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瑾必有替人] 明代刘瑾是哪里人
刘瑾本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姓谈,生于兴平(今陕西兴平县),自幼净身,做了镇守太监刘顺的义子,因此改姓刘。
明英宗天顺(公元1457—1464年)初年刘瑾入宫。
虽然后人难以找到记述这位小太监生活的直接史料,但我们可以猜想,那时的他是多么卑微、多么战战兢兢。
不过,低眉垂眼的刘瑾获得了一个好榜样,即英宗正统年间(公元1436—1449年)权势威震朝野的宦官王振。
明宣宗去世后,九岁的太子朱祁镇成为皇帝,即明英宗。
王振曾侍奉太子于东宫,朱祁镇对他很是敬畏。
走上政坛后,王振首先摘掉了朱元璋所立的限制太监干政的那块铁牌,然后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贪赃受贿。
《明史》载:“振权日益积重,公侯勋戚呼曰翁父。
”《菽园杂记》曰:王振有一次问不长胡须的工部侍郎王某:“王侍郎,尔何无须?”王侍郎回答:“公无须,儿子岂敢有须。
”据说事情传出去以后,许多家伙把胡须剃去了――因为王振虽然权倾天下,到底太监的生理和权力没有必然的联系――胡须是长不出来了,恁大的官都没胡须,凡僚小官哪能髭须满唇?至于贪污腐败、公开纳贿更不要提了,那是必有的事情,凡绝对的权力总会导致绝对的腐败。
猜想起来,刘瑾对王振崇拜的原因有三,一是出身都不高,虽进了宫,身份却很低贱,任人驱使。
二是有掌控朝廷的可能。
天下是皇帝的,朝廷是皇帝的,只要和皇帝搞好关系,一切皆有可能。
假如天下的事众人说了算,刘瑾就不会在内心树立王振这个榜样了。
三是一旦干政成功,朝臣就会一边倒。
权力这个东西,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
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三月,刘瑾成为皇太子朱厚照的侍臣,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五月,明孝宗去世,太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明武宗。
朱厚照继承皇位时才十四岁,玩性十足,无心处理政事,他让掌管司礼监的刘瑾代替自己“批红”。
所谓“批红”,说白了就是用红笔在大臣的奏章上做批示。
明朝官员呈给皇帝的奏章,先要经过内阁“票拟”,就是在奏章上附上一票签,阁臣把拟好的初步处理意见写在上面,然后交给皇帝裁决,皇帝或看一下内容或只看“票拟”,红笔一挥,在上面做出批示,如“知道了”等等。
一般来说,“批红”这件事是皇权的具体体现,别人代替不得,因为这是决断军国大事的最后一笔,关系朱家王朝的生死存亡。
武宗连这样的事都交给刘瑾,刘瑾怎能不擅权? 正德五年(1510)秋八月,刘瑾因为“谋反”大罪下狱。
他的罪状有十好几条,但武宗还是想把刘瑾送到凤阳谪居。
在明武宗看来,自己待刘瑾不薄,直到看了刘瑾平时使用的扇子里,藏有两把锋利的匕首,才感到事情很严重,始大怒曰:“奴果反。
”传旨锦衣卫迅速查办,刘瑾最后被处以磔刑。
《明史》曰:“狱具,诏磔于市,枭其首,榜狱词处决图标天下。
”有位瞿兑之,在笔记《人物风俗制度丛谈》中详细描述了刘瑾的死刑执行过程:“凌迟刀数例该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
头一日例该先剐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左右起。
初动刀则有血流寸许,再动刀则无血矣……次日则押至东角头……以麻核桃塞口,数十刀,气绝……当胸一大斧,胸去数丈。
”我抄引这段文字,并非为了快意,只觉得弄权一事实在不可捉摸,刘瑾死得那样惨,仍有后来者不断仿效他,原因何在?看来,单纯一个“杀”字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更不是“宠信”某些人,便可避免祸乱朝政的恶果。
然而,“半个男人”干政的问题小了,那个完整的男人严嵩专权问题却大了。
宦官干政、权臣售奸,粗看有异,其实两者都出于共同的原因──专制的皇权。
只要专制的皇权存在,只要专制主义的皇帝制度依旧,“一言堂”就会特别兴盛,宦官擅权的情况便会得以滋生,权奸繁衍就会有丰厚的土壤。
刘瑾之后,魏忠贤依然会出现,并且作恶的时间更长、危害更大,手段却一如刘瑾,毫不新奇。
天启皇帝死后,崇祯皇帝除掉了魏忠贤,但后来他对宦官的信任,超过了他的前辈。
出现宦官擅权现象时,通常的办法,人们一方面咒骂擅权的宦官,一方面强调君主要自律。
公平而言,这两者都有作用,但却不能估价太高。
用为君之道提醒君主,就如门上的一把简易锁,有用,但作用有限。
直白说,对明君圣主是有用的,对暴君、昏君、庸君则是无用的。
然而无论君主如何,臣民都无选择的权力,因此汲取教训也好,严惩乱政者也罢,作用只会显于一时,卷土重来是一种必然趋势。
除掉一个刘瑾容易,遏制所有的“刘瑾”,就不能只靠皇权,更不能只靠操作技巧,而要靠民主制度。
也不知道是我们中国绵长的专制历史使人们习惯了专制之故,还是过去精英们对民主的宣传不客观之故,总之民主给人的印象不怎么好,似乎有了它社会就乱套了,国将不国了。
其实哪里会那样?倒是由着性子胡折腾,可以亡国破家。
想想,是不是如此?■ 【周文燕荐自《文汇报》2010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