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核融合厂隔离屋_“融合”政策背景下的“隔离”
一、相关研究背景回顾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地区城市外来务工人员逐渐增多,但是外来工子女进城读书只能进入专门为外来工子女开办的学校,如果想进公办学校读书,需要交纳高额的借读费或赞助费。
在许多城市中,只有很少部分外来工家庭能够负担得起这么高的费用,其他外来工子女只得进入专门招收流动人口子女的、学费相对低廉的私立学校。
200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委《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这些文件明确了“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农民工子女就学政策,公办学校开始有条件地向外来工子女开放。
2006年修订后的《义务教育法》实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免收学费,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外来工子女也享受此待遇。
由此可见,当前国家关于外来工子女教育政策总体取向是融合,但各地在执行过程中,仍存在不同程度的“隔离”,既有制度性的,也有非制度性的,如城市优质教育资源没有向外来工子女开放,在公办学校读书的外来工子女因表现差而容易受到老师与本地同学的歧视,义务教育阶段后不能继续在流入地读高中等。
这种“隔离”严重影响了外来工子女教育质量,阻碍了其通过读书来实现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社会融合本来是移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并以构筑社会群体之间关系和谐为目标。
[1]“社会隔离”也称“社会排斥”,是指社会成员希望以公民的身份参与社会而被他们不能控制的社会因素阻止了这种可能性,它是社会不平等的表现,如不能享有正常的经济、政治、公共服务等资源。
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认为,遭受排斥本身就是一种剥夺,而且这种排斥会对受排斥人产生很大的直接影响,如导致发展受困,成为社会边缘群体。
[2]中国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社会隔离最为明显,这种隔离不仅存在于政治、经济与社会保障方面,而且也存在于教育方面。
除制度性排斥外,还有非制度性的社会排斥,它是指某些群体因文化方面的差异而受到其他社会群体的歧视,处于一种受排斥的地位,如中国城市农民工容易受到城市居民的歧视,属于城市社会的边缘群体。
[3]外来工子女因表现差而被歧视或排斥,就是一种非制度性的社会排斥。
二、外来工子女就学模式及存在的问题 福州是沿海经济开放城市,外来务工者较多。
据福州市教育部门统计,近年来在福州就学的外来工子女约10万人,在公办学校就读的约占2/3,其余1/3在民办外来工子弟学校就读。
接纳外来工子女就学的多是农村或城郊的公办学校,城区学校没有完全向外来工子女开放。
城区中小学实行划片招生,要求学生家庭拥有划片区内的房产证,而外来工家庭普遍租房居住,拿不出房产证,因此无法就读城区中小学。
城区小学,特别是教学质量被公认为优质的学校没有向外来工子女开放。
本文选取Q小学(以外来生源为主的公办学校)、X学校(民办外来工子女学校)、G小学(有招收外来工子女,但以本地生源为主的公办学校)作为调研对象,以说明当前外来工子女教育所存在的问题。
本文所调查的三所学校涵盖了公私两类学校,以及生源结构不同的两类公办学校,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研究发现,在公办学校中,若外来工子女学生较少,则他们很容易受到歧视;在民办学校中,则普遍存在教育质量低等问题。
1.公办学校的就学模式 Q小学位于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Q村,该村紧邻市区,地理环境优越,再加上1990年鼓山福兴投资区的兴建,这里成为吸纳外来工的主要地区,特别是2000年后流入的外来工数量急剧增长,因此也导致大量外来工子女的涌入,区内所有招收外来工子女的公办学校其外地学生比例都超过本地学生。
Q小学由晋安区政府投资办学,2000年前学校没有接收外来工子女。
2000年后,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以及本村居民外迁至市区,本村生源剧减。
为维持学校生存,同时也为配合福兴投资区企业招工需要,Q小学不得不招收外来工子女,但要求外来工子女的家长必须在Q村周围工厂工作,并在Q村有固定的住所。
由于Q小学教学质量高,吸引许多外来工子女申请入学,目前外来工子女人数已占全校学生数的90%以上。
2007年春节后,福州市严禁公办学校收取借读费后,要求入读Q小学的外来工子女猛增。
2007年秋季入学时,晋安区教育局规定:凡能够提供农业户口本、暂住证及一年以上务工合同、原学校就读的学籍等四项证件的外来务工家长都可以为子女就近申请入学。
教育部门规定每班学生数56人为满员,现Q小学平均班级人数为64人,已严重超标。
2007年秋季原计划只招收一年级新生两个班级(120人左右,报名三天)。
结果前两天内就有180人报名,后实际招收135人。
取消了借读费后,外来工子女和城市人口子女是统一收费的,很多外来工家长认为城市中的教学资源丰富,纷纷将原来留在家乡的孩子带到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这也是晋安区其他公办学校外地生源猛增的重要原因。
晋安区政府对于接受外来工子女的公办学校有一定的经费与师资补充,以鼓励公办学校招收外来工子弟。
因此,Q小学的教学经费得到保障,教师也比较认真负责,教育质量较高。
针对外来工子女的特点和需求,Q小学开展“文明都市人”的活动,将外来工子女的行为习惯培养作为工作重心,要求老师一视同仁、多与家长沟通,改善他们的学习和行为习惯。
Q小学办有学生食堂,提供午餐服务,但不提供寄宿与早晚餐服务,学校也没有校车。
按福州市教育局《福州市区2008年初中招生意见及对口方案》文件,农民工子女入学需提供“三证”:(1)原籍户口本和父母身份证;(2)父母一方与就业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就业所在街道出具的劳动证明,或工商营业执照;(3)暂住证。
文件还规定:“对于无固定职业、住所的外来工,要引导他们的子女回原户籍地就读。
农民工子女免收借读费。
”根据这项政策,那些拿不出“三证”的外来工家庭只能将子女送回户籍地读书,或在福州读民办中学,但福州地区的民办中学多不是针对外来工子女的,普遍收费高,一般外来工家庭支付不起。
G小学位于福州市闽侯县荆溪镇G村,G村胶合板产业发达,拥有20多家规模较大的胶合板工厂 ,用工需求也较多,本地劳动力无法满足众多工厂的需求,只能通过吸纳外来劳动力来弥补。
该校总学生数为480人,外来工子弟230人,约占总数的50%;该校教师总数为19人,生师比为25.3:1,超过国家规定的小学生师比标准5个点。
闽侯县教育局没有出台有关公办学校招收外来工子女的补助政策,导致G小学的学生数增加了,但教师数量并没有相应增加,教师抱怨不迭,直喊“苦”“累”。
外来工子女多没有接受过学前教育,再加上家长忙于工作,没有时间督导子女学习,导致外来工子女的学习成绩普遍偏差。
语文与数学两科,本地生平均成绩一般都在80分左右,外来生只有60分左右。
而外来生的学习成绩也算入教师的考评内容中,因此对教师造成极大压力。
另外,外来工子女的稳定性不高,行为习惯差等因素也导致了对该群体的管理困难。
该校外来生源每学期流失率为10%,而且很多都是私自离开,并不和老师打招呼。
近年来东南沿海闹“工荒”,企业招工困难,G村胶合板企业不免会发生招工困难等类似问题。
为吸引外来劳动力来G村就业,该村各胶合板工厂的老板会许诺帮助外来工解决子女就近入学问题。
一般由企业主亲自出面来学校说情,让学校招收本企业的外来工子女入学。
如果学校不答应,企业主还会邀请村委会主任出面交涉。
因此,纵使教师不愿意接受外来生,但也没有办法阻止。
G小学没有办学生食堂,更不提供寄宿服务,学校也没有校车,这种后勤服务状况是福州市农村公办小学的普遍情况。
在日常学习生活中,G小学的外地学生更倾向与同为外地学生的同学交往,很少去本地同学家玩。
据外地学生反映,本地学生与家长都喜欢说福州话,他们听不懂,感觉很陌生。
学校班干部以本地学生居多,评优方面也是本地学生多,外地学生很少参与。
Q小学成为以外来工生源为主的学校也与本地人将其定义为外来工子弟学校有关。
Q村是“城中村”,当地居民经济收入较高,大都在市内购有商品房。
学校部分教师接受访谈时说,他们认为Q小学本地学生减少并不完全是计划生育造成的,而是有些家长担心Q小学招收外来工子弟会影响自己孩子的成长,而将孩子送到其他公办学校读书,从而导致本地生源不断减少,目前本地生源不到学生总数的10%。
而G小学地处农村,当地村民并不认为本地学校招收外来工子弟会对他们的子女的学习产生不良影响,他们也没有这种意识。
2.民办外来工子弟学校就学模式 X学校位于闽侯县上街镇后山村,毗邻福州一中新校址,现任校长为安徽人王先生,学校由其父投资创办。
学校于2003年春季筹备,投资30万元,于当年秋季正式开学,靠张贴宣传单招收学生。
目前在校生有300多名,分小学部与初中部,初中部目前只有初一年级。
学生家长多在闽侯县上街镇、仓山区金山等地打工,他们来自全国12个省,其中70%来自四川,80%从事建筑与装修工作。
由于在建筑与装修行业就业具有不稳定性,因此造成该校学生流动性大,每学期流失率在40%～60%之间。
学校租用后山村老人协会的一幢楼并自建两间教室,白天因老人协会的活动而无法封闭校门,造成学校管理困难。
上级教育部门对学校的检查主要为教育和安全两大块,因学生住处较分散,要求有校车接送,学生午餐在学校吃,晚上由校车送回家。
由于学校入学门槛低,提供午餐与“午托”管理,以及专车接送学生上学与回家,因此得到外来工家长的欢迎。
学校教师多来自安徽、江西、湖北等地,均为熟人介绍进入学校,一般不对外招聘。
现学校教师人数为12人,因学生成绩较差,教师教学压力大,因此教师流动性也较大,每学期也达20%左右。
由于学生人数少,X学校不可能实现正常的排班,常常是几个年级的学生被混合编在一起上课。
外来工子弟随父母“走南闯北”,见过世面,因此普遍有点调皮、贪玩,学习热情不高。
学生家长忙于打工挣钱,通常每天都要工作10个小时左右,没有时间督导子女学习。
又因为流动性强,从家乡学校转到福州来,中间多有“脱课”现象。
学校的师资力量也不乐观。
学校的教师一般是创办人从安徽老家聘请来的,这些教师的学历参差不齐,有中专、大专毕业的,也有以前当教师退休后来教学的,持“教师资格证”上岗的人寥寥无几,许多教师根本没有教学的经历。
另外,他们常常是一个教师兼任多门课程:教语文的兼教音乐、思想品德,教数学的兼教美术、社会。
这样的结果就是教师的教学不专一,教学成效低下,学生学习乏力,缺乏新鲜感。
校长也向我们抱怨:“我们是民办学校,所有的费用都要自己开支,经费有限,所以难以请到优秀的教师。
” 学校为了维持运转只能最大限度地接纳学生,新学期开学前要四处张贴招生广告,有来即收。
学校配备了两部专车专门接送学生上下学,每天早上7点校车出门接学生入学,最远的学生离学校有近20公里;下午4点左右校车再出发送学生回家。
学校的作息时间和一般的学校有很大的差别:由于牺牲了学生宝贵的早上和傍晚时间,因而实行中午学生自习、教师补课的方式,希望把时间差补回来。
收费情况是每生每学期420元学费,如果午餐在学校吃,另外收50元;如果由校车接送,再收30元。
学生家长对外来工子女学校的要求并不高,学生在学校成绩好不好并不重要,关键是安全,这样家长就可以安心打工挣钱,因此学校的管理责任大于教学。
学校现在面临的困难主要有二:一是师资不稳定,流动频繁;二是生源的减少,原因包括公办学校的门槛放低,以及来自同行的冲击和竞争。
外来工家庭选择让其子女进入外来工子弟学校就读,主要是受家庭社会关系网络资源的制约。
此外,外来工家庭的经济收入水平、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及公办学校教师态度都是影响外来工子女择校的重要因素。
请看这些外来工子女的家长是怎么想的: X学校学生家长:“刚来福州打工,不认得人,不知道送孩子到哪儿上学。
在收破烂路上,看到个广告牌子(指招生广告),咱也不识字,看到桌子在那边,就想到是个学校,过去一问,就是的。
想到跟这块儿住得近,就把小孩送来了,其他学校就没去看了。
” X学校学生家长:“刚来福州打工也没有什么钱,公办学校念不起(他以为公办学校要收高额借读费),又不认得人,不知道到哪儿上学。
我们住的地方离学校有点远,但学校有校车接送孩子上下学,于是我们将孩子送到这家学校读书。
” X学校学生家长:“我就在上街镇大学城摆地摊,托关系将孩子送到××小学(公办学校)。
读了一学期后,教师嫌我孩子读书学习成绩差,又好动闹事,现在不收我孩子了。
我在当地没有熟人,只好将孩子送到这儿来。
” 由以上三个案例来看,外来工选择民办学校主要是没有关系网络,他们没有就业单位,更没有一年期以上的劳动合同。
家长的教育期望在子女的教育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影响子女的教育安排、教育选择,也对子女的学习成绩产生重要影响。
在此次调查中,笔者发现许多外来工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值不高。
他们在谈到关于子女教育的问题时,最常见的一句话就是,“只要他(她)能认识几个字,混到初中毕业就可以了。
”从这句话来看,外来工家长对子女教育问题持“顺其自然”态度,不刻意支持孩子读书。
在他们看来,只要能上学识字,上哪类学校都没有关系;成绩差也没有关系,只要孩子有学校老师照看就可以了。
虽然如此,我们不能说外来工家庭就不关心子女教育,主要原因是他们外出打工辛苦,没有时间管理孩子读书,家庭居住环境差,也影响孩子在课外温书自习。
X学校的王校长总结说,学校有将近50%的学生回家是不做家庭作业的,学生因多种原因无法完成家庭作业。
外来工家庭在城市里的临时住房不足十平方米,有的甚至连张桌子都没有,孩子没有地方做作业。
再加上家长整天忙于工作,家长每天上班或工作将近12小时,回家就是吃饭睡觉,根本没有时间管孩子。
在某些家长看来,外来工子弟学校主要职责是帮助他们照看孩子,至于是否受到较好的教育,他们倒并不在意。
3.两种就学模式的差别与外来工子女的未来 从以上调查到的情况来看,由于民办学校招收经济收入水平较低的外来工子女,收费较低,办学质量与水平也较低,与公办学校相比,民办外来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资源与教学质量明显不如公办学校。
但在公办学校中,如果外来生源相对较少,他们一般得不到较好的照顾,也会影响外来工子女的正常学习与生活。
从两个公办学校的情况来看,Q校与G校都接收外来工子女,但由于生源结构不同,导致教师对待外来工子女的心态不同。
在Q小学,外来工子女占绝对多数,教师没有选择,所以会尽力教好外来工子女。
但在G小学,外来工子女占少数,教师经常将本地学生与外地学生做比较,总感觉外地学生成绩差,有抱怨情绪。
另外,上级教育部门也没有拨相应的经费给学校,使学校教师普遍有消极情绪。
这种情绪如果得不到控制,就会导致教师对外来工子女教育失去信心,从而给这部分学生带来更大的学习与生活压力。
老师只是觉得这些孩子“真是没法教”,本地同学也听不懂他们拗口的乡音,嘲笑他们低下的学习能力。
公办学校教师这种不公平的对待方式,极易造成外来工子女的自卑心理,导致一些外来工子女在公办学校中就学一段时间后,因为受不了歧视而要求转学到民工子弟学校学习。
在外来工子弟学校中就学的都是外来工子女,他们有着相同的身份、相同的地位,处于相对平衡的位置,因而能够平等相处,而不用担心会受到老师的歧视。
公办学校不收学费,民办学校则收取,那么读民办学校花费是否一定比公办学校高呢?由于公办学校不提供午餐与“午托”,以及接送服务,如果外来工家庭住址离公办学校较远,那么其花费往往比民办外来工子弟学校更高。
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后,外来工子女还能继续在流入地接受高中教育吗?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没有这个可能,初中毕业后大部分外来工子女直接辍学,极小部分经济条件较好,可在流入地读高中或职业技术学校。
高中阶段不再是义务教育,学费高且有户籍限制,外来工子女不能就近读高中,只有到私立高中就学,但私立高中收费很高,外来工家庭无法承受。
现行高考制度要求考生必须是本省户籍,这又限制了外来工子女继续在流入地读书的可能性。
因为这个原因,适龄外来工子女在初中毕业后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家境稍微好一些的外来工子女,会在家长的安排下返乡读书;还有一部分会报考没有户口要求的技校、中专、职高等学校,以这种方式实现深造;大部分外来工子女则在接受完九年义务教育后无奈辍学,直接走向社会。
三、总结与讨论 当前国家政策和法律要求公办中小学要无差别接纳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外来工子女就近入学,且不得再收借读费,但这些政策规定并没有得到有效执行,优质教育资源(重点学校,或主要向城市居民子女开放的学校)并没有向外来工子女开放,开放的只是非优质的教育资源,通常是城郊或农村中小学向外来工子女开放,某些公办学校仍是有条件地接纳外来工子弟。
公办学校招收外来工子女,标志着外来工子女教育被总体隔离的局面已被打破,为融合创造了基础。
但在实践中,外来工子女在流入地城市中所受到的教育是处于一种被局部隔离的状态,即在城乡结合部或广大农村地区,外来工子女已享受到与本地生的同等待遇,但在城市里仍没有享受到。
因此,外来工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所受到的社会排斥,既有来自制度层面的,也有来自非制度层面的。
在接受外来工子女入读的公办学校中,“融合”情况也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
而以本地生源为主的学校,因外来工生源不稳定,教育经费也不稳定,影响教师教学的热情,外来工子女学习成绩也较差。
因此,在公办学校中,如果本地生源占多数,外来工子女则受到教师的排斥,反之融合状况较好。
城市居民对于外来工子女入读公办学校有排斥心理,导致招收外来工子女的公办学校本地生源减少,但农村居民则没有这种排斥心理。
福州私立外来工子弟学校收取学费,且教学质量不高,但由于其提供午餐与学生接送服务,满足了部分外来工家庭的需要,所以收费的民办外来工子弟学校仍然有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现在有些地区关闭外来工子弟学校,所有外来工子女都就近转入公办学校就读,但公办学校如果不能解决方便入学以及“午托”与早晚接送服务等问题,外来工子女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将得不到保障。
外来工子女学习成绩普遍差,这与外来工家庭流动性强使其子女经常转学、学校教育不连贯,家庭学习环境差,以及外来工子弟学校教学质量较低有关系。
受高考招生制度的影响,外来工子女在流入地接受完初中教育后,如果想参加高考,必须回户籍地高中就读高中。
根据调查,大多数外来工子女在流入地读完初中后,少部分因家境条件好,会选择在流入地没有户籍限制的中专或技校继续读书,但大多数都直接走上社会。
目前国家对于私立外来工子弟学校只给政策,不给经费资助,影响外来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质量与正常发展。
政府希望这些简易的外来工子弟学校只是过渡时期的产物,但外来工子弟学校解决了流动人口子女的就学问题,且减轻了地方公办学校的压力,地方政府理当资助。
目前最简单的办法是,减免办学场地租金费用。
目前,民办外来工子弟学校多租用已废弃的公办中小学校舍与场地,地方政府应当将一些废弃的中小学校舍场地无偿地提供给民办学校办学。
对于招收外来工子女的公办学校也应当予以财政扶持,以鼓励公办学校招收外来工子女就学的积极性。
针对外来工子女的特殊性,公办学校除要办食堂之外,还应当有校车接送学生上下学。
另外,还要引导广大教师公平公正对待外来工子女,不因成绩差或其他原因歧视他们。
针对一些本地生家长认为外来工子女会给他们的孩子带来不良影响,笔者在此不赞成公办学校搞“独班制”。
所谓“独班制”就是把外来工子女独立编为一个班级,不与城市当地居民子女混同于一个班级之中。
与“独班制”相对应的是“混班制”,就是将外来工子女与城市居民子女安排在同一班级中学习。
“独班制”论认为,由于外来工子女与城市学生之间在学习上存在着差距,学习水平参差不齐,二者混合于同一个班级中,必然加大教师的教学压力,也不利于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同时还可能导致本地学生以及优秀教师外流。
若把外来工子女与城市学生分在不同的班级中,针对外来工子女的不足之处开展教学,实施特殊化教育,反而有利于外来工子女学习成绩的提高。
但“独班制”将外来工子女独立编为一个班级,这本身就是将外来工子女视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来看待,可能造成外来工家长以及外来工子女的反社会、反城市心理,结果必然是不利的。
虽然外来工子女与本地居民子女之间存在着较大社会文化差距,但这恰恰需要外来工子女与本地居民子女之间更多地接触与交往来消解这种差距。
参考文献: [1]佟新.人口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印]阿马蒂亚•森.论社会排斥[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3). [3]卢国显.我国大城市农民工与市民社会距离实证研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6,(4).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乡协调发展研究”(项目编号:05CSH005)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1.福州大学社会学系;2福建莆田学院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王哲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