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日美家政学理念在中国的传播
摘 要：20世纪初，日本的家政教育理念在中国迅速传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下田歌子“贤妻良母”主义的家政教育理念。哥伦比亚大学的现代家政教育理念传入中国是在民国元年，此时社会思想较为开放，为哥伦比亚大学现代家政教育理念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其间日美两种家政思想互为碰撞。1922年《壬戌学制》确立，下田歌子的家政教育理念逐渐走向衰败，哥伦比亚大学家政教育理念在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6）01—0033—05。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6.01.005。
中国自1840年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就一直在努力向先进国家学习，以期突破此困境。通过明治维新而迅速强大起来的邻国日本因此成为了中国的学习对象。到20世纪初期，很多学科都经由日本引入中国，家政学正是其中之一。中国最早开始投身于家政教育的人士也多有在日本学习的背景，因此在20世纪初，日本的家政教育理念在中国传播得很快，其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下田歌子“贤妻良母”主义的家政教育理念。
下田歌子是日本著名女教育家，生于安政元年（1854年），出生地是美浓（今日本岐阜县）。下田家学渊远，自曾祖父以下均精通汉学，她自幼即学《论语》《孟子》及日本和歌等。18岁选入宫中，以才学为昭宪皇太后欣赏，并被赐名“歌子”。1881年，她首创“桃夭塾”以教育日本贵族子女，塾名即源自《诗经》。1884年任“华族女学校”学监。1893年奉派前往欧洲考察女子教育，并曾在英国皇室附设学校生活过一段时期。回国后，“华族女学校”并入“学习院”，乃改任“学习院女学部”之部长。在负责教育日本贵族子女的同时， 1898年她组织提倡女权之“帝国妇女协会”，国人曾有译文介绍。第二年，在该会之下附设实践女学校及女子工艺学校，招收女学生入学，而下田兼任两校校长。1908年，她辞去“学习院”职务，将实践女学校及女子工艺学校合并为一，名为“实践女学校”。1920年就任日本爱国妇人会会长，并兼任“顺心女学校”“明德女学校”校长。1936年逝世。在此以前，她一直居于日本女子教育界的指导地位。她与中国渊源很深，在清末留日高潮中，她是与中国留学生接触最多、最为关心留学生生活的日本人之一。她所开办的实践女学校，在甲午战争后接收了百名以上的中国留学生，秋瑾就是这些留学生中的一员。
下田歌子任“华族女学校”学监时，曾编纂了一本教材，名为《家政学》。此书不止在日本影响甚广，对中国也影响甚大。在中国至少曾出现过三种不同的翻译版本。分别为署“日本从四位华族女学校学监下田歌子著，浙江单士厘译述”的单士厘版（出版于光绪二十八年即1902年）。同为光绪二十八。
年，稍微晚些时候，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汤钊所译《新撰家政学》，作为“家政学丛书”第二种推出，署“日本下田歌子著，中国汤钊铭三译”的汤钊版。以及曾纪芬所编译的《聂氏重编家政学》上下册，由浙江官书局1903年首次刻印出版。“聂”为曾纪芬夫姓，而之所以名“重编”，是因为其对下田氏原书“详加编辑：去肤存液，删繁就简；僻者略之，阙者缀之”[1]。这本下田歌子所著的《家政学》在中国刮起了一阵家政学理念的旋风。
1903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也就是“癸卯学制”。在癸卯学制中，《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是中国第一个学前教育法规，倡导“蒙养家教合一之宗旨”，目的“在于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以家庭教育包括女学”。《章程》第一章第九节推荐有关书籍，其中就有下田歌子的《家政学》。《章程》原文为：“选取外国家庭教育之书，择其平正简易、与中国妇道妇职不相悖者（若日本下田歌子所著《家政学》之类），广为译书刊布。其书卷帙甚少，亦宜家置一编。”。
在癸卯学制中下田歌子的《家政学》备受推崇，影响很大[2]。自癸卯学制始，来自日本的家政学理念进入了普通家庭，从而开始了大规模的传播和普及。
在当时处在转换期的日本，下田歌子持有女性应该学习知识和技能以自立，为国效力的国家主义贤妻良母思想。她曾列举“日本古代女性的美德”：1.诚实；2.仁慈；3.恭谦；4.贞淑；5.义烈；6.勤俭；7.坚忍；8.淡泊；9.高洁；10.优雅。称赞这是日本女性的纯美感情和坚韧意志的体现。下田歌子认为“现在的女性与古代的女性有所不同，是时代变迁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然而连过去的模范性的美德风俗都全部打破，可绝对不是好事”。她认为，虽然由于时代发展古今女性会有不同，但是传统的德行还是应该遵守的。另外，下田歌子还不赞赏“新女性”的形象，认为所谓新女性特征的理性化、个性主义等完全是明治时期从国外传入的思想。由此，我们可知下田歌子强调传统的女子美德，主张将来女性结婚后，成为妻子、母亲，而遵守妇德才是女性的本分，是最重要的。因此下田认为在日本固有的家族主义基础上的有素质的女性，即辅佐丈夫的贤妻良母型的女性才是理想的日本女性形象。
下田歌子认为家事教育与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有紧密关联，因此家事教育应该与国家主义相融合。她在《女子素质培养》一书中，指出了国家的重要性。她写到：“国家是人类社会活动的根本，离开国家，人类无法生存……而家庭美满，正是国家强大的表现。” 根据下田歌子的思想，家事教育实际是单为女性服务的，是单纯的女子教育。而女子教育的核心应该在于以国体和国粹为中心的“德”上，例如诚实、恭谦、贞淑、勤俭、优雅等，这些都是德。同时，为了使女性掌握作为妻子和母亲的技能，为了家庭和国家还应设置裁缝、家政、育儿、健康等科目。这种家政教育观，可以说是建立在日本固有德行的基础上，既包含了日本自古以来的伦理理念，同时又要求有与时代潮流相适应的女性必备的知识技能。这种思想对当时处于清朝末期的中国社会来说比较容易接受，也是下田歌子的《家政学》及其贤妻良母主义家政教育理念在中国影响一度巨大的原因之一。
哥伦比亚大学家政教育的创办者是著名慈善家格雷斯·H·道奇女士。道奇女士不仅是一位慈善家，还是一位与家政教育关系密切的社会名流。早年她曾与亨廷顿组织“厨房花园”运动，并建立厨房花园协会，主要目标是促进劳工阶级的家事工作技术。1884年厨房花园运动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改组为“工艺教育协会”，将目标扩大为促进男女学生接受任何足以直接影响其住宅与家庭工艺的特别训练，以使其能自立自足。随着大众对工艺教育的兴趣逐日高涨，道奇被纽约市长任命为纽约市教育局长。由于道奇身处纽约，受到当时身为哥伦比亚学院院长巴纳德的影响，开始热衷于手工训练，公益教育协会因而热心于师资的训练，1887年专门成立了训练师资的纽约教师培训学校。纽约教师培训学校于1892年更名为师范学院，并于1898年并入哥伦比亚大学，成为哥伦比亚大学附属的四所著名学院之一，此时道奇担任其总务长[3]。
1899年，由纽约州校董会秘书梅尔维尔·杜威（Mr. Melville Dewey）推动，邀请美国家政学之母理查士夫人等热衷于家政学的美国学者及其他人员在纽约的柏拉赛特湖畔聚会并讨论。与会人士有11人，道奇亦在受邀之列，但由于行程重复未能出席。此次会议会期一周，以家事（Domestic economy）的各个层面作为讨论主题，在后来被称为第一届柏拉赛特湖会议。在此次会议中，与会人士同意以家政（Home economics）作为这个领域的总称。理查士夫人对“家政”两字作了一番解释。大意为“家（Home）是庇护的住所，是养育儿童的所在，是培养个人自我牺牲品质以造就他人获得适应世界能力的场所。经济（Economics）是指对家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做经济有效的管理”[4]。此次会议不仅开启了连续10次的柏拉赛特湖会议（Lake Placid Confeence），更象征着以Home economics命名的现代家政学正式成长为一个独立学科，而非原来常常以Domestic命名的各种家政相关科目。而道奇作为师范学院当时的总务长，自然将柏拉赛特湖会议的理念带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家政专业中。
哥伦比亚大学的现代家政教育理念传入我国的时间要晚于下田歌子的《家政学》。最早详细介绍哥伦比亚大学现代家政教育理念的是钱智修1912年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文章，相比下田歌子的《家政学》已经晚了10年。但此时已经是民国元年，社会上思想逐渐变得开放，可以接受并且向往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因此哥伦比亚大学的现代家政教育理念才有了可以生长的土壤。
1912—1913年，随着民国颁布《壬子癸丑学制》，下田歌子《家政学》的影响力到达了顶峰。在《壬子癸丑学制》中，女性的受教育权得以确立，因此国家当时筹办了各级女子学校。而经过了近10年的传播，下田版的《家政学》已经被大范围地采用为女学或者女学堂的读物。由于《壬子癸丑学制》是参照日本明治维新后新学制拟定的，其中仍然含有一定的封建思想。而下田歌子最活跃的时间正是明治维新后，她的《家政学》就是完全针对当时明治维新后的新学制要求编写的，因此一时风头很劲。然而，《壬子癸丑学制》虽含有一定的封建思想，但它确实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学制。下田版《家政学》中贤妻良母主义以及男尊女卑的思想与资产阶级的精神是不符的，所以下田版《家政学》及其家政理念随着时间慢慢淡出国人视线也在意料之中。同时，1912年，国内也已经出现了介绍哥伦比亚大学现代家政教育思想的文章（前文提及的钱智修发表在《东方杂志》的那篇），为哥伦比亚大学现代家政教育思想与下田代表的日本贤妻良母主义的家政教育思想的碰撞埋下了伏笔。
由1913年《壬子癸丑学制》确立至1922年新学制《壬戌学制》确定的近10年，是下田歌子贤妻良母主义的家政教育理念走向衰败而哥伦比亚大学家政教育理念逐步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时间段。尤其是1919年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使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响彻神州。而中日关系由于1915年的“二十一条”事件以及1919年巴黎和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两个事件走向冰点。国人逐渐开始大幅度转向学习美国，下田的家政学理念日益无人问津。但由于家政师资问题，此时哥伦比亚大学的现代家政教育体系还未能在中国全面开展。因此，总体上这10年是哥伦比亚大学现代家政教育理念与下田的贤妻良母思想下的家政理念并存的10年。
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教育格局，原有的学制体系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在这个决定未来中国教育界整体走向的时刻，哥伦比亚大学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19年10月10日，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五届年会在太原召开（此次会议为正式讨论修改学制系统之始），这正巧是著名教育家，哥伦比亚大学学者杜威访华时期，因此杜威与学生胡适一同出席了此次会议。在年会期间，杜威先后作了“世界大战与教育”“品格之养成为教育无上之目的”“教育上的自动”等数场演讲。10月12日，他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参加教育会联合会第五届年会的代表发表演讲“教育上的试验态度”。杜威在演讲中指出，现在中国尚处在过渡时代，应该极力提倡“试验主义”。他说：“过渡时代的现状，任何事情均属流动不静的，既然感受了西洋的新思潮，须打破盲从制；一面用脑，一面用力，为有秩序的研究。”他的演讲对参加会议的代表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孟禄对此次学制改革的影响要远比杜威巨大1921年9月孟禄来华进行大规模教育调查。抵华伊始，即两次与上海教育界人士讨论学制问题。10月29日，孟禄在进行学校调查期间，专程赴广州参加第7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该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学制，此次会议通过了《新学制系统草案》）。他高度评价与肯定了这次学制改革会议，并发表演讲“平民主义在教育上的应用”，明确指出学制改革的目标在于实现民主主义的教育。，他直接参加了新学制系统草案的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