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维世,知道江青的事太多了】 孙维世界
虽然我长她一辈，却只比她大1岁，我们俩是从小一起玩儿的最要好的朋友。
我父亲那时在开封万寿街租住了一套房子。
我在开封省立第二小学时，维世在另一个学校，白天不在一起。
但是晚上我们俩睡在一张床上。
维世从小就喜欢学艺术明星的动作。
到念中学的时候，我们俩不在一地儿念书了。
我还在开封，在明伦女中念初中。
本来，二姐是想把我们送进学校继续读书，可是我们俩想学表演艺术，二姐就找地下党的人帮忙，带我们见了一个人，把我们俩介绍到天一影片公司东方话剧社学习。
大概两三个月，课程完了，我回了开封，在静宜女中上学，维世也回北京上学去了。
后来，维世又去了上海，演了电影，成了初露头角的明星。
那时候投奔延安的青年，一般都先入抗日军政大学。
大家接受了维世的建议，让我不进抗大，而是直接考鲁迅艺术学院。
我便去了。
平时，我没事儿的话，一有空儿也去她们那里。
就像小时候一样，我跟维世什么都聊。
没想到，第二天维世也走了。
维世走的时候我不知道，她妈妈也不知道，是偶然走的。
那个周末我没出门，只等维世来聚，可是没有等到她。
又过几天，我突然收到一封她从新疆托人带来的信，非常奇怪。
打开一看，才知道她已经离开延安了。
后来维世告诉我，那天，周恩来副主席要去苏联治疗胳膊骨折，她跟大家一起去送，临时她也想去，周副主席说那要请示毛主席批准。
维世就上了飞机。
维世在苏联一待就是六七年，经历了苏德战争，也千辛万苦的。
那段时间，她学习戏剧，接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教育，这为她后来从事戏剧导演工作奠定了基础。
因为二姐病得很重。
维世从来非常孝顺母亲，现在，她又是跪在母亲的面前，喂水喂饭，端屎端尿，又是来回找大夫，叫护士。
我们一起陪着二姐的棺材，从天津回到北京，把她安葬在万安公墓。
我和一达那时带着孩子住在北京东华门附近的翠明庄，维世跟组织上说，想和六姨住在一起，组织上就把她也安排到翠明庄了，住我们隔壁的房间。
大家都知道维世的母亲刚刚去世，报纸上也登了，来看她的人特别多，我和一达就帮忙接待。
周恩来夫妻俩也来过。
一见维世，邓颖超就把她抱住，哭了。
我抱着女儿乔乔在旁边，看到周恩来也很难过。
维世一直哭，他们老两口就一直劝慰。
后来我和一达到天津工作，维世则在北京做了她最喜欢的工作――导演。
一放假，她就回她邓颖超妈妈家去。
她管邓大姐叫“妈妈”。
她和金山结婚以后住在张自忠路，跟欧阳予倩等人一块儿住在一个深宅大院里。
突然之间，“文化大革命”骤至。
谁都不会想到，维世的生命旅程，即将终结。
地点都是在北京我的家里，时间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都是晚上。
第一次是在196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维世带头巾，穿大衣，急匆匆来到。
她跟我说她成了“反动艺术权威”了，每天都在刷碗刷盘子洗厕所。
主要的，她跟我说：“六姨呀，江青怎么能出来参政了呢？她出来对大家非常不利，我知道她在上海的事儿太多了，而且她知道我讨厌她。
她非整我不行，我知道她的事儿太多了。
”我们聊了很多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还有江青过去的事情。
那段时间，我的两个小儿子学校没事儿，爱在家里玩剪纸。
维世在我那儿聊天，偶尔看到了那些剪纸，可喜欢了。
她很高兴她的小弟弟们有这样小小的创造性，乐呵呵地欣赏了半天。
第二次，一天黄昏时分，维世偷偷来找我，进门说她已经被软禁了，天天有人监视她，她是秘密地溜出来的。
一坐下，她就告诉我，哥哥死了。
孙泱死了？我大惊。
她说：“他们说哥哥是自杀，我不信，得搞清楚这件事。
”她很难过。
我们谈孙泱，谈他的家人孩子，都觉得他那样乐观的人，不可能自杀。
她问我：“六姨，你还保存着江青在上海的照片吗？”我说：“就是在东方话剧社，她一块儿送给咱们一人一张的那个？签着‘蓝萍’的？还在呀。
”维世说：“就是那个。
六姨，你赶快烧了吧。
要不万一查出来，恐怕就是反革命了，闹不好有杀身之祸呢。
”我理解她的话，也相信她的话――尽管我还以为毛主席会管着江青，不让江青胡来的。
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维世敲开了我的家门。
她带着帽子，帽檐压得很低，大围巾在脖子上围得很高。
我的孩子们平时都叫她“兰姐”，这次，她只是对问候她的表弟妹点头笑笑而已，就进到我屋里。
掩上门，她把帽子掀开一点儿让我看。
我大吃一惊：她的头发已经被剃光了。
给女人剃光头，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一种革命暴力方式。
看到她的样子，我心疼极了。
维世是个多漂亮的人呀！怎么能被弄成这个样子？维世告诉我：“六姨，金山已经被抓起来了。
”我说：“啊？那你可千万当心。
你就一个人怎么办呀？他们会不会抓你？”她说：“六姨放心，我没事儿！”我说：“江青可别不放过你。
还有那个叶群。
”她说：“她们不会把我怎么样。
她江青能抓我什么呀？我没有任何把柄让她抓！”维世愤愤地说：“他们让我说总理的情况，想从我这儿搞总理。
总理（的事儿）我有什么可说的？我能说什么？我又不会胡编乱咬！我看不出总理有问题！”她非常自信，相信自己没有能被人家整的问题。
维世说：“搞总理，就是想把主席身边的人都打倒，她们好为所欲为！”我说：“她们是想‘清君侧’。
”那时候，我们都以为是“清君侧”，不知道是“杀功臣”。
我和维世还议论说，江青在毛主席身边这么多年了，毛主席应该把她教育改造好了吧？不至于太坏了吧？ 维世告诉我的那些事情，使我忧心忡忡；对维世的处境，提心吊胆――那时候好多人在非正常死亡。
但她的自信又让我心绪稍安，而且我觉得，有周总理、邓大姐在，维世起码能有生命安全。
现在斗的斗抓的抓，能说话的人不多了，我总会有机会再溜到六姨这儿来的。
” 可是，那以后，她再也没来过我家。
因为周总理、邓大姐也保不了她了。
她为孙泱之死和金山被捕鸣不平，发出了5封申诉信，分别发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
最后见面那次，我看着她美丽而又自强的面容，听着她愤愤而又自信的话语，对她的前程也有些许乐观。
我没有去设想残酷的明天，更没有去想像悲惨的结局。
我想，维世聪明，她一定能溜出来，能悄悄地再来找我。
我们俩从小就一块儿溜出过学堂。
她一定能平安，一定能来的。
谁料，今生今世，我们再没见面！ （摘自华文出版社《我这九十年：1920～2010 一段革命家庭的私人记忆》 口述：任均 撰写：王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