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舞台多钱一位_国际大舞台的“中国演绎”
65年前,联合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之上建立,其宗旨是稳定国际关系,建立更加牢固的和平基础,让人类不再受战争威胁。
65年来,伴随着国际舞台的风云变幻,联合国在种种考验与挑战中不断发展壮大,从创建之初的51个成员国成为一个拥有190多个成员国的国际大家庭,也为世界和平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自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来,中国对联合国的参与不断深入。
今后,中国将在财政、发展援助和维和等方面对联合国做出更大贡献。
从水稻田到联合国 记者:从你的事业发展历程看,你是从泥土地“走”到了联合国,颇具传奇色彩,能否谈谈你对那段经历的人生体会? 陈健:我自1964年从复旦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分配到外交部,随即进入著名的北京外国语学院翻译班,进一步学习英文。
这里曾走出李肇星、章启月等一大批外交官。
两年后文革开始,我被先后下放到广东汕头牛田洋和江西五七干校劳动,种了三年的水稻。
当时我很羡慕在北方劳动的同志。
北方水稻一年一熟,而我种田之处一年三熟,劳动量大多了。
那时太阳终日暴晒让皮肤开裂,稻田齐膝的水里,牡蛎的碎壳防不胜防,时常让两条腿伤痕累累。
年轻的军医嘲讽我,应响应毛主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节约麻药。
后来我这个满腿是伤的小伙子的倔强出乎他的意料,每次外伤缝针时,我真的主动要求不打麻药。
当时真的很佩服关羽刮骨疗毒,每当回忆这段经历,我会面带微笑。
很多人不太了解我少年时代的悲惨经历,我五岁丧父,母亲也随后去世,在外祖父家长大,叔伯微薄接济维持生活,直至考入复旦大学。
这些经历,造就了我必须以乐观精神面对生活: 我把苦难当成一种磨练,并不抗拒,但让我无法接受的是,学习的权利被彻底剥夺。
周总理有指示,允许我们每天学一小时外语,但军队管委会让我们安心做农民,并说总理的话是指示,不是命令。
军队只服从命令,不服从指示。
剥夺了我们继续学外语的权利。
当时真的想不通,国家花那么多钱培养我们,难道就为让我们种地?今后路在何方! 1971年我回到外交部,但“三年劳动”的后遗症随之凸显:看到英文单词,明明学过,就是想不起意思。
郁闷之极,我每天泡在英文“北京周报”里,到了美国,又成了“电视迷”,拿着笔记本,遇到不会的单词和短语,马上记录下来。
一番“恶补”之后,才重拾英语。
记者:您是如何以副秘书长的身份走进联合国的?还记得第一天上班时的情形吗? 陈健:我是在2001年8月20日到联合国上班的。
当天,我这个部门的办公室主任、一位美国女士到入口处接我,把我带到这个办公室。
我首先签署了就职宣言,表示自己要效忠于联合国,不再接受任何政府的指示。
当时是联合国人事厅派来主管干部,把文件交给我签字。
不过现在,潘基文秘书长已经提出,以后的联合国高层官员要当着秘书长的面举行口头宣誓仪式。
这样会更加庄重一些。
人事厅管理人员在我签字后,向我介绍工资、福利等相关情况。
从政治上说,上班后我遇到的第一件大事是“9・11”。
那一天,本来要召开新一届联合国大会,选出新的联合国大会主席。
但因为“9・11”,联合国大厦不能使用,原定的大会开幕式被迫推迟。
那天,我做的一件事是代替联合国大会主席行使职责,把联合国一些高层官员召集起来,一起商量联大的工作及联大如何对“9・11”进行表态。
最后,我们拿出了一个反恐决议草案。
9月12日,我们召开了新一届联大的第一次大会,选出了主席,通过了反恐决议。
到这里上班后,我需要先了解各部门的工作运转过程。
这个部门太大,有1200人,占据了秘书处的八九层。
光是“走”完各部门、了解他们的工作程序,就花了我半个月的时间。
直到今天,这个部门的大多数人我仍不认识,仅认识管理层,大约50多人。
记者:在这里,您每天思考最多和做得最多的是什么? 陈健:作为部门一把手,我的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大会主席的顾问,坐在大会主席旁边,每天都要考虑如何使联大顺畅运转,同时做好联大主席的顾问。
记者:您在副秘书长位置上的最大体会是什么? 陈健:最大体会就是,联合国不能不反映当前国际上的力量对比等情况。
但是,它又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跳出这种国际力量对比的桎梏,来实现《联合国宪章》赋予它的任务和职责。
联合国作为一个有192个成员国的国际组织,它有自己的使命,也有成员国对它的期望,所以一直处在矛盾之中。
例如,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联合国避免了被美国利用,但同时没能阻止、牵制美国对伊动武,从而引起了联合国历史上一次最大的危机和成员国之间最严重的意见分歧。
联合国在变化,中国也在变化 记者:您在联合国工作期间,展开了一场针对积弊的“持久战”,能否能读者披露一些细节? 陈健:当时 “亏空”问题严重,源自联合国的“文山会海”。
该问题曾饱受外界非议,但数十年来积重难返,连前秘书长安南也慨叹“联合国要被会议和文件淹死”。
各国为显示谈判决心,希望为本国多争取一些利益,但僵持的后果是,会议变成马拉松,结果不会有任何改变。
当时我这位看来比较和蔼的中国人随后的“强硬手腕”让他们史料不及。
联合国高官们原以为来自中国的副秘书长会秉承“稳定压倒一切”,但我却举起改革的利刃。
一场联合国历史上罕见的大幅度改革,矛头直指数十年来的积弊,在会议管理部迅速展开。
对付超时和违规者,会议管理部采取撤走翻译、服务人员等“强制措施”,“挑战旧制度的勇气,颇有变法图强的味道”,在联合国数十年,熟知会议积弊的老同事评价。
政令一出,整个联合国为之震动,阻力亦随之而来。
会议“意犹未尽”就被“勒令离场”,数十年的“老传统”一朝被废,很多人对新规定很不适应。
一些会议主席也打电话给我,要求延长会期,我的各国“老朋友”也纷纷“走后门”。
联合国大会第五委员会主席,新西兰驻联合国大使想尝试一下:“看在我的面子上,再多给我们十分钟。
”我的回答依旧礼貌:我知道你是支持联合国改革的,我如果同意,今后就难以约束其他人,改革目标也难以实现。
面对“人情”,我滴水不漏,各种“高抬贵手”的要求一概谢绝。
对于我的改革,安南给予充分支持,从未下令延长。
五年任期内文山会海积弊大减,联合国风气焕然一新。
5年中,会议管理部年年盈余,由“亏损大户”一跃而成“盈利大户”。
“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向来以稳健著称,但陈健的行动,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人对痼疾也会用猛药。
”一位联合国官员评价。
记者:中国是否全面参与到联合国的各项主要工作当中,并在联合国各个机构和各项活动中都派有代表? 陈健:中国恢复代表权以后,刚开始主要把联合国作为一个讲坛,每届联大,中国代表团团长致辞,向全世界宣讲中国的外交理念、外交政策以及中国对重大国际问题的主张。
最突出的例子是,1974年4月6日,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公开阐述了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表示中国永远和第三世界站在一起,不做超级大国,在联合国引起了很好的反响。
但是,在当时,中国在联合国采取的主要是超脱的态度,在很多问题上不参加投票。
第二个阶段,到80年代,邓小平进行了两项改革。
首先,中国开始接受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还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对中国的援助。
第二,开始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同时,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对于什么样的维和可以进行,什么样的维和不能进行有一定的控制权。
目前为止,中国的维和人数占到了世界第13位,在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排第一。
中国的实际利益已经不局限在国门以内,中国的影响也已经超出了地区。
所以,有很多全球问题都事关中国的切身利益,这就要求中国以积极的态度来参与联合国的事务,维护自身的利益。
气候变化和反恐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两个问题。
中美在碳排放量上在世界上居于领先。
西方国家要求中国承担超过自己能力的责任这一呼声很高。
对中国来说,一方面要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应对全球变暖战略的制定,维护全球的公益;另一方面也要维护中国自身的利益,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承担跟中国发展水平相应的责任。
在这类问题上,20年前中国可以超脱,但是,今天已然无法超脱。
反恐问题也是一样,恐怖主义是全球性问题,给世界各国安全都带来了危害。
中国自身也面临着恐怖主义活动的威胁。
中国必须同世界各国合作反对恐怖主义。
因为,中国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已经有自己的经济利益,有投资、矿产、企业、资金和工人。
这些国家如果发生动乱,就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利益。
它们的和平稳定跟中国有直接的关系。
今后在这些问题上会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将坚持原则和维护中国自己的实际利益更有机地结合起来。
中国对联合国的贡献会越来越多 记者:这些年来,中国全面参与了联合国事务,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在哪些方面受益? 陈健:首先,中国通过联合国这个讲坛宣传了自己的主张。
其次,每年中国领导人利用联合国大会这个舞台,同许多国家和国家集团开展了双边和多边接触,还通过联合国这个渠道与一些非建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通过它,中国取得了联合国专门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财政和技术上的援助。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些援助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点,过去中国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利用的也不多,将来会用的越来越多。
最近有个很好的例子,中国海军舰队的亚丁湾护航,这是中国海军第一次走出国门开展军事行动。
如果没有安理会授权,国际上肯定会兴起一股新的“中国威胁论”浪潮。
但是由于中国是在联合国授权之下、执行联合国的任务,所以不但没有收到非议,而且被认为表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记者:中国在哪些领域可以为联合国做出更多贡献? 陈健:首先是财政方面,中国交给联合国的会费比额已经连续四年不断增长,目前已经上升到3.1 %左右,按照联合国的规定,人均收入低于7000美元,只需要交纳应交费会的20%,打了80%的折扣。
现在中国GDP人均已经达到3700美金,在今后10年肯定会翻一番,到时候会超过7000美金这个门槛。
那时,就不再能享受这个折扣,估计10年内中国的会费会上升至世界第三,紧随美国和日本。
所以我们对联合国的财政贡献会大大增加。
第二,中国对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援助,现在大部分都不是通过联合国来执行的,但是实际上,它们跟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是一致的。
我主张更多地利用联合国这个平台来开展中国和非洲、拉丁美洲的合作,把这个也做成中国对联合国的贡献。
中国应该在维和上再往前走一步,建立成建制的战斗部队参与国际维和。
中国联合国协会:致力“联合国外交” 记者:您作为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请您介绍一下中国联合国协会的主要工作有哪些? 陈健:中国联合国协会是一个民间机构,它的主要工作首先是宣传联合国,宣传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目标,宣传中国的联合国外交,让中国人民更加支持联合国,更支持联合国外交。
我们的网站是:省略,主要介绍联合国、中国联合国外交的发展和联合国协会的活动。
首先,我们支持国内开展模拟联合国活动,模拟联合国活动是让学生代表不同的联合国成员国,就一个或者几个议题进行讨论,使学生了解联合国的运作,我们给予协助。
我们从今年开始办了第一期模拟联合国的培训班,以提高这一活动的水平。
第二个方面,中国联合国协会是联合国研究方面的一个协调机构,协调国内各界,包括学校、研究机构等开展的联合国研究,以座谈会、出书等方式,提高国内联合国研究的水平。
目前我们在这些研讨会的基础上,已经编撰出版了两本书,《中国的联合国外交》和《联合国与和谐世界》。
进入联合国秘书处以及下属机构工作的人数跟交纳的费用是成正比的。
随着交纳会费的增长,中国进入联合国工作的人员数量会有一个飞跃。
另一种是通过考试,联合国每隔一两年,在不同的国家开展国家竞争性考试,从各国通过考试直接选拔人才。
安理会必须改革,也应该改革 记者:您对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有什么看法? 陈健:联合国安理会的组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形成的,它反映了战后国际关系的格局。
65年过去了,国际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但是,由于安理会改革涉及到各方的利益,而目前为止,多极化还只是个进程,还没有定型,这就使得要马上确定今后半个世纪里安理会的格局,难度很大,或者说几乎不可能,条件不具备。
我主张采取一个过渡性的解决办法。
不增加新的常任理事国,而是增加一些半常任理事国,即可以连选连任的非常任理事国。
他们不享有否决权,但可以突破《联合国宪章》非常任理事国只能当一任的规定。
只要一个非常任理事国得到多数的支持,就可以连选连任,一直当下去。
这样,对于想当常任理事国的国家来说,虽然没得到常任理事国的名义,但是获得了实际效果,常任理事国对此也能接受。
总而言之,改革是势在必行的,但是一步到位是不可能的,是一个过程。
从牛田洋的泥水地到联合国总部大楼,陈健说:“做发言人、出使日本、在联合国,工作内容各不相同,但作为外交官,工作能顺利开展,背后都有共同因素:一个不断发展,逐渐强大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