中医药工作者的奋斗目标，也为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屠呦呦增添了力量和信心。
1956年，全国掀起防治血吸虫病的高潮，屠呦呦对有效药物半边莲进行了药学研究。
后来，她又完成了品种比较复杂的中药银柴胡的药学研究。
这两项成果都被收入到《中药志》中。
1959年，屠呦呦参加卫生部举办的“全国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系统地学习了中医药知识。
在两年半的学习中，她不但掌握了理论知识，而且参加过临床学习。
通过这次学习，屠呦呦深深感受到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
她还根据自己的专业，深入药材公司，向老药工学习中药鉴别及炮制技术，并参加北京市的炮制经验总结，从而对药材的品种真伪和道地质量，以及炮制技术有了进一步的感性认识。
“5・3项目”带来的希望 疟疾是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世界性流行病。
20世纪60年代初，全球疟疾疫情难以控制。
此时正值美越交战，两军深受其害。
美国政府称，1967年到1970年四年间，在越美军因疟疾减员80万人，疟疾同样困扰越军。
而拥有抗疟特效药，成为决定美越两军胜负的重要因素。
美国不惜投入，筛选出20多万种化合物，最终也未找到理想的抗疟新药，越南也苦求无果后，便请求中国的支援。
1967年的中国，正值“文革”，几乎所有的科研工作都处于停顿瘫痪状态。
但毛主席和周总理下令，一个旨在援外备战的紧急军事项目启动――发挥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全国科技力量，联合研发抗疟新药。
并于1967年5月23日在北京召开“全国疟疾防治研究协作会议”。
因为启动日期是5月23日，便以“5・23”为其项目代号。
于是，遍布全国60多个单位的500多名科研人员，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以团结协作、资源共享的精神踏上了研发抗疟新药的征程。
“5・23”分为仿造西药或制造衍生物、从中药中寻找抗疟药、制造驱蚊剂等几部分。
其中中药部分的不同研究小组开始尝试多种中药，包括常山、乌头、乌梅、鳖甲等成千上万种中药，但是这些中药提取物要么抑制率不稳定，要么就是药效甚微，筛选出的4万多种抗疟疾的化合物和中草药，均未能有令人满意的效果。
就在国内外都处于困境的情况下，1969年2月，39岁的屠呦呦接受了中草药抗疟研究的艰巨任务。
屠呦呦系统地整理了历代医籍，还四处走访老中医。
她专门整理出了一本《抗疟单验方集》，包含640多种草药，其中就有后来提炼出青蒿素的青蒿。
经过200多种中药的380多个提取物筛选，面对大量失败，最后将焦点锁定在青蒿上。
但是大量实验发现，青蒿的抗疟效果并不理想，其他科研机构也得出类似结论。
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青蒿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
一株小草挽救生命 1971年，抗疟队伍再次在广州召开专业会议，周总理对此作了重要指示。
屠呦呦重新考虑对一些基础比较好的药物进行复筛时，她又系统查阅有关文献，特别注意在历代用药经验中吸取药物合理提取方法的线索，以寻找突破口。
屠呦呦从《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记载中受到启发，认为温度高可能对青蒿有效成分造成影响而影响疗效，便由用乙醇提取改为用沸点比乙醇低的乙醚提取。
1971年10月4日，经历了190多次的失败之后，在实验室里，屠呦呦终于用从青蒿叶子的中性提取部分，获得对鼠疟、猴疟疟原虫100%的抑制率。
用乙醚提取这一步，至今被认为是当时发现青蒿粗提物有效性的关键所在。
为了保证病人用药安全，在动物实验的基础上，进入临床前屠呦呦还带头与课题组的同志一起进行了自身试服。
为了取得第一手临床资料，她这个搞化学实验的科研人员亲赴海南疟区，奔走在高温酷暑下，亲自喂药，并整天守在病床边观察患者体温及疟原虫血片检查的结果。
终于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首次30例临床治疗的成功。
在抗疟药效及临床抗疟疗效获得全胜的基础上，课题组根据工作需要不断壮大，齐心合力，进一步贯彻了当时要求“把实验室当战场”的奋斗精神。
1972年3月根据“5・23”办公室安排，在南京召开的抗疟药内部会议上，全面报告了青蒿提取物对鼠疟、猴疟有100%疟原虫抑制率后，1972年11月即从该青蒿抗疟有效部分中分离提纯得到青蒿抗疟单体，命名为青蒿素。
1981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由世界卫生组织等主办的国际青蒿素会议上，屠呦呦以首席发言人的身份作《青蒿素的化学研究》的报告，获得国内外与会专家的极高评价。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要把青蒿素开发成为全球抗疟措施，从而带动了国际抗疟领域工作的新进展。
迟到的认可 关于青蒿素的发现和应用，在国际学术界已经广为人知。
时至今日，这项伟大的发明仍然造福着全球几亿人，并得到人们的重新审视和尊重。
而屠呦呦的名字，因为其领域的专业性，对于寻常大众是陌生的。
而这么多年，她曾几次被提名院士，但始终没有当选。
美国《细胞》杂志的一篇文章指出，在基础生物医学领域，许多重大发现的价值和效益并不在短期内显而易见。
但也有少数，它们的诞生对人类健康的改善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是立竿见影的。
由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一起研发的抗疟药物青蒿素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青蒿素作为治疗疟疾的一线药物挽救了无数的生命，其中大部分是生活在全球最贫困地区的儿童。
与此同时，拉斯克基金会将这个全世界最权威的拉斯克医学大奖毫不吝惜地发给了屠呦呦，奖励她将一种草药变成了世界广泛使用的抗疟疾药物，其颁奖词为：“显然，屠呦呦的洞见拯救了千百万人的生命，尤其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命，并将在今后抗击这种致命疾病的斗争中继续造福人类。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生物医学界获得的世界级最高奖，而拉斯克奖在医学界有“诺贝尔奖风向标”之称。
但是让国人感到愧疚的是，屠呦呦走进公众视野的方式，竟然是拉斯克奖把中国药学家的杰出成就“返销”给了国人。
屠呦呦在发现青蒿素后40年才获得美国拉斯克奖，也算是一种迟到的认可。
而对于今年9月19日，屠呦呦获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中心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是不是来得稍晚了一些？近日，三次落选中科院院士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宣布，“百亩片”试验田亩产首次突破900公斤。
对于这些非院士做出的巨大成果，是否该让人反思一下某些评定的标准呢？这样“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尴尬，是否可以少一些，再少一些呢？ 历程评述： 屠呦呦，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
1955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
历任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化学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1971年首先从青蒿中发现抗疟有效提取物，1972年又分离出新型结构的抗疟有效成分青蒿素，1979年获国家发明奖二等奖。
2011年9月获得拉斯克临床医学奖，获奖理由是“因为发现青蒿素――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