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中文艺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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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读者来说，“普希金”已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别林斯基说过：“只有从普希金起，才开始有了俄罗斯文学。”我国对普希金的接受肇始于他的小说的汉译。1903年，戢翼翚译的《俄国情史》是我国正式接受普希金小说的开端。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他的《别尔金小说集》中的大多数小说译成中文。长期以来，普希金的小说广为人知，而他的中文译名却鲜为人晓，也一直未有专论。

普希金的中文译名得从晚清谈起。那是西学东渐的一个特殊时期，洋务派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译介西学蔚然成风，国内报刊如雨后春笋，纷纷创立。普希金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传人我国的。从笔者掌握的史料看，晚清时期普希金的中文译名主要有伯是今、普世金、勃萧坚、普希罄、布希根、波喜金、普式庚、蒲轩根。

伯是今。日本古城贞吉译。古城贞吉（1866 1949），号坦堂，又名古城坦堂，为日本明治时期中国文学史家，历任东洋大学教授、东方文化学院研究所评议员，以著有日本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成名。晚清洋务运动时期，古城贞吉在中国出版的《农学报》《时务报》《昌言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1897年6月6日，他为《时务报》翻译《论俄人性质》，文中说道：“夫俄人之好凭空论事，而少忍耐之力。诗人伯是今所夙称也。其言云，昔有称埃务剧尼者，本多才之士，平生好为大言，耸动人耳目，崇论闳议，冲口而出，然未尝实行其万一，居常蠢尔无为了此一生，是为俄人之情状。”该文译自日本5月26日出版的《东京日报》，这是目前我们所知的诗人的第一个中文译名。

普世金。上海广学会翻译。广学会是由英、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外交人员、商人等在上海创办的一家著名的出版机构。1900年，该会出版《俄国政俗通考》，内有格利老夫（即克雷洛夫）、都斯笃依（即托尔斯泰）和普世金的名字。“有名普世金者，尤为名震一时。”此为普希金的第二个中文译名。

勃萧坚。麦鼎华译。麦鼎华为康有为的学生，《时务报》主要撰述者之一。早年留学日本，译有《社会进化论》《伦理学》《埃及近世史》《西洋史纲》《欧洲十九世纪史》等著作，享誉译界。1903年7月9日，广智书局出版他译日本山本利喜雄的《俄罗斯史》。该书下卷第三十五章如是写道：“今举其文学界中之首屈一指者，则有勃萧坚（Pushkin）、里门德辅（Lermontof）、克尔疎辅（Klotsof）、格利波辅（Gnboiedof）、格格尔（Gogol）、的伽涅辅（Turgenief）、孔查鲁辅（Gontcharof）、卑谑士奇（Pisemski）、阿士鲁威士奇（Ostrovski）等。至言文章之妙处，则有雄健，有典雅，有逸趣，有幽玄高妙之逸品，有透辟玲珑之大作，谐谑百出，以描写官吏社会、地主社会等之实况。”文中所述的作家，分别为我们今天所说的普希金、莱蒙托夫、柯里佐夫、格里鲍耶陀夫、果戈理、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皮谢姆斯基和奥斯特洛夫斯基。显然，勃萧坚之译名系从日文转译而来。

普希罄。戢翼翚译。1896年，戢翼翚作为首批赴日留学生被派往日本。留学期间，他创立译书汇编社，为晚清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他译的《俄国情史》为普希金第一部汉译小说，1903年上海大宣书局出版。这是《上尉的女儿》最早的一个汉译本。此书全名《俄国情史斯密士玛利传》，又题《花心蝶梦录》。据日本高须治助的译本转译。高须治助的译本转译自英译本《The Captain’sDaughter》，译成日文时，小说改名为《花心蝶思录》。该书在明治十六年（1883年）出版，明治十九年（1886年）再版，注名为《斯密士玛利传》。1905年，小说以《斯密士玛利传》之名出版。关于此书，阿英在《翻译史话》中说：“译本封面，题作《俄国情史》，正文前才刻上全称：《俄国情史斯密士玛利传》，一题《花心蝶梦录》，原著者的名字写作‘普希罄’。大宣书局发行。重版时把书名改题为《花心蝶梦》。译者姓戢，字无丞，湖北人，留日甚久。全书意译，十三章，约二万言。”。

布希根。吴持译，浙江钱塘人，晚清著名外国文学翻译家。1907年，他译的溪霍夫（即契诃夫）的小说《黑衣教士》，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根据日本薄田斩译述重译，后收入“袖珍小说丛书”。这是契诃夫第一篇中译小说。全书共九章。在此篇小说中，契诃夫运用了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诗句。如“吾虽至于狂痫兮，不能禁爱怜恋人之思”是《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诗句。这是我国最早译出的普希金的诗句。

波喜金。朱陶、陈无我译。1907年10月24日，《中外日报》刊登《大暴雪》，署名作者是俄国大诗人波喜金。法国小说家仲马原译，英国爱灵生重译，中国朱陶、陈无我同译，标“奇情小说”，登于“新译小说”栏，共五章，1907年11月2日登完。这是普希金小说《暴风雪》最早的译本。

普式庚。鲁迅、周作人等译。1908年，鲁迅以“令飞”之笔名，发表《摩罗诗力说》，刊于《河南》第二、三号。这是我国介绍西欧进步文艺思想的一篇著名论文，内有俄罗斯作家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的文字。“当十九世纪初叶，文事始新，渐乃独立，日益昭明，今则已有齐驱先觉诸邦之概，令西欧人士，无不惊其美伟矣。顾夷考权舆，实本三士：日普式庚，日来尔孟多夫，日鄂戈理。前二者以诗名世，均受影响于裴伦；惟鄂戈理以描绘社会人生之黑暗著名，与二人异趣，不属于此焉。”“俄自有普式庚，文界始独立。”此外，该文还提及普希金的《阿内庚》，即《叶甫盖尼·奥涅金》。是年，周作人以署名“独应”，在《河南》第九期发表的《哀弦篇》，称果戈理的《田园之夜》“为普式庚、如珂夫斯奇所赏，尔后戈郭理名遂盛传”。之后，这一译名被广泛传播和使用，林薇、徐中玉、黎烈文、戈宝权、曹靖华等为其主要译介者。

蒲轩根。冷、毋我、周瘦鹃译。“冷”为陈景韩（1878—1965）之笔名，此外还有冷血、不冷、华生、无名等笔名。陈景韩，松江县人，善写小说，擅长翻译，译作颇丰。胡适对他译文评价是：“冷血先生的白话小说，在当时译界中确要算很好的译笔。”他译的普希金的小说《俄帝彼得》，发表于1909年10月《小说时报》第一期“名著杂译”栏。他与毋我合译的小说《神枪手》，刊于1911年10月《小说时报》第十三期。1912年，毋我译的小说《棺材匠》，发表于《小说时报》第十七期。1926年，外国文学翻译家周瘦鹃翻译的小说《游侠儿》，刊于《紫罗兰》第一卷第二十二期。周瘦鹃将作者译为“蒲轩根”。

民国时期，普希金的中文译名有别于以往，主要有蒲希根、普希金、朴思硁、布雪金、普斯金、朴士金、普式金、普希庚。

蒲希根。陈小蝶译。陈小蝶，浙江杭州人，为陈蝶仙长子，多才多艺，擅长小说诗文，绘画理论造诣也颇深。1916年，他译的《赌灵》，发表于《小说大观》第八集，小说今译《黑桃皇后》。

普希金。瞿秋白、沈颖、安寿颐、耿济之等译，他们为北京俄专的学生，五四时期致力于俄罗斯文学的译介，成就卓著。1920年7月，瞿秋白的《论普希金的〈弁尔金小说集〉》和《〈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收录在北京新中国杂志社出版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第一集。192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安寿颐译的《甲必丹之女》。这是《上尉的女儿》的另一个译本，书中有耿济之、郑振铎写的序文，耿济之写的《普希金传略》。之后，茅盾、宏徒、冯和法、孙衣我、徐声涛等皆用过此名。

朴思硁。西曼译。西曼，原名张西曼，为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的传播者之一。1920年3月15日，《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九期发表他的《俄国诗豪朴思硁传》。该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晋希金的生半和作品情况，其中这样写道：“朴氏作了《告毁谤俄罗斯的人》和《波洛纪诺纪念日》两篇诗，以唤起同群的爱国心。此等诗篇，虽不免对于祖国多所曲护，但出之百年前人的眼光，自然是不能责备的。一八三三年，朴氏被推为‘俄罗斯学会’的会员。他作《甲必丹的女儿》一篇小说之先，曾亲自到了加章和莪热布耳格两省，采访关于这篇著诗的材料。其中事实，是在蒲加觉夫叛乱时发生的。一八三四年朴氏因为发刊《蒲加觉夫叛乱史》的单行本，得了政府二万卢布的补助金。他的诗名，虽然成就了，却是一般鬼蜮社会对于他极尽构陷的能事。”。

布雪金。胡愈之、胡仲持译。胡愈之（1896—1986），浙江上虞人，社会活动家和翻译家。他翻译的小说《丧事承办人》（今译《棺材匠》），署名原作者“布雪金”，发表于1920年《东方杂志》第十七卷第二十三号。胡愈之在“序”中说道：“布雪金的思想，起先是受法国十八世纪文学的影响。”此篇小说是从1831年出版的小说集《Talesof Byelkin》里选译的。胡愈之的弟弟胡仲持（1900 1968），从上述英文译本翻译了《庄主的女儿》。此篇小说发表于《东方杂志》第十八卷第八至九号。在小说下旁注“俄国布雪金原著”字样。

普斯金。郑振铎译。郑振铎（1898—1958），字西谛，祖籍福建长乐，为文学史家、著名学者和翻译家。1921年9月，他翻译的《莫萨特与沙莱里》，署名“普斯金”，刊登于《小说月报》第十二卷“俄罗斯文学研究号外”。

朴士金。孙照译。他翻译的《回乡》，刊于1921年7月16日《晨报副刊》。此篇实为《戈硫辛诺村源流考》的节译，其中开头这样写道：“急切想着重见故乡——就是年轻的时候，在那里嬉游过的——的念头，很不耐烦地把我的自身充分的占领了，我便时时刻刻的催促那个驿车夫，又允许给他些儿酒钱。”。

普式金。艾昂甫、李文望、木子译。1937年2月《新诗》第五期刊登他们译的《普式金诗抄》。

普希庚。依然、季明、碧泉、立达、陈秀文等译。1937年2月，《苏俄评论》第十一卷第二期分别发表《普希庚百年祭纪念特辑》，内有《苏联为什么纪念普希庚》《普希庚与俄国文学》《普希庚的决斗》《关于普希庚》《普希庚的生平》《全世界纪念普希庚》《普希庚百年祭在苏联》《普希庚百年祭》。此外，黄源的《普希庚的一生》一文，1937年2月15日刊于《月报》第一卷第二期。

在20世纪50年代前的我国翻译界，同一外国人名拥有五花八门的中译名，这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正如许地山先生所言：“所译的书所用的字也是犯这个毛病。Toistoi有托尔思泰、杜思台、托尔思台、多尔思梯的写法；Darwin有达尔文、多尔温、达威的写法；Euclid有欧克烈、欧几里德、优克里德、游几烈的写法；这些人的名字差不多天天要接近我们的眼帘的，你看那么平常的译名还有如许变化，那不常见的人名，可不教人摸不着头脑吗？”译者“要在本国文字里找一个和外国音相近的字，是很不容易的”（《我对于译名为什么要用注音字母》）。

那么，为什么普希金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出现了那么多的中文名字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一是转译。普希金早期的中文译名大都是从日文转译的，如古城贞吉的“伯是今”、麦鼎华的“勃萧坚”、鲁迅的“普式庚”、戢翼翚的“普希罄”，上海广学会的“普世金”，陈景韩的“蒲轩根”，胡愈之、胡仲持的“布雪金”，均从英文“Pushkin"’的发音译出。二是译者随主流的译法使用译名。鲁迅采用“普式庚”一名，因此30、40年代的译坛使用这一译名较多，这与鲁迅的文学声望和地位不无关联。另外，如陈伯吹既用“普式庚”[《小金公鸡的故事》（苏俄·普式庚），《文艺春秋》，1947年，第四卷第一期]，又用“普希金”（《普希金与儿童文学》，《文艺春秋》，1947年，第四卷第二期），在同一份刊物上，仅一期之差，用了两个不同的译名，这说明当时的译介者随意性很大，刊物对外国人名的翻译标准没有严格的规定。三是缺乏统一的翻译标准。普希金的俄文原名为Александр СегевичПушкин。如果按照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辛华编的《俄语姓名译名手册》“俄汉音译表”，“Пушкин”的中文译名应为“普什金”，而不是上述译名，然而当时我国尚无统一的俄汉音译标准。如今通用的“普希金”之名，已经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象征符号。从翻译方法来看，上述译名的译法主要是音译法，如布雪金；音、义并用译法，如普世金，不仅与原名音相同，而且蕴含着基督教普世思想和价值观，如金子一般闪亮。而“普希金”之译名，与他在俄罗斯文学上的历史地位一样。这两个译名音义皆备，为相当不错的名字。

由上可见，普希金的中文译名经历了一个从日文、英文、法文、俄文翻译的译名，到约定俗成多种中文译名并存，最后回归统一译名的过程。翻译是沟通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交流的媒介，也是产生新的独特文化现象的媒介方式，上述“Пушкин”的16个中文译名，已经为我们作了最好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