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与封闭：历史的过程与经验
; 一、开放的时代;。
; 从现有的文字记载看，自古以来，中华就是一个开放的民族。从殷商时代起，中国国内各族之间以及对周边各国各族，开放边界(以致疆界长期是不固定的)，上相互交流。远到今越南、印度临海地区的货贝等物，已在中国中原地区使用。
; 春秋战国时代，从考古发掘的资料看，罗马帝国的产品，如琉璃球等，也运到中国，在中亚地区俄罗斯境内也发现了中国的产品。至于各诸侯国之间的开放程度，从许多国家用别国之人为将、为相、为谋臣、为工程负责人这一点上，就可见一般。这种开放加强了民族和地区间的联系，为建立统一的秦王朝准备了条件。
; 两汉时期的统治者加强对外联系，扩大对外开放的范围。汉武帝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到达大宛、康居(分别在今中亚锡尔河上游东岸、下游及以北地区)、大月氏(阿姆河中部，主要地区在今阿富汗境内)等国。张骞的副使到过大夏(阿富汗)、安息(伊朗)等国。以后，汉武帝的使者到过奄蔡(黑海以北)、条支(叙利亚)等国。东汉时，班超出使西域，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一直到达支海(波斯湾)。中亚、东亚等国也派使者到汉王朝访问和通商。西汉政府在线上设立亭障，便利各国使节和商旅往来。在汉王朝的主动努力下，中外交通日见发达，出现了西北、西南、海上三条“丝绸之路”。随着人的迁徙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的丝绸、瓷器、铁器、漆器等产品和植桑养蚕、冶炼技术、井渠法等也传人朝鲜、越南、日本、大宛、安息等国．而中亚、西亚等地的特产如毛布、毛毡、汗血马、石榴、莆萄、苜蓿、芝麻、胡桃等相继传人中国。中外交流进一步发展，中亚的箜篌、琵琶、胡笳、胡角等乐器、以及印度的佛教传人中国。中外往来，互通有无，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促进了进步和民族的友好与融合，带来了国力的强盛和领土的扩大，使中国成为一个多民族、大版图、生机勃勃的国家。汉代对外开放取得的成功，使其政策为以后唐、宋、元各朝统治者所继承。
; 唐朝时，唐与之通使交好的国家达70多个。唐朝统治者经常派使节、僧侣等到国外访问、学习。其中，玄奘、鉴真等人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亚非地区许多国家也派出“遣唐使”等到唐朝访问、学习。在唐朝的太学中，有为数众多的外国留学生。唐政府机构中，有阿倍仲麻吕等外国人供职。往来于中外之间的商贾不绝于途。唐政府设置了鸿胪寺来接待外国使节和宾客，在不少地方设置商馆以招待外商，设互市监、市舶司来掌管对外贸易。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是唐朝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其中，以长安最为著名。在长安汇集的外宾很多，许多外商在西市经营店铺，长期居住，对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起了促进作用。
; 唐代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西北陆路。五代、两宋时期因战争关系，西北陆路交通时断时续，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主要靠东南海路。福州甘棠港、泉州港和广州港是五代时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至宋代，两宋政府大力鼓励对外贸易。自公元971年起，两宋政府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的板桥镇、秀州的华亭镇、温州等地设置市舶司或市舶务。南宋政府在通商口岸创办外商招待所，如杭州有怀远驿，明州、温州有来远驿等。两宋政府对外国商人和商船采取一系列保护措施。由于大力奖励海外贸易，加上当时造船业的进步，指南针的使用，中国经海上与之通商的亚非国家和地区有50多个，最远的是非洲中部东海岸的层拔。许多外国人在中国居住或经商，在开封还形成了犹太人居住区。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宋朝的铜钱大量外流。在东南亚及非洲索马里都出土过宋代铜钱。它们很可能在那里流通。据此，可以认为，世界上的第一种“世界货币”是宋代的铜钱。
; 元代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较以前有进一步发展。元代的对外贸易区北起朝鲜、日本，南至南亚、东南亚，西达东欧、非洲东海岸。沿海的广州、泉州、温州、庆元(宁波)、上海等城市都是设有市舶司和提举司的对外开放的贸易港口。被称为“汗八里”的大都，当时不仅是元朝的京城，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经济中心之一，东欧、中亚、日本、朝鲜、非洲东海岸、东南亚各地都有商队、使团到大都来。明初，为了发展对外关系，明成祖于1405年到1433年间派遣郑和七下西洋，对亚非各国进行贸易和访问。郑和的远航，经30余国，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红海和麦加。此次远航就时间而言，比哥伦布、达．伽马早半个多世纪；就船队规模及船只大小而言，都超过他们的几倍，显示了中国人的航海技术绝不在西方人之下。
长期的对外开放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不仅加强了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谊，而且促进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战国时期直到15世纪下半叶(明代中期)，中国的经济、科技、、文化一直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国力强大。16世纪初，中国与奥斯曼帝国、波斯帝国并驾齐驱，是世界三大帝国之一，是三大帝国中最先进的国家。;。
;从14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上半叶，中国对外政策出现了一次大转折：从对外开放逐步转向自我封闭。这种转变主要表现在：明政府从洪武年间(1368一1398年)规定私人“片板不准人海”开始，直到嘉靖年间(1552～1566年)，屡下禁海之令(1567年以后有所放宽)。15世纪40年代以后停止了下西洋，即海上远航活动，将对外的注意力集中于北方，在东南沿海则从放到收。
; 实行这种转变有其客观的原因。①明朝自建立时起，就感到鞑靼、瓦剌族的压力，故从洪武年间起到万历年间(1573～1619年)，不断修筑长城。随着北方少数民族在15～16世纪间势力日益强大，北部边境遭受压力加强。②从14世纪开始的日本海盗集团(倭寇)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劫掠、走私活动日渐严重，到16世纪20～50年代发展到了猖獗程度。明政府为此加强从山东到广东的海防。③西方的葡萄牙于1514年(明正德九年)来到中国，既做生意，又在沿海劫掠。1535年还强占澳门(1564年始获中国官方的许可，成为租借)。随后，西班牙人、荷兰人也来中国．荷兰人于1604年、1622年两次占领澎湖，1624年占领。明政府先是为了集中兵力、财力、物力防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在东南海上实行了收缩；继后，出于平定东方来的倭寇、西方来的殖民者骚扰的需要，防范国内反明者与外来势力的勾结，实行海禁政策，除政府自身与海外某些国家或部族建立一定的交往关系，实行“勘合贸易”外，在沿海地区严厉禁止一般商民私自与外国通商往来。 ;。
; 清朝建立初期，为了巩固统治秩序，封锁对郑成功等海上扰清力量的物资供应，于1656年颁布海禁令，不准商民出海贸易,违者处死，货物全部没收。以后又多次下达“片板不准入水，粒货不许越疆”的命令。
;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台湾郑氏降清，国内基本安定，1684年开放海禁，在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设立海关，作为通商口岸．于是对外贸易迅速发展，每年出海贸易船只多至千余艘。历来禁运的粮食等货物大量出口。出海船只有卖掉的，出海的人员也有不回国的。清政府惟恐人民在海上聚众滋事，1711年重申海禁。1717年下令禁止大陆人民到南洋经商，对来中国贸易的外国商船严加防范。实行这项政策的结果，一是政府减少，二是沿海民生困苦。禁令难以维持，于1727年废除。以后对外贸易又有所发展。
; 18世纪下半期，英国发展很快，迫切要求扩大海外。来华贸易的商人增多，这些商人的一些海盗行为与多种不合理要求，引起清政府疑虑。于是，调整对外贸易政策，在陆地对周围邻国仍采取传统的朝贡贸易与睦邻友好政策的同时，对沿海贸易采取一系列严格限制的措施：