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变骇为习”的新闻思想及其形成】
1902年10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7期上发表了《敬告我同业诸君》。
在该文中，他提出了“变骇为习”的主张，作为舆论引导的操作思路与手段。
该主张由于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有悖新闻专业主义，因而颇受争议。
但是，一种理念的提出必有其现实意义，我们既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以今人的要求来评判当时的思想理念。
本着“同情之理解”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本文试图探究一下梁启超“变骇为习”新闻思想的形成。
梁启超认为，为了一定的目的，可以发稍偏稍激的言论，以达到“变骇为习”的效果： 报馆者，救一时明一义者也。
故某以为业报馆者既认定一目的，则宜以极端之义论出之，虽稍偏稍激焉而不为病，何也？吾偏激于此端，则同时必有人焉偏激于彼端以矫我者，又必有人焉执两端之中以折衷我者，互相倚，互相纠，互相折衷，而真理必出焉；若相率为从容模棱之言，则举国之脑筋皆静，而群治必以沉滞矣。
夫人之安于所习而骇于所罕闻，性也，故必变其所骇者而使之习焉，然后智力乃可以渐进。
① 由此看出，当提出一种新的思想，引导一种新的舆论时，一开始人们往往不易接受，为了使其接受并打破旧的舆论，可以采取矫枉过正的“变骇为习”方法。
即一开始不妨先提出一个过分的、极端的主张，让人觉得惊世骇俗，难以接受，这个时候再退回一步，退到真正想要的观点和立场。
由于事先已有极端的、过分的东西作陪衬，此时大家反倒觉得并不难接受，这就叫“变骇为习”。
② 至于“变骇为习”的原理，梁氏以晕船者为例，他们一开始在数丈的山间小沟里泛舟都会晕眩，但经过三峡、五湖的航渡，泛舟就不在话下了；经过黄海、太平洋等的历练，在内河航行时也不会晕眩了。
同理于国民的智识开化，“二十年前，闻西学而骇者比比然也。
及言变法者起，则不骇西学而骇变法矣；十年以前，闻变法而骇者比比然也。
及言民权者起，则不骇变法而骇民权矣；一二年前，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则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矣。
”③ 梁启超还劝导报馆同业者，为了实现救国目的，不必怕被嘲笑而过于爱惜自己的羽毛，发表言论时不要考虑个人的得失和名誉，“故欲以身救国者不可不牺牲其性命，欲以言救国者不可不牺牲其名誉，甘以一身为万矢的，曾不于悔，然后所志所事，乃庶有几。
”④这种思想的形成，大致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新闻思想原因 梁启超认为，新闻记者是现代的历史记录者，因此要有史家“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的精神，分清主观客观二界，尤其要学会通过主观阐释来开导国民。
“政府人民所演之近事，本国外国所发之现象，报之客观也。
比近事，察现象，而思所以抽绎之发明之，以利国民，报之主观也。
有客观而无主观，不可谓之报。
主观之所怀抱，万有不齐，而要之以向导国民为目的者，则在史家谓之良史，在报界谓之良报。
”⑤ 所以，只要新闻业者主观认定某一目的，就可以偏激的言论来达成。
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紧接着上述阐释，梁启超就提出了“变骇为习”的主张。
可以说，该主张是建立在“主观之报”思想基础上的主观化操作手段。
梁启超之所以这么强调“主观之报”，是因为相对于报刊的信息事实传达功能，他更重视其作为宣传工具的社会功能和作用。
其在论及报刊与国家及社会舆论之关系时，认为“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
而这与他的政治经历不无关系，他对报刊社会功能与宣传作用的认识，是随着办报实践的丰富而不断发展深化的。
其办报之初，曾将报刊比附为三代的陈诗观风之制，认识较为模糊；到了《时务报》时期，梁启超则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过报馆作为耳目和喉舌，具有去塞、求通、达聪等作用。
他一方面指出报刊正是通过刊发国内外无所不包的各种信息，来发挥它作为耳目和喉舌之作用，国君和广大臣民有了这样的耳目和喉舌，就能去塞达聪，通上下之情和明中外之故。
另一方面，他又将国家比做一个人，说明没有报馆这一耳目和喉舌的危害，以反证报刊的社会作用。
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至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
”因此，梁启超认为报刊是明镜、指路灯和粮食，对于社会、国家和民众都不可缺少并且十分重要。
⑥ 政治观点原因 “变骇为习”这一激烈的新闻主张的提出，与梁启超政治观点的转变有很大联系。
1901年前后，梁启超的政治观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由1898年维新变法的失败直接导致的。
“他不像康有为，死抱住过去的观点，一成不变。
在初期《新民丛报》的许多著述中，梁启超适合广大中国人的口味，对清廷及慈禧太后不遗余力地进行鞭挞，对专制政治无情地加以批判，有时还呼吁‘大破坏’，礼赞武装革命。
”⑦ 客观地讲，在1903年之前，梁启超的思想激进程度几乎可以和革命派画等号。
他讲“革命”，谈破坏，较那时的革命党人的影响面还要大一些。
他甚至认为救中国的唯一出路就是大革命、大破坏。
在这种政治观点的转变中，与其交情匪浅的谭嗣同起了很大作用。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
在到达东京十天后，他就于《日本》 报纸的“文苑”栏上发表了诗歌《去国行》。
如其中“君恩友仇两未月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是对光绪帝和六君子的思念的话，“不幸则为僧月照，幸则为南洲翁”一句，则是咏唱与谭嗣同特殊关系的。
⑧ 正如日本学者狭间直树所言：“烈士谭嗣同庄严的死，确实对亡命者梁启超的思想和实践投射了光彩陆离的光芒。
亡友的遗志必将在幸存者的实践中得到实现。
”⑨ 因此，梁启超在谭嗣同激进思想与行为的影响下，加上维新变法失败之后认清了清政府的腐朽本质，其政治情绪曾一度从平和转向激进（直到1903年游历欧洲后政治态度再度转变），面对数千年来封建专制制度造成的民众麻木不仁的状态，提出了“变骇为习”这种特殊的言论策略。
“新民”理念原因 1902年开始，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发表20篇以“新民”为主张的政论文章，合辑为《新民说》。
而“变骇为习”也于1902年提出，其目的就是“变骇”为“新民之习”。
可以说，“新民论”为“变骇为习”这一言论策略奠定了梁启超自身的社会文化理念基础。
在梁启超看来，中国沉疴累累，加上国人思想保守、奴性十足，需要骇之以解决问题。
那么，为何梁启超注重“新民”呢？在他看来，拥有现代健全人格的国民是一国良好政治的基础；动辄怪之于制度和官吏不能解决深层次的问题，因为制度的兴废取决于人，官员也是自众国人中选拔而来。
他在《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中这样阐述： 国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则其政息焉，譬犹严冬之际置表于沸水中，虽其度骤升，水一冷而坠如故矣。
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偶有暴君污吏， 虔刘一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譬犹溽暑之时置表于冰块上，虽其度忽落，不俄顷则冰消而涨如故矣。
⑩ 总的来说，梁启超“变骇为习”主张的提出有其现实作用和专业意义。
从动机角度说，该观点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和合理性，“纵其笔端之所至，以求振动已冻之脑官”。
人们往往习惯于已有的成见而难以接受新生事物，发表极端偏激的言论，可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惊骇其心灵。
而从新闻专业层面来讲，“变骇为习”背后新闻工作者扮演国民向导者的理念也符合媒体的社会责任要求。
然而，正如黄遵宪1902年在《致新民师函丈书》中所写，“过骇”之言毕竟有损发言者的言论信度，也容易授人口实： 以公往往过言吾信，怀此半年，未与公往复者，虑或阻公之锐气，损公之高论也。
而今日又进一言者，以无智不学之民，愿公教导之，诱掖之，劝勉之，以底于成，不愿公以非常可骇之义，破腐儒之胆汁，授民贼以口实也。
⑿ 更为重要的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有意地发表偏激的言论，然后通过别人的矫正，最后收到“折衷”的效果，这不应该成为言论写作的普遍法则。
自王韬以来，人们普遍尊奉的言论法则是“持论公平”，梁启超自己也提出过言论要公允的主张。
⒀不公正的言论不仅不符合人类社会的一般伦理，更有可能导致非理性情绪和社会动荡。
所以，今人可以学习梁启超该主张背后的舆论引导意识，但对于其偏激一面应当批判看待。
注释： ①③⑤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70页 ②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0页 ④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71页 ⑥李喜所主编：《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54—755页 ⑦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9页 ⑧李喜所主编：《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19页 ⑨梁启超：《校刻浏阳谭氏仁学序》，《清议报》第2册（1898年）。
转引自李喜所主编：《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35页 ⑩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55页 ⑾徐新平：《论梁启超新闻业务思想》，《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9月，第93页 ⑿⒀丁文江、赵丰田主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3页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