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柳树下做功课 [做功课与提问题]
2004年11月，文汇报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专版―――“近距离”专版。
短短两个多月，此专版共推出了１１位新闻人物。
由于是整版报道，图文相配，每次又安排在最醒目的第四版彩印版，因此特别引人注意。
所选人物又全是最近有热门新闻的“大腕”级新闻人物，因此，“近距离”版面问世后，很快就成为文汇报的一个品牌版面，无论是领导层还是普通读者多予以好评。
前两位属于“无心插柳”―――老总没有布置任务，是我自己的命题，被老总确认，写出来上了版面；后一篇是受老总的指派，专程赴北京采访，略有一些波折。
见缝插针采访丘成桐 去年１２月１６日至２２日，经报社老总批准，我受浙江大学新闻办邀请，赴香港采访世界华裔数学家大会。
但对我来说，这次香港之行却给自己加了两个任务：采访丘成桐先生和金庸先生。
丘成桐先生是本次数学家大会的主席，金庸先生是文汇报的老朋友，近两年来，我采写了不下１０篇有关金庸的独家报道，却没有做过系统的访谈。
我有个习惯，无论是人物采访还是事件采访，在采访出发前，必定要认真做一次“功课”―――对被采访的人物或事件作深入的了解，准备一些采访题目。
２００２年８月，丘成桐先生陪同霍金先生到杭州，短短６天时间中，我共向文汇报总部发回１６篇稿件，其中有关于霍金的报道，也有对丘成桐先生等著名科学家的访谈，这组报道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被评为当年上海市好新闻一等奖。
但当年与丘先生座谈的有多家媒体，一次是他一人，一次是５位科学家一起接受采访。
其实，近两年来我一直在关注着丘先生的行踪。
前不久，我还在东方网上发表了评论文章《感谢丘先生的“冷水”》，对他的一次有关奥数的演讲叫好。
但我还是认认真真地开始“备课”。
我查阅了有关丘先生的大量文章，包括他的演讲，同行对他的访谈，有关他的新闻，以及他任学术委员会主任的香港、北京、杭州三个数学中心的有关背景资料。
我设计了以下问题：中国究竟能不能称为数学大国？对中国科学界现状的评估？奥数对中小学生所起的作用？你在多种场合说“数学是美丽的”，这种美丽如何体现？在华裔数学家中设立“晨兴”奖的意义何在？三个晨兴数学中心所起的作用？以及有关丘先生走上数学之路的个人经历，等等。
当然，所准备的问题可以在采访过程中随时调整。
比如，我发现这次华裔数学家大会除了给数学家授奖外，还给香港中学生授予“恒隆数学奖”，香港中学生的获奖论文全都是自己出题目、自己搞调查、自己写论文，且多为应用数学的范畴。
两年前，丘先生在回答我的提问时对中国数学教学科研的功利性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我就此向丘先生提问：您上次接受我采访时对数学教学中的实用主义提出了批评，认为重应用、轻基础的结果必然是拉大了与世界数学水平的差距。
但您却又鼓励中学生到生活中去发现数学，对这种“应用数学”的论文给予褒奖。
是不是您的理念发生了变化？ 作为本次大会的主席，丘先生是最忙碌的，要让会议组织者为我安排对他的单独访问根本不可能。
我只好见缝插针，抓住了三次机会，与丘先生进行了单独的对话。
我特意来到贵宾室，将两年前文汇报发表丘先生的演讲稿的５００元稿费转交给他。
丘先生在一阵惊讶之后，想起了我这位两年前与他有过几次交谈的文汇报记者，我们之间的距离随即拉近。
此前我发现丘先生对香港中学生的印象特别好，于是先提一问：香港中学生这种群体探讨数学题目，用数学来研究小说中的人物关系的现象，您在大陆有没有见过？丘先生很高兴我提这样的问题。
他明确表示，香港中学生的学习方法和数学水平，即使放在世界范围内也属于领先，大陆的中学生已经落在后边。
丘先生对我说：你把这种差距写出来。
随后，他与我谈到了大陆方兴未艾的“奥数”，谈到了学术权贵和学术腐败。
丘先生乐此不疲。
我一直跟在丘先生的身后，一有间隙，就随时提出问题，比如，中国的数学水平与世界的差距有多远？比如数学的美丽如何体现，等等。
第三次机会是在一次宴会上，丘先生来向我们这些记者敬酒。
丘先生停住脚步，认真回答了我的提问。
他说：这并不矛盾，鼓励中学生自己提出问题，自己亲身调查，写出论文，这是培养他们的兴趣，有了兴趣，就会产生爱好，才会去钻研基础性的知识，那才是真才实学。
金庸：万先生，今天可以敞开谈 在赴香港之前，我查看了我在文汇报上有关金庸的报道，发现仅２００４年一年中我对金庸的独家采访报道就有５篇，其中有一篇金庸回应常州老人状告金庸“错字案”的稿件是我去香港前三天（１２月１３日）才见报的。
另外还有《金庸获颁法国骑士勋章对本报记者独家披露获奖感言》（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５日）、《金庸眼中的邓小平（附照片）》（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７日）、《金庸要写〈中国通史〉将具有三大特色：白话文，通俗易懂；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倡导民族融合史观》（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１日）、《金庸获诺奖：子虚乌有》（１月３０日），都是独家报道。
２００４年，有关金庸的新闻依然不断，对于金庸，读者有太多的问题需要了解，文汇报作为一份大众媒体，有必要满足读者的需求。
我在网上搜索时，看到了一篇评述类文章，大意是听说金庸决定辞掉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职务，作者认为是明智之举。
我因此将这一话题也列入我的问题中。
我一共准备了１２个问题：对第三届“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结果如何评说？您一生中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小说家、报人、社会活动家、学者，等等。
如果让您自己选择，您认为您最大的成就是哪一类？对“金庸学”的提法是否认同？作为同行，您认为今天应该如何当记者？您是否辞掉了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职务？您修改金庸小说，专家说好的居多，而读者却是反对的多，您倾向于谁？在小说创作过程中，您是着重考虑故事的好看，还是融进了自己的思想、道德内涵？您认为４９部改编的金庸剧大多不及格，最好的也只能打６０分，但您却还在不断地与人签约，让人将您的小说改编成影视剧，这是为什么？作为一名演员，究竟是形象重要还是内涵重要？一位女生完成了两部武侠小说，一部在高中时完成，另一部是读大一时完成，并都已经由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位女生希望能拜访金庸先生，并与金庸作一次对话，金庸是否接受？各地来邀请您参加各类社会活动，您是否有求必应，是否有选择的标准？尽管您反对商业化操作，但“金庸”却正在成为一门产业，您在主观意愿上是否同意将“金庸”产业化……还有一些有关宗教和政治上的问题。
１２月２０日下午，在香港维多利亚港湾的金庸办公室，我就以上话题向金庸先生作了请教。
这次交谈，是１９９９年金庸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当晚接受我独家采访（文汇报“笔会”版刊发了那次访谈的详尽内容）后的又一次详尽访谈。
说实话，在香港对丘成桐先生和金庸先生的采访，我并没有马上写出来的计划，只是因为在香港有空余时间可以安排，因此做了“储备性”的采访。
谁知道这采访很快就派上了用场。
１２月２３日，从香港回来后的第二天，我到上海参加报社的中层干部会。
下午，先是胡劲军社长让新民晚报的同仁给我打电话，接着又是文汇报老总让人找我，都是约我写同一主题的稿件。
因为当天有一份上海的报纸称：金庸已经辞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的职务。
我告诉两报领导：我访问金庸时提了这个问题，金庸的说法是：他确实给浙大领导写了请求辞职的信，但浙大领导一直在挽留他，考虑到浙大领导的诚意，金庸已经考虑变通的办法，比如暂时还继续当院长，但不再拿一分工资，具体事务交由副院长承担。
１２月２４日，文汇报国内新闻版头条、新民晚报“焦点”版整版分别刊出了我写的《金庸依然是浙大人文学院院长》的独家报道。
而在那之后的几天时间里，国内有多家媒体还在以讹传讹，转载着那则根本就没有采访过金庸本人的“金庸辞掉院长职务”的假新闻。
以至于金庸日后到浙大接受媒体采访时痛斥说：做男人女人都可以去做坏事，但当记者的一定不能去做坏事，一定要做好人，说真话。
当年在明报当社长，如果发现谁说了假话、写了假报道，一定马上开除。
那几天，金庸又成为海内外媒体的新闻人物。
我只花了一个晚上，就完成了上万字的《十问金庸》。
１月１７日，这篇富有新意的独家报道以整版篇幅在文汇报“近距离”专版刊出，数十家平面和网络媒体转载了这篇报道。
而有关丘成桐先生的访谈，报社分管老总盯得我很紧，在２３日完成了《十问金庸》的专稿后，２４日又完成了写丘成桐先生的《数学之美》专稿。
当天就拼出版面，于２７日的“近距离”专版见报。
杨乐愿意接受《数学之美》作者的采访 １２月２６日，新华社刊登通稿：胡锦涛总书记于两天前的２４日看望了科学家朱光亚和杨乐。
分管副总编陈启伟给我打电话，说我在《数学之美》一文中写到了杨乐（我在香港采访时与杨乐住同一宾馆，早晚进出乘同一车，有过简短的交谈），能否专程去北京采访杨乐，为“近距离”专版再写一篇特稿？ ２７日，我向浙江大学数学所的刘克峰先生求助，请他帮我与杨乐院士联系。
刘克峰先生是国际数学界公认的后起之秀，是本届华裔数学家大会颁授的两位“晨兴数学金奖”得主之一，我对他作过两次报道，并在香港期间交上了朋友。
有了这样的基础，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第二天，刘教授就给我来电：杨乐院士已经同意接受采访，让我与杨院士的秘书李小凝先生联系。
刘教授还在电话中补充说明两点：丘成桐先生已经在网上看到了《数学之美》，两次给刘克峰打电话，对此稿给予好评，并让刘克峰转告杨乐，希望杨乐能接受采访；杨乐也已经看到《数学之美》，愿意接受写此稿件的记者的采访。
在其后的两天时间里，我阅读了２０余万字的有关杨乐的文章，整理出了３０余个问题，其中包括十分专业的问题。
当然，我的提问总体上是从读者的需求角度考虑的，着重请杨院士谈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上的问题。
事后，杨院士的秘书李小凝对我说：杨院士近来很少接受媒体采访，因为丘先生和刘克峰教授都希望杨先生接受文汇报记者的采访，而且您提的问题也正是杨先生在考虑的问题，因此，杨先生对您是充分的信任，是放开了和您谈。
稿件完稿后，杨院士十分满意。
只是开始有些顾虑，担心是否会说得太厉害。
考虑再三后，杨院士对稿件作了亲笔修改，稍微磨掉了些许棱角，但对中国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批评基本保留。
文章的“题记”为这篇《杨乐忧思录》点了题：杨乐认为，我国由一个人口大国转变为人才大国需要三个层次的共同努力：一是大力发展义务教育，使全民科学文化素养得以大幅度提高。
二是每个领域都需要大量本领域的专业人才。
通过研究生教育，培养出更多的人才，满足各项事业的需求。
三是各学科领域都应拥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学术领军人物。
遗憾的是，在杨乐看来，这三个层面都存在着严重缺陷。
全文就是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
见报后报社内外反响较好。
写完这三篇稿件，我最大的体会是：新闻采访不是急就章，采访前必须做功课；只有做了功课，才可能向被采访者提问题、才可能与专家型的学者交谈；专家学者也才能尊重你的采访，愿意回答你提出的问题。
这样的功课，有时依靠的是平时的积累，有时需要“临时抱佛脚”，但必须虔诚、必须认真，不能心不在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