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
摘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广泛传播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有着某些契合点。例如，中国社会原有的均平理想、人学思想、经世致用思想和敢于斗争的传统等。这些都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些民主性精华，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59—8095(2007)02—0031—06。
马克思主义是源于欧洲工业文明时代的科学理论体系，是现代文明的产物。而20世纪初的中国是政治、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并被中国人民所选择、接受，首先归结于其本身的强大生命力、冲击力和感染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离开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而产生的偏狭理论。“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1］（P285）[HT]其次，马克思主义必须取得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价值观念的认同。“社会群体鉴别一个政治制度是否合法的依据，是看它的价值取向如何和它们相吻合。”［2］（P232）[HT]根据本文的需要，我们将致力于对后一问题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契合点和学理上的一致性，我们可以从各种角度去探寻。张岱年、程宜山认为：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中国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3］（P190）吴雁南等人指出：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其传统文化在长期的积淀中留下不少民主性的精华，“儒家的大同思想，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追求，讲求群体的观念以及道家无为而治的理想等，都从不同的层面折射出社会主义的因素，尽管这些因素是空想的、主观的，乃至宗教性的。这些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认知障碍，奠定了他们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心理基础。”［4］（P471）事实正如他们所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确具有许多相容或相通之处，这正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得到广泛传播的深层次原因。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5］（P137）经典作家虽然没有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进行详尽的描绘，但还是确定了其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如生产资料全民公有，“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6］（P438）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脑力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消灭阶级和国家消亡，等等。可见，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大同世界。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宝库里，有一种均平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设想的未来理想社会有一定的契合。这种思想表现广泛，源远流长。正如李振宏教授所说的：平均或均平，是中国古代社会思想、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中的基本范畴。古代的平均思想，主要表现在主张经济平均、政治平均和社会平均三个方面。社会平均的核心是社会公平。均平作为一种文化，它的思想价值在于追求社会的和谐与均衡。这种文化，还被赋予了天地自然之德的自然属性，是人对自然德性的效法，因此有天经地义的正当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7］事实正是如此，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就对各自的平均思想进行了阐述。老子提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君，乐其俗”的要求。［8］（P180）墨子主张“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9］（P95）孔子则设计了一个财富均平的理想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10］（P102）毫无疑问，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均平思想对中国人民的影响最为深刻。到了近代以后，民族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更加深重，中国人民对以均平思想为指导的大同世界的追求和探索也就更加积极。洪秀全设计了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理想天国。［11］（P409）康有为“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12］（P1）构思出了一个无家界、无国界、无产界、一切财产归公的大同社会。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自勉，要求“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轻重厚薄，无有不均”。［13］（P319）刘光复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同作同食，无主无奴，各取所需，各尽所能”的社会。［14］。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均平思想博大精深，并设计出了一个大同世界的理想社会，唯一遗憾的是不能找到一条通往大同的正确道路，但这种理想追求却始终活跃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所以，当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后，立即引起中国知识界的高度重视，并在短时期内得到广泛传播。这就是中国传统均平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认同的典型表现，因为在许多中国人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传统均平思想的现实反映，追求的也就是平均财富、社会公平和公正，因此与中国“天下为公”的大同构想有异曲同工之妙。马克思主义在这里找到了自己适合的土壤和气候，并迅速地扎下根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明显表现出将中国传统大同世界与共产主义世界类比的痕迹。他在探索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世界与社会主义国家苏俄是基本一致的。他说：“在吾国数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此，则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是谓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孔子之理想世界，真能实现，然后不见可欲，则民不争，甲兵亦可以不用矣。今日惟俄罗斯新创设之政府，颇与此相似。”［15］（P36）稍后，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明确指出：未来的社会目标共产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16］（P394）对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大同”社会理想同样是他们认识世界政治发展和选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李大钊在他的“世界联邦”中融进了中国大同思想的成分，认为人类必然统一，而“民主主义、联治主义”等只是通往“世界大同”的记号。［17］（P625—626）他在讴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更是号召人们“一步一步地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18］（P53）陈独秀在总体上对传统文化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但他却相信“大同主义”，认为“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19］（P234）毛泽东在1917年还在呼吁：“大同者，吾人之鹄也。”［20］（P89）直到1919年底毛泽东仍将共产主义描述为“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村，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等天下为公的境界。［20］（P454）。
值得注意的是，深受传统均平思想熏陶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之始，就过分注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均平思想相结合，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进程留下了隐患。如建国以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总是希望通过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实现人们在从事生产劳动、接受文化教育、享受物质生活等方面的均等。他认为：“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21］（P627）“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差距。”［22］（P264）显然，这些都具有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共产主义社会之所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境界，就在于它是一个人的全面解放、自由发展的社会。马克思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23］（P443）未来社会的原则就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24］（P649）要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必须实行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原则。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强调个人服从集体、少数服从多数，一国无产阶级革命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要求人们正确处理私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把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有机地结合起来。他们认为：“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23］（P82）马克思还通过分工理论详细论证了自由在现实生活中所受的主要限制。显然，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就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科学的、革命的爱民、重民学说。
中国传统人学思想的特点之一，就是重民、爱民，以民为本。《尚书》中就有“重我民”、“唯民之承”、“施实德于民”的记载。《左传》、《国语》中也多处显示了以民为本的观点。《左传·桓公六年》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庄公三十二年》载：“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国语·鲁语》中也有“民和而后神降之福”的说法。儒家学说更是集中体现了民为邦本的思想。孔子历来主张重民、富民、教民，在“民、食、丧、祭”这些世间大事中，将“民”列为首位。孟子则明确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著名观点，［25］（P540）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25］（P396）荀子亦主张民为邦本，他的君舟民水理论至今仍振耳发聩。不仅儒家提倡民为邦本，道、墨、法诸家也都具有以民为贵的重民思想。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8］（P112）韩非认为：“善用人者，必循天顺人。”［26］（P85）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一重民贵民的精神不断得到丰富和强化。汉代贾谊曾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27］唐代开国君主李世民认定“君依于国，国依于民”。［28］朱熹则认为“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29］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则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推到顶峰。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不断传入中国，传统人学思想逐步实现近代转型。但其中的重民、富民、恤民的精华始终没有消退。这就为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因为从全局来看，传统民本思想不是对专制君主的否定，而是提醒君主注意自己存在的条件。思想家们提倡重民不是要否定君主，而是向君主献策，把重民作为巩固君主地位的手段。所以，重民思想与君主专制主义并不矛盾，是君主专制主义的一种补充。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就是要把传统民本思想中的精髓落到实处，改变以往靠君主重民的思路，强烈呼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达到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民主自身。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民主主义是个过渡阶段……是向真正的人类自由过渡的阶段。”［23］（P653）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传统民本思想对他的影响十分深刻。他在早年主张以“惟民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的民彝政治。然而，就是在他的这种思想中，也存有不少民本思想的因素。例如：“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视听之器，可以惑乱于一时，秉彝之明，自能烛照夫万物。”［17］（P153）李大钊的这种重民思想，成为他后来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民主政治理论的文化底蕴。陈独秀也是由民本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他在1915年就曾说过：“民主而非国家，吾不欲青年耽此过高理想；国家而非民主，则将与民为邦本之说，背道而驰。若惟民主义之国家，故吾人财产身家之所托。”［30］（P144）后来，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也正是为了从根本上实现重民、爱民、恤民的目标。毛泽东在1919年7月前，尚不能将民本思想与民权思想、平民思想区分开来，他认为平民主义就是“兑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20］（P293）希望通过“民众的大联合”来实现入世救民的目标。显然，中国传统人学思想中以民为本的精华，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中追求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的发展有相通之处。
中国传统人学思想的特点之二，就是以家族为本位，追求人的社会价值。因为中国古史的发展脉络，不是以奴隶制的国家代替由氏族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宗法社会，而是由家族走向国家，以血缘纽带维系奴隶制度，形成一种家国一体的格局。氏族宗法社会的解体在我国完成得不充分，导致氏族社会的宗法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残余大量积淀下来，几千年中，社会组织始终是在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间的宗法原则指导下建立起来。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关系的基本单元是“宗族”。在宗族内，每一个人都不被看成是独立的个体，而起码要和上下两代人（即父、子）发生关联，这样，父亲、自己、儿子就形成三代，这是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最基本的单元。由三代分别向上、下延伸，还可以形成分别以自己的父亲、自己的儿子为核心的另外两个最基本的宗族，实际上形成了三个同心圆。如果仍以自己为核心来考虑的话，这三个同心圆一共包括了五代。如果将以自己为核心的这两层圆圈分别再往上往下延伸，上至自己的高祖，下至自己的玄孙，这样就一共包括九代。这就是古代典籍所说的“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至九而“亲毕”。［31］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宗法观念下，个人是被重重包围在群体之中的，因此，每个人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类，并由此而推演到社会政治生活层面，如朋友、君臣关系的处理，这样，个人价值被社会价值所取代。
反观西方文化，以个人为本位，注重个人的自由的权利。马克思主义无疑讲求个人的独立和自由，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核心是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原则。这就与中国传统人学思想中的宗法集体主义原则和追求社会价值的文化特点，产生了一定的共鸣。正因为这样，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能够坦然地接受并积极地传播马克思主义。
阶级斗争理论的契合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现实精神，崇尚实际而贬黜玄想。因此，以重政务为特征的经世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色。孔子是历史上影响极大的主张经世致用、推崇教化的思想家。他在《礼记》中明确表示：“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至于他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理论，［25］（P230）更是经世重教思想的表现。荀子要求人们“凡言议期命，是非以圣王为师”。［32］（P140）他隆礼重法，王霸并举，目的就是实现其经世理想。孔子和荀子以后，历代思想家无不倡经世，重教化。经过历史的长期积淀，经世致用思想转化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中国知识分子人人胸怀经世救国之壮志。情趣高者，表现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格调低下者，表现为投机钻营。这就不难解释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过程中，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和社会党人等一起加入到传播队伍中来的原因。要经世救国，光靠重教肯定不够。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又赋予了中国人民敢于斗争、不畏强暴的民族精神。在中国历史上，为反对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中国人民进行了无数次抗争，甚至是起义和暴动。尤其是在近代，从太平天国起义、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无不证明中国人民具有敢于战斗、不怕牺牲的文化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