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山上的林语堂 厦门林语堂故居
台北的阳明山现在是著名的旅游景点与休闲避暑之处。
蒋介石从大陆退至台湾之初，这里不叫阳明山而谓草山，曾在这里建过他的行宫，并将其改名为阳明山，我想，这既是让其有了文化的涵量，纪念了他所推崇的明代大学者王阳明，同时，也回避了“落草为寇”之意吧。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规划建设公园。
也就在此时，林语堂受邀从美返台定居。
这位自小在闽南山地长大并且形成了山地文化观的幽默大师，自然是希望回到台湾有山地可居。
蒋介石理解他，在以茶叙欢迎林语堂之前，便指示有关部门满足他的愿望，在阳明山近市区的半山间给其划出一块地，让其建房安居，快乐生活。
这就是今天位于仰德大道上的林语堂故居，也算是“两蒋”时代的一个礼物、一份遗产。
这不仅是因为曾写过《林语堂：生活要快乐》（大象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而且在大陆寻访过他的足迹：福建平和坂仔――他的出生地，还有那片开始形成他的“山地文化观”的山地；漳州芗城区（原属龙海）――他的祖籍地建造的林语堂纪念馆，并且不止一次来此与管理者交谈；厦门鼓浪屿――他上学的浔源中学，尤其是他与银行家的女儿廖翠凤成婚的那座别墅。
记得我曾一个人来此拍照，独坐林语堂牵着新娘的手走过的长长的台阶上默想；还记得曾与一位在鼓浪屿生活的画家来此寻找林语堂当年的新房，这次我们从后门登上了这座断垣残壁的洋楼，踩着那嘎嘎作响的木板楼梯、白日也得借助昏暗的灯光才能走过的通道，来到林语堂位于后院右厢房的“新房”。
九十年了，沧海桑田，当年盛极一时的漳州路四十八号银行家廖悦发的别墅，“文革”中被烧毁，只剩下一层的断墙，现在连房主是谁都无人知晓了，何来“新房”？只不过是一间高大的树荫下斑驳的木板间。
这些寻访都未见诸文字，倒是对他的出生地，我曾著一篇长文《林语堂的山地故乡》，刊登在东北长春出版的《作家》杂志上。
据说，这座建于半山间的别墅，由林语堂亲自设计。
它以中国四合院的架构模式，结合西班牙的设计取向，融合成为现代感与古典美兼具的建筑。
蓝色的琉璃瓦搭配白色的粉墙，嵌着深紫色的圆角窗棂，典雅而深幽。
当我走近这座心仪已久的建筑时，那个“据说”在我看来是不可信的，建筑不仅体现的是美学，更体现着力学，而美学又建立在力学的支撑点上。
林语堂的房子建在山坡上，力学的意义更不可小视，我当然知道林语堂的审美眼光，但我认为这座别致的建筑，只是体现了他的美学理念与生活观念，而非亲自设计。
回大陆后查了一下资料，果然发现这座房子的设计师为台湾著名的人物――王大闳。
此公先在英国剑桥大学主修机械，后改为建筑，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所攻读，受教于德国现代建筑大师沃尔特・格罗佩斯与密斯・凡・德罗，与另两位知名建筑师贝聿铭和菲力普・强生（Philip Johnson）是同班同学。
王力闳的建筑作品颇丰，其中还有后来的“国父纪念馆”等。
因为有这样的两位大师级人物的合作，才有了这道阳明山的风景。
现在我们就走进这道风景里了。
接待我们的是故居管理处主任蔡佳芳女士，而给我们讲解的则是东吴大学勤工俭学的女学生。
台湾的博物馆基本不让拍照，这里也是如此，但由于我们是来自福建的同行，也就以默许的方式网开一面。
首先进入的是林语堂的书斋，读书与写作的地方。
在《语堂文集》的书斋图片说明中有这样的文字：“林先生的书斋，宁静、整洁、舒适。
他每天清晨五时就走进这间雅致的房间里，勤勉地读书、写作。
等他再捉起烟斗时，才发觉时光的流逝。
”书斋与众不同的是，林语堂的写字台呈月牙形，据说是便于写作时堆书与找书的方便，同时，也是为了阅读时的舒适――他总是把脚架在抽屉上，背靠转椅，让自己处于仰躺着的舒适状态。
这只有林语堂才会出此举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阅读时大多正襟危坐，就是胡适、鲁迅辈学者，也不会有此妄举。
书房很大，写字台只占进门口一角，也与传统的书房将书桌置于中心位置的格局有所不同。
林语堂从美国回台湾，比钱穆从香港来台湾早了两年，两位大学者、大作家来台定居，当为“两蒋”时代复兴文化战略中的一项，所以都得到“两蒋”的关照。
林语堂回台湾前，在美国除《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这本畅销书外，他的三部小说，《京华烟云》（Momentin Peking）、《风声鹤唳》（Leafinthe Storm）和《朱门》（The Vermilion Gate）也令美国洛阳纸贵，介绍中国和印度古代经典的《中国印度之智能》（The Wisdomof China and India）被美国的大学列为教科用书，但林语堂自己最偏爱的英文著作是历时三年完成的《苏东坡传》（Thegaygenius）。
不用说，林语堂在美国都用英语写作，到了台湾，得回到母语的立场与中文的写作上，这于他也不难。
之前的一年，他曾应《“中央”日报》社总编辑马星野先生邀请，开设“无所不谈”专栏。
其实，老蒋先生在世时，报禁与党禁都在，怎么能做得到无所不谈？但林语堂谈得还是很自由，从孔子、孟子到胡适、钱穆、蔡元培，从论骂人、论曲线、论躺在床上、论译诗等等，谈得好好的，就是不谈现实、不谈政治，这是他的聪明之举。
西语云，不咬那只喂食之手，这在当时成了他恪守的道德底线。
但有时也会生出一些麻烦。
比如那篇《论色即是空》，以及重新发表的旧作《“尼姑思凡”英译》等，便引起一片哗然，引佛教界抗议，尤其林语堂作为基督徒而非佛教信徒，更是被佛教界所反击。
再有一事是《红楼梦》研究引起的。
林语堂很早就在研究《红楼梦》，他的小说《京华烟云》颇受其影响，他还曾有英译《红楼梦》的打算。
1951年胡适将他的十六回珍本《乾隆甲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请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三套显微影片，一套存在哥大图书馆，一套送给翻译《红楼梦》的王际真先生，最后一套就是送给了林语堂。
但他返台后发表的研究文章，尤其在论后四十回的真伪问题上，引来了众多的质疑与反驳。
我现在再一次独自反顾了这间书房，想象着那批“无所不谈”的文章、那些纵论红楼的文章，是如何从这间书房中挥洒出来的。
说挥洒，当然是相对而言，其实，写文章都是累人的活，哪怕有一张舒适的书桌。
不同的是，林语堂的文章总是随自己的性灵而挥洒的，不硬求。
望着这张书桌，我忽然想起上海大陆新村鲁迅的书房与书桌，以及窗前的景象，都是那么的不同，甚至鲁迅作文时也可能比林语堂起码要沉重几分，一个夹着纸烟，眼望窗前黑暗的夜空，一个叼着烟斗，架起二郎腿，都在吞云吐雾，但吐出来的气味就是不一样的。
书房中陈列着《当代英汉词典》，一本真正的大书，正是在这间书房中完成的。
林语堂从中学时代对《康熙字典》的质疑到三十年代在上海，便梦想着编纂一部像《牛津简明字典》的中文字典，并且请了三哥林憾庐及张海戈来合作，字典基本编成，尚未来得及最后定稿和出版，林语堂应邀去了美国。
淞沪战争之时，这部共计有六十册文稿的字典，除林语堂带到美国的十三册之外，全部毁于战火。
回到台湾，住进阳明山后，编纂汉英词典的事被重新提起，计划得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的支持，还得到了经费的赞助。
编纂词典有一个五人小组，搜集资料、查核、抄写和秘书等，办公地点设在双城街，林语堂则在阳明山，开始了“如牛羊在山坡上遨游觅食”那样庞大而艰巨的工作，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的冲刺。
她的小女儿林太乙这样记载父亲的工作情景：“最初六个月，大概都花在体例问题上，父亲不惮繁琐，一再提出修正意见，经过讨论，最后决定了‘大样’。
这时，编辑小组开始试稿。
他们帮父亲选择中文单字和词句，加以注释，写在单张的稿纸上面，并依国语注音符号的次序排列起来。
这一切作好之后，把稿子交给父亲，由他审定，再译成英文，稿纸的右边留着空白，以备他起笔之用。
每天七、八个，甚至十个、十二个小时，他都坐在书桌前，用手写出每个字和每个词句的英文意义。
这种繁重的工作成年累月地进行。
凡在草稿中有疑问，他必反复问明出处、用法。
偶尔触发灵感，想到佳妙词语，他便拨电话问办公室同仁，是否已采录。
译到得心应手，他会将纸片交司机送到双城街，供大家共赏。
所有原稿自始至终他都一一过目、修改，并且一校再校。
”此时的林语堂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尽管他自己认为编纂词典，寻找真理，自有其乐，但繁重的劳动还是将他击倒，编纂词典的过程中，先后两次病到住院：一次是在台北，词典将要完工，由于日夜不停，废寝忘食，赶到最后几页，连字都看不清楚了，早上起来，脸涨得通红，嘴巴都歪了，送到医院检查，确诊为“中风的初期征兆”，好在吉人天相，住了两个月出院，继续再干；另一次是在香港，突然大吐鲜血，送进医院进行抢救，医生说是由于身心疲劳过度引起十二指肠脱垂所致，输血，打针，出院后休息两个星期才恢复过来。
实际上，这两次累到住院还算小事，最要命的是就在词典编纂刚刚完成，他最爱的大女儿林如斯因情感所累自杀身亡，这对林语堂和夫人廖翠凤都是接受不了的残酷事实。
这一致命打击，几乎将这对一生都追求快乐的老人击倒。
“姊姊自缢而亡违背了母亲一切生命信仰的依据。
她没有眼泪。
她变成一股精神，时时刻刻提防横祸再度降临。
她像一头猫头鹰，睁大了眼睛注意父亲每一个动作。
她面色灰白，缩紧双唇，话很少。
”林太乙这样记载她的父母亲在失去大女儿之后的情形。
还是林语堂先振作起来，中文大学已经将词典排出来了，他只得投入校对的繁重工作中去，有时，校对到眼睛都看不清楚东西了，林太乙专门买了一座连电灯的放大镜给父亲。
这时的林语堂一面校对，一面得照顾太太，从来都是太太照顾他，这回他得照顾太太，有时还得给她找点事做做，“凤呀，我每校完一面都盖图章，你来替我盖吧！”林太太翠凤就坐到丈夫的身边，默默地等待那一面校过之后的盖章。
1972年10月，这部花了五年心血、成为创作生涯中的巅峰之作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在序中说：“没有一部词典敢夸称是十全十美的。
这一部自不能例外，但人们深信它将是迄今为止最完善的汉英词典。
”林语堂喜形于色，但他说出的话却是：“我工作完毕了！从此我可以休息了！” 现在这部大书就展示在阳明山书房的玻璃柜中，还有那一大摞一大摞的手稿呀，令人叹为观止！ 书房的隔壁是卧室，一张雪白的单人沙发床，一张米黄的单人沙发，一袭棉单长褂，书桌上有一台黑色的拨号电话机，不与夫人同居一室，但廖翠凤与女儿的照片挤满了房间。
在“无所不谈”中，林语堂有《论躺在床上》一文，行文更是风趣散淡：“我需要一个很好的床垫，这么一来，我就和任何人都完全平等了。
”“我相信人生一种最大的乐趣是蜷起腿卧在床上。
为达到最高度的审美乐趣和智力水平起见，手臂的位置也须讲究。
我相信最佳的姿势不是全身直躺在床上，而是用软绵绵的大枕头垫高，使身体与床铺成三十度，而把一手或两手放在头后。
在这种姿势下，诗人写得出不朽的诗歌，哲学家可以想出惊天动地的思想，科学家可以完成划时代的发现。
”林语堂是不是以这种姿势躺在这张床上，完成了他划时代的英汉词典，达到他人生最高的境界？ 卧室隔壁应该是夫人廖翠凤的卧室，再过去是秘书黄肇珩的办公室，现在的故居改变了原貌，两间打通后变成了林语堂文物陈列室。
墙上有“有不为斋”匾额，有自画的比例不匀的《奔马》，有比利时画家早年画他的持烟斗读书的画像，有蒋中正为“语堂先生八秩大庆”在红纸上书写的“寿”字，有宋美龄的《兰花》等等，地面一圈的陈列柜中，有许多林语堂先生使用过的珍贵文物，尤其有九支造型不同、材质各异的烟斗（林语堂一生中用过多少支烟斗，大概连他自己也不清楚，记得漳州林语堂纪念馆中也有好几只，“林语堂√故居”中的那个√便是一个抽象至无限的烟斗）。
有关烟斗的话题太多了，就在这个房间，女秘书黄肇珩与之对话：先生为什么那么喜欢烟斗？烟斗到底有何意义？林语堂有些惊讶，也许他认为秘书的问题有些幼稚，举起左手正烧得发红的烟斗，端详了好半天，才说，我不知道如果没有了烟斗，会怎样？之后便正色道：“我想我会无法定下心来做事，也无法思考。
”女儿林太乙曾回忆父亲醒着时的情景：差不多没一刻停止抽烟。
有一回，林语堂找不到烟斗，便像失魂落魄似的，一边寻找一边自言自语：“我的烟斗，我的烟斗。
”直至找到了烟斗，并将它含在嘴里，才恢复常态，才愉快地有说有笑起来。
林语堂还向女秘书戏说了许多关于烟斗的感想：“口含烟斗者是最合我意的人，这种人都较和蔼，较恳切，较坦白，又大都善于谈天。
”“口含烟斗的人都是快乐的，而快乐终是一切道德效能中之最大者。
”林语堂在列数一大堆的好处后，还动员起女秘书：“我教你一个办法，要鼓励你的丈夫抽烟斗。
”黄肇珩莫名其妙，反问“为什么呀？”“如果他要和你争吵，你就把烟斗塞进他嘴里。
”“如果我丈夫用烟斗圆圆的一端敲我的头怎么办？”林语堂说，这可没有想过，因为他从来都是尊重女性的。
这一老一少、一来一往，仅烟斗的话题就令他们快乐无穷。
现在我要走到庭院去了，就是那处最能体现中西合璧韵味的庭院。
北京四合院的结构，螺旋式的圆柱，擎着一弯回廊，白屋绿院，净静、舒畅，颇有几番“乐隐”的林园之胜。
林语堂曾洋洋自得称之为“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上有月，不亦快哉”。
一出理想的精神憩歇地，可以想象着林语堂手持烟斗，独坐清恬的回廊下，忙里偷闲，欣赏水中的游鱼，水边的翠竹，聆天籁，迎素月，若是雨来，微雨拂面，好不凉爽，更引遐思。
若不久呆，林语堂可以穿过餐厅，来到屋后的阳台，靠在舒适的藤椅上，远眺观音山的烟雨，近观自己亲手植下的南洋松、龙眼树…… 餐厅现在依然可以用餐，故居为旅游者提供饮食，为的是让你体验一下林语堂的生活情景。
车库也改变了性质，成了林语堂著作版本的陈列处，自然是琳琅满目。
中国的现代作家中，林语堂的著作版本、尤其是海外的版本，众多也。
虽然在大陆被拦腰截断近四十年，但它的著作版本依然疯狂生长，亦如阳明山植物的品种。
历史的法则与自然的法则，有时是相似的，任何人为的阻挡都将被法则所消融所替代。
冰心文学馆将开设“海峡作家文库”，林语堂当为首选，我向蔡佳芳主任谈了构想，得到她的支持。
在故居的小书店，我们得到了十几个林语堂的著作版本，但最早的也就是1978年的台湾开明书店的版本，铅印本，用手可以触摸出字体的痕迹。
“电脑时代，铅印本也就快要成为珍本了”。
我很知足地对蔡小姐道谢。
依山而建的房子，屋后多出一层，在高挑的阳台下，昔日林语堂手持烟斗俯视的园子里，是他的长眠之地。
我等一行来缓缓行来，面对钱穆先生书写的“林语堂先生之墓”，向我们福建的乡贤、向文学界的前辈、向学界的泰斗、向“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作宇宙文章”的林语堂先生，深深地三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